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培育福州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林丽娟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福建 福州 35001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1]这为新时期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明了方向，是顺应国际经贸发展新趋势的需要，不仅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规则制定，更有利于追赶世界最先进的开放方式、加快培育开放型经济的新优势，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福州市1984年被列入全国首批14个对外开放沿海城市之一。30多年来，福州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政策空间和独特的优势，培育建设了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基本上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目前，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获批，同时福建被中央赋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这又将为福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在当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尤其是体制机制的约束。而克服这些问题及其背后的体制痼疾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把握契机，应对挑战，着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增创开放型经济的新优势，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是福州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影响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福州开放型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及经济新常态下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的转变，影响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及瓶颈约束日益明显，体制机制束缚日益成为影响福州开放型经济升级的最大制约因素。当前福州开放型经济的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和体制机制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观念的障碍

总体认识偏差、开放观念滞后是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存在的一大问题。开放观念的滞后的一种表现是存在着一定的制度惯性，一些县区仍然只善于“引进来”，不善于“走出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强，不利于吸引更多的先进生产要素服务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国3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外开放实施了外援工业化的战略，这与改革开放初期资金缺乏、产业技术水平低下是相适应的。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现在不缺资金，同时中国的产业基础也发展起来了，我们具备了走出去的可能，同时由于产能过剩也有必要走出去。所以过去我们重视引进外资是对的，但是今天促进国际国内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面临调整和转型的问题，我们不仅要高水平引进来，同时还要大规模走出去。在引进外资方面，不能靠拼规模了，要高水平引进外资。在进口方面，要大量引进高端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特别是要大量引进与高端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才能使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在走出去方面，鼓励资本大规模开拓国际疆域，不仅要输出商品，还要输出资本，做到两个轮子同时转；开放观念的滞后的另一种表现是对于当前全球化的新变局有认识上的偏差，跟不上全球形势的变化，缺乏国际视野和开放思维，认为全球化的新标准、新规则只是为了遏制我国发展，对福州对接高标准的国际规则形成较大制约；开放观念的滞后的还有一种表现是利益掣肘问题仍还存在。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审批利益、收费利益、垄断利益等利益掣肘问题都有待解决，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经常因牵扯各种利益关系而引起了结构矛盾，能否突破利益关系的掣肘，这是决定新时期开放水平能不能加快提升的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

（二）自身体制的束缚

随着开放红利的衰减，当前福州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遇到诸多问题以及来自自身体制机制的阻力。主要表现为：福州的发展不论速度还是质量都不尽人意，地方财政收入被厦门超越，总量被泉州超越，城市位次也不断被郑州、长沙、西安、合肥等内陆省会城市超越；产业转型升级成效不显著，工业投入少，核心竞争力弱，吸纳人才能力不强，工业经济优势不明显，园区小而散，缺乏明确的产业定位；福州长期以来忽视培育跨国企业；龙头作用意识薄弱，对外辐射作用不强；近台优势发挥不够；政策开放度和扶持力度不大；执行政策死扳，政务理念不够开放；一些部门热衷于事先把关而放弃事后监督与服务；公正用人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体制机制与全球化新规则的冲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始进行结构调整，并对全球化进行反思，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最大的赢家，是因为中国不公平竞争，搭了全球化的便车。于是从2009年开始，美国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转变，传统国际规则中的市场准入、关税降低已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诉求，高标准的新规则成为全球化新变局的焦点。从BIT、TPP、TTIP以及美国推动的服务贸易协议谈判来看，美国主导的国际新规则突出更高标准的要求，其中的核心涉及竞争中立、投资准入和权益保护等内容。按照全球化的高标准规则，强调公平竞争，政府不能因为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厚此薄彼，这对享有优厚待遇的部分国有企业是个挑战。此外，美国主导的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还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知识产权保护、劳动用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更高要求等等。我们目前的审批体制、投资管理办法等与这样的高标准规则存在一定的距离，不能够适应高标准变化的国家就将会被新一轮的全球化所边缘化。如何通过推进改革使我们的体制走向一个更高的标准，是应对这种国际规则新变革、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二、创新机制，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增创开放新优势、打造福州开放型经济升级版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以便克服扩大开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及体制痼疾，更好地应对国际规则的变化，使得未来“开放红利”能够永不中断。

福州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必须采取以下重点改革举措：

（一）加快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新变局的出现，外商对华投资也呈现出新特点。为积极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有必要对现行规定做出相应调整和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等要求；国务院多次强调政府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要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要把外商投资项目管理由全面核准改变为有限核准和普遍备案相结合的管理方式等等。对此，福州要探索创新“5•18”海交会体制机制，加强“三维”对接；在福建自贸区建设过程中，福州片区作为省会中心城市的自贸区建设，要发挥自身优势，重点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平台以及两岸服务贸易合作和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加快“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相关政策的落实，在福州率先对台湾先行先试“非禁即开”的模式，进行投资准入体制改革。结合实际加快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创新，为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提供重要示范作用。

（二）加快对外投资机制的创新

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建设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企业走出去要面对国际的新形势，在投资审批、金融服务、外汇管理、货物进出口、人员出入境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如果对企业走出去战略方面不进行松绑，不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跟国际企业竞争是相当吃力的。所以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扩大对外投资，放宽各种限制，推进金融、担保、外汇和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体制创新，进一步为市场主体“走出去”松绑。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三个允许”，即“允许企业和个人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2]这将鼓励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推动我国对外投资迈上新台阶。

（三）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最大限度简政放权，优化招商环境，使政府职能更快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所有市场主体营造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举个例子，福建离台湾很近，长三角离台湾更远一些。但是由于长三角的投资、发展的软环境比我们更优越，台商来大陆投资时更多选择长三角而不是福建。所以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物流成本、劳动力成本等生产因素的边界约束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只有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处理好市场调节经济的“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经济的“有形之手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决定性作用，才能创造出开放型经济的新的竞争优势。

（四）加快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

目前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近年来，在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发达国家逐步把服务输出作为平衡国际收支的主要手段。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驱动福州经济的发展，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服务消费和就业，增强福州开放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经济新常态下，生产要素存在数量边界的约束，导致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福州必须加快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利用对台开放的独特优势，重点是扩大服务业开放范围和领域，率先向台湾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加强与台湾现代服务业的交流合作；加快引进欧美现代服务业步伐，加快推进福州产业的转型升级。

（五）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和秩序

中国2001年入世以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世界经贸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近年来，全球经贸易开始了新一轮竞争，出现了TPP、TTIP、BIT等更高标准的全球经贸谈判。这些谈判的共同点都涉及高标准的协议、高标准的规则，都将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中立等新议题纳入谈判。一旦谈成，将对WTO现有的规则构成重大挑战。在这些谈判的推动下，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正在面临重塑。面对这一系列变化，我们必须主动对接，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积累新形势下参与双边、多边、区域合作的经验。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特别强调，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如果跟不上当前的新形势、新趋势，就可能被新一轮的高标准的全球化日益边缘化。

同时，当前福建推进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正当其时，这是福州加快推进经济新常态下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重大机遇。福州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城市，应该更好地抓住这个千载难得的新机遇，直面应对高标准的全球化的新挑战，通过自身的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主动对接高标准的国际新规则和新秩序，构建更加规范、公平、透明、有秩序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顺应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秩序，主动创造新一轮开放的新红利，实现经济新常态下对外贸易和投资发展，在推进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大有作为。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张燕生.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J].当代世界，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