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兄弟的家在小西木桥

◎孙 且

安德烈兄弟的家在小西木桥

◎孙 且

1

哈尔滨最热闹的地方是中央大街，整趟街两里多的路面全由石头铺成，长方形的花岗岩，最小的那端冲上摆放，两边的人行道齐刷刷地种着结满了飞镖的糖槭树，繁茂的枝叶在半空中紧紧拉着手，树叶的空隙有如网眼密实的筛子，阳光被漏成细沙，撒在槽石错落排列的马路上。

这个城市有许多条石头道。石头硬邦邦，道路也就跟着硬邦邦。我觉得，唯独中央大街是软绵绵的，它的北头紧挨着松花江，水是软绵绵的。那几条石头道的两侧门脸全是板着脸的公家单位，这个局，那个委，而中央大街，整条街开着买卖，除了大百货，还有专卖手风琴、文教用品、毛线团的小商店，尤其是那家卖黑胶唱片的，仅有一间逼仄的营业室，一个营业员，三面墙全是木头架子，摞着牛皮纸袋。若有人来挑唱片，这个秃顶的老头便搬来梯子，上去给顾客翻弄那些落满了灰尘的牛皮纸袋。

我要讲的故事，要从这条街——我们院儿的老胡头说起，中央大街跟他的岁数差不多，胡姥爷七十来岁了，石头磨得如镜面一般光滑。安德烈兄弟钟表店在西十三道街的拐角，橱窗面向中央大街，门开在西十三道街。

所有的商店，只有安德烈兄弟钟表店一家没挂牌匾，其他的买卖都在门梁上悬着铡刀般的长条木板，可没人不知道这间两面邻街且把角的小门脸，是安德烈兄弟钟表店。

人们经过安德烈兄弟钟表店，总要习惯地停下脚步，往橱窗里探探脑袋，然后抬起胳膊，瞅戴在腕子上的手表。

老胡头的做派跟别人大不一样，我家对面屋的老井婆子说，伪满的时候，老胡头在道外花乐大戏园的戏台上，长袍马褂地说书，摔响惊堂木时，甭说有多么神气了。老胡头手伸进衣服里面，从内兜掏出一块亮闪闪的金壳怀表，“咔嚓——”一声掀开表盖，“倏——”地闪过一道耀眼的金光。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橱窗里斜立着整齐的木格子，上面铺着深紫色的大绒布，每个格子里摆放一块已修理好的手表,等着主人来取。

二十几个格子，二十几块手表，每块表的三个表针，边发出滴滴答答的悦耳声，边一板一眼地转动着，像解放军仪仗队的士兵，按着统一的节拍，齐整地迈着正步，踩着电匣子里“嘟嘟嘟”的报时声，分毫不差。

电匣子里只报整点，零碎的时间，人们以安德烈兄弟钟表店里的表为准。

女播音员卷卷着舌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这前后差不上一两分钟的光景，大安德烈将黄铜的钥匙插入到锁头眼里，小安德烈打开窗户上的栅板。这咱，公家商店还在昨夜的梦里打鼾。马路上，有一台洒水车叫着“躲开”，像刚学话的小孩，在准和不准之间，一颠一簸地开来了。

大安德烈拨拉着密码，打开铸铁的保险柜，从里面拽出装表的托盘，戴上崭新的白绒线手套，拿起手表，拧足了弦儿，放到掌上，手心对手心地挨个擦着，其实，表蒙子上没有丝毫的灰尘，可他天天仍旧如此。摩挲过后，再轻轻地放到橱窗的隔板里摆好，那小心劲儿，好像他手上托着的是熟睡中的婴儿。有顾客取表，大安德烈将表贴在耳朵上听听，戴着白绒线手套又擦一遍，然后递到客人的手里。

小安德烈打扫卫生，擦桌子，拖地板，安德烈兄弟钟表店比那老唱片店还狭小，可他不放过每个转弯抹角处，用过的抹布马上用肥皂水洗出来晾到日头下，比老井婆子的洗脸手巾还透亮。

西十三道街南拐角的百花园糕点店飘出香喷喷的奶香，奶油蛋糕出烤炉了。

“安德烈叔叔——”

百花园糕点店那个瘦瘦的小伙计。大脑袋，小细脖，个头儿只比我稍稍高出一丁点儿，我上小学五年级。油纸垫在掌心，一手托着一块热乎乎的蛋糕，焦黄焦黄的蛋糕上抹着一层厚厚的奶油，奶油上面撒着巧克力末和白砂糖，真让人淌口水，给安德烈兄弟送过来。

小伙计来到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门口，门四敞大开着，他却不进去，每次，都站在门口，怯生生地小声喊，如蚊子的嗡嗡声，搅和到中央大街人来人往的嘈杂中。听他的口音，这个小伙计不是本地人。

小安德烈出来，把钱放进小伙计的上衣兜里，将兜盖从里面翻出来，整理好，然后，接过蛋糕。

有时，安德烈兄弟没有正好的钱，小安德烈嘱咐小伙计，找回的零头自个儿留起来，父母不在身边，自个儿照顾好自个儿。

小伙计倔搭倔搭地回去了，不一会儿，又颠颠地回来了。

小伙计的声音像用尺子量过，同一个音调、音量：“安德烈叔叔——”

小伙计的手里攥着找回来的零钱。

安德烈兄弟呆呆地瞅着小伙计的背影，直到他拐进店后面的胡同。

安德烈兄弟点着酒精炉，小铁壶搁在炉架上，煮咖啡。大人说，咖啡闻着香，味道却是苦的。

安德烈兄弟在桌子上铺好比手绢大上一圈儿的蓝格方块布，低下头，闭上眼睛，嘴唇微微地蠕动，不出声地叨咕，他们在向上帝祷告，手指在脑门儿和胸前划过十字后，一边不紧不慢地吃着奶油蛋糕，小口地啜着咖啡，一边看早晨刚刚送来的还沾着油墨味的报纸。

