西柏坡精神及其哲学内涵

■何 珊

西柏坡精神及其哲学内涵

■何 珊

西柏坡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面临伟大历史转折的西柏坡时期，其主要内容可以用“两个务必”、“两个坚持”、“两个敢于”、“两个善于”来概括。本文结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性转折和革命目标、“两个务必”、“两个敢于”、“两个善于”、“两个坚持”归纳为西柏坡精神在理想目标、价值观、意志、方法及民主共五个层面的内容，并深入分析其中的哲学内涵。

西柏坡精神；革命理想；社会主义实践

何 珊，河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河北石家庄 050051）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凝练出了以“两个务必”、“两个敢于”、“两个善于”、“两个坚持”为核心内容的西柏坡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西柏坡精神不仅为新中国的成立提供了精神力量源泉，而且与时俱进，为当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及一贯坚持的最高革命理想、“两个务必”、“两个敢于”、“两个善于”、“两个坚持”分别代表着西柏坡精神的理想目标层面、价值观层面、意志层面、方法层面以及民主层面，这几个方面相互联系，构成了西柏坡精神的逻辑结构，并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

一、西柏坡精神的理想目标层面：历史转折时期的阶段性目标和最高革命理想

任何革命精神的产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和具体革命实践的特点。在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处于革命低潮时期，产生了以“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为主题的井冈山精神；在反围剿失败、战略转移时期，产生了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的长征精神；在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时期，产生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题的延安精神。可以说，时代和革命实践的需要决定了“精神”的内容和性质，而“精神”作为一种对实践的理性认识又指引和支撑着人们进行革命实践，实现革命目标和理想。

西柏坡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即从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从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领导农村的转变、从局部执政向全面执政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西柏坡精神就是在这种伟大历史转折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其内容和性质则是由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性革命实践目标和最高革命理想所决定的。作为对阶段性目标和最高革命理想的理性认识，西柏坡精神又支撑和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不懈地努力实现西柏坡时期的阶段性革命目标和未来的最高理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定了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纲领，即在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实现中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平稳转变，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一基本纲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制定的阶段性目标和最高理想。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革命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1］(P686)， 且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与最高革命理想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相比，阶段性革命目标具有现实性和时限性的特点，反映了具体时代背景和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这使得在特定的革命时期形成了能够满足特定革命实践需要的革命精神，且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革命形势和革命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从横向空间维度来看，在不同革命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尽管主题和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革命理想决定了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西柏坡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以及延安精神的延续，而且，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为了满足革命实践新的需要，西柏坡精神也会随之与时俱进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上发挥其当代价值。

二、西柏坡精神的价值观层面：“两个务必”

“两个务必”，即“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务必艰苦奋斗”，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价值观和作风要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价值观是社会观念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唯物史观认为，由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由其决定，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尽管经济基础对观念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以政党建立的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则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对观念上层建筑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

由此可知，价值观作为在特定的社会物质经济条件下由人们关于主客体间各种价值关系的认识构成的观点体系，其性质和内容受统治阶级政治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并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其价值观性质和内容有本质的不同。毛泽东的一句话可以凸显这种鲜明的对比：“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2］(P1048)可以看出，“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一以贯之的价值观，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剥削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观，“两个务必”的提出是由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具体革命实践需要和阶段性革命目标决定的，并在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过程中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西柏坡时期，三大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然而，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有些共产党人可能经不住考验。骄傲情绪，贪图享乐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在党内蔓延滋长。党内的意志薄弱者可能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攻击征服。这些问题和现象与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和革命的新形势格格不入。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已经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要革命实践问题，预示着未来的道路会更长，责任也更大。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革命胜利和全国执政的严峻考验，因此，毛泽东郑重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P1438-1439)可见，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折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阶段性目标和革命实践需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以 “两个务必”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而“两个务必”作为中国共产党基于具体革命实践形成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价值观也必然推动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的行为取向来实现阶段性革命目标和伟大理想。

