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骅
(上海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从事任何与美国有关的研究似乎都无法绕开“边疆”(frontier)问题,对于美国的国家形成和文化建构来说,边疆不仅具有地理实体意义,更具有重大的隐喻意义和精神文化建构作用。研究美国的妇女问题,同样必须厘清边疆话语和美国妇女历史经验之间的关系。美国来华新教女传教士作为世纪转折期美国海外新边疆开拓的重要参与者,其女性身份与边疆的国家话语在海外的特定空间中交织互动,从而形成女性特有的“边疆意识”,对这样的“边疆意识”做一个结构分析,将有助于管窥“边疆”话语对美国妇女运动发展的历史作用。
边疆本质上是一个霸权术语,指某种影响力所能达到的边界,是两种不均衡力量相遇的交界地带,是一个地理与文化的复合体。随着强势力量不断向外围推进,边疆也随之扩张。边疆固然指涉一个巨大的地理空间,但却是一个具有时效性的空间,其时效性由征服者文化的“归化”(domestication)能力决定。归化能力越强,边疆的时效性越短。如果被征服前的边疆是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当征服者在这个空间中建立起学校、教堂、商业设施以及各种公共管理机构,并有序运作时,边疆实际上已然消失;如果被征服的边疆曾是一个文化成熟的他者地域,征服者通过强力镇压与改造,以其强势的经济运作方式、文化生产方式、核心价值理念取代原先的他者体系时,边疆也同样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其边疆属性亦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