三、西柏坡精神的意志层面：“两个敢于”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高潮时期，是否敢于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能否抓住有利时机将革命进行到底，建设一个新中国，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课题。为此，中共中央提出 “两个敢于”，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就提出，尽管还有很多困难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他还曾严正指出，我们具有不被敌人屈服，能够压倒一切敌人的一往无前精神。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则正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取精神，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坚定意志的具体体现。

恩格斯说：“事物对人的影响，表现和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以感觉、思想、动机、意志为形式的‘理想的意图’，并以这种形态转变为‘理想的力量’。”［4］(P228)这里所说的“理想的意图”，就是实践目标，反映了人的某种内在需要。而人的这种内在需要则产生于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具体物质实践。在具体物质实践过程中，人们产生了对当前现实的不满足（即内在需要），并产生了超越现实、创造更美好的理想愿望，即实践目标。这种“理想的意图”之所以能够成为“理想的力量”，是因为人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理想愿望的同时，也产生了实现这种理想愿望的意志，使得实现这种理想愿望的实践活动，并非一种“理性活动”，而是由意志作为动力的“感性活动”。由此可以看出，意志是在具体物质实践中伴随人的内在需要、理想愿望及实践目标而产生，其性质和内容是由人的内在需要、理想愿望及实践目标决定，并作为动力因素促使人们通过实践满足其内在需要，实现理想愿望和实践目标。根据物质实践与意志的这种辩证关系，“两个敢于”体现的中国共产党坚定的革命意志，一方面是由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具体革命实践目标及崇高革命理想所决定的；另一方面，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则作为强大的精神动力，促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一往无前地战胜强大的敌人，不断向崇高革命理想迈进。

四、西柏坡精神的方法层面：“两个善于”

“两个善于”，即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面对即将到来的繁重经济建设任务，在总结长期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在初步探索建设新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极其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一种按照中国实际国情搞建设的科学精神。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科学方法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运用和生动表现，体现了无论闹革命还是搞建设，中国共产党都坚持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这样一种根本法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相结合是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基本条件。［5］(P532)这就是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定革命策略，必须做到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作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实事求是既是科学精神，也是科学方法，即实现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现实与理想相统一的中介。只有采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才能在实践中把握真理，实现价值；只有采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才能在实践中找到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规律，将理想转化为现实。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在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面对能否学会建设、能否搞好建设的问题，毛泽东针对国内外一些人的怀疑甚至悲观的论调，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解决了目标设定和途径道路问题，并做出了科学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P1439)这种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是党一贯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方法原则在西柏坡时期的具体运用。正如周恩来所说：“从延安整风到全国解放，我们发扬了毛泽东同志坚持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取得了全国胜利。”［6］(P313)

五、西柏坡精神的民主层面：“两个坚持”

“两个坚持”，即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民主作风和民主制度在西柏坡时期的弘扬。作为西柏坡精神的民主层面，“两个坚持”的提出是由中国共产党崇高的社会理想及西柏坡时期阶段性目标决定的。

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作风和民主制度，是发挥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以实现阶段性目标的政治保障。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万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3］(P1258)刘少奇在1947年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说：“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是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7］(P204)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包括西柏坡时期在内的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始终坚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才能够推翻“三座大山”，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除了坚持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团结和组织各民主党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从而粉碎了蒋介石的政治阴谋，赢得了第二条战线的胜利，“如果没有建立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3］(P1257)。

此外，在革命队伍内部，中国共产党高度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民主作风，加强和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确保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立场。可见，坚持依靠群众和团结统一，为中国共产党能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并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六、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所面临阶段性革命任务及一贯坚持的崇高社会理想与“两个务必”、“两个敢于”、“两个善于”、“两个坚持”构成了西柏坡精神在理想目标、价值观、意志、方法及民主五个层面的内容。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两个务必”为行为指南，“两个敢于”为精神动力，“两个善于”为科学方法，以“两个坚持”为政治保障，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西柏坡时期的革命目标和伟大历史转折，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向伟大社会主义理想不断迈进。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A］.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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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18X（2015）12－0029-04

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西柏坡精神高校德育价值研究”（HB14MK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