大安德烈将《哈尔滨晚报》掉过来再翻过去，先看两个版面中间那竖条里的内容，这里登电影预告、寻人或寻物启事。的确，那年头的报纸，实在没什么可读的。小安德烈读《参考消息》，一字不落。

九点钟，安德烈兄弟将挂在门玻璃上的小木牌摘下去，上面写着“闭店”，戴上套袖，坐到柜台后面，大安德烈在里面，小安德烈把门，安德烈兄弟钟表店和其他商店一起正式营业了。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橱窗里的手表不管怎么换来换去，没有一块我认识的，没“上海”，没“北京”，也没“海鸥”，更没哈尔滨手表厂的“北方”。安德烈兄弟钟表店修理过的手表，表盘上全是洋字码，有些表的刻度还不是阿拉伯数字，跟老胡头的金怀表一样。老胡头告诉我，这些叫罗马数字。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不修咱们国家制造的手表，专门修理瑞士国生产的进口表，这些表有着更好听的名字，劳力士、欧米茄、浪琴、英格、梅花……那咱，我喜欢好听的叫法。

有人不明白里表，送咱们生产的手表去修理，安德烈兄弟客气地让人家换另外的钟表店。向前一条街，西十二道街，有国营的钟表店，大光明，亨得利。亨得利公私合营后就改为“北方”了，可人们叫顺嘴了，仍旧叫原来的名字。老胡头说，生活中，有些东西，无法更改，即使硬改了，痕迹还在。

安德烈兄弟修表的工钱要比国营的贵上一倍，可趁外国表的人却不去国营的店铺修理，偏找安德烈兄弟，说只相信他们的手艺。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是老安德烈留给安德烈兄弟的，也将手艺传给这双胞胎的哥俩儿。老安德烈早就不在人世了，我没见过他的模样。老胡头在下巴上比画：老安德烈，大胡子。

在我们院，有两个啥都知道的人，老胡头说起书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老井婆子，用她的话说，除了她啥前儿死不知道，其他的全知道。我更相信老胡头。

我问老胡头：“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为啥不修咱们自个儿做出来的手表？”

“不值当！”

听老胡头的意思，咱们国家制造出来的手表，就像从娘胎里降生的小孩子，出来就带着病根儿，遗传的毛病根本就治不了，治不好，所以，怎么拾掇也走不准。

“那国营钟表店怎么还给修理？”

老胡头唉声叹气：“将就着走字吧。”

将就，在老胡头的嘴里，形容咱们人的行事，是用得最多的字眼儿。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北墙是修表的台子，上面扣着挡灰的有机玻璃罩。工作时，安德烈兄弟上半个身子探进里面，拧亮台灯，用万能的开表扳手打开手表的后盖儿，将马蹄形的放大镜卡到右眼的眼眶子上，凑近表心的五脏六腑。安德烈兄弟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出，用比牙签粗不到哪里去的螺丝刀，拧下芝麻粒大小的零件，再用细细的镊子夹出来，放到小铁盒里，然后钳着新零件换上去。

这场景紧紧地抓住了我，一个十岁刚冒头的孩子。

我常去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站在柜台外面，也屏住气，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安德烈兄弟修表。

有一回，小安德烈见我如此着魔，拿来一块没拧上后盖的表，还把小圆筒的放大镜递到我手上，可我怎么摆弄也无法将它像安德烈兄弟那样，卡在眼眶上。我就捏着放大镜搁到眼前，凑上去，那小米粒儿大小的零件，瞬间变成庞然大物，速度快得来不及防备，就已经撞在我的眼睛上。

这是一个精密的金属世界，齿轮和齿轮咬合着，没有一丝的缝隙。

安德烈兄弟住在江北，钟表店在江南，中间隔着松花江，这可是一段不近便的路程。

江北的人要到江南来，大多办月票，坐轮渡，只在开春融化和初冬江面未封冻，走滨州铁路桥的人行道，而安德烈兄弟不分季节，天天走江桥上下班。

有人估算过，安德烈兄弟不停地快走，也得一个来小时。

安德烈兄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坏天气，刮风下雨，即使是三九的大烟儿炮天，暗天昏地，狂风夹杂着粗沙子般的雪，直扑人的脸，打得人根本睁不开眼，皮肤有如刀割，仍旧准时开门。

修表的安德烈兄弟却没有手表，也许，那分分秒秒早已刻在安德烈兄弟的脑子里，不差一分一毫。安德烈兄弟就是精确的钟表。

我萌生了一个念头，长大了，也做个钟表匠，像安德烈兄弟一样有着好手艺且好口碑的钟表匠。

“你们收学徒吗？”

大安德烈摸着刮得溜光的大下巴，一本正经地说：“做个真正的手艺人，可不容易，要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人，做事儿，你能做到吗？”

这的确是个需要好好琢磨才可以回答的问题。

这天，安德烈兄弟垂头丧气地来了，大安德烈都无力将钥匙插进门锁里，黄铜的钥匙掉在石头道上，发出叮当叮当的声响。

“他们要拆布拉维音斯卡亚圣母教堂了……”

中央大街最北头的广场矗着一座东正教教堂，教堂四周和那高高的洋葱头尖顶已经搭上了蜘蛛网一般的脚手架。安德烈兄弟口中的布拉维音斯卡亚圣母教堂像个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的死刑犯。戴柳条帽的工人正兴冲冲地抡着铁锤砸墙。

我跟老胡头学安德烈兄弟：“不就是一栋没什么用处的房子吗？”

教堂早就改为公交公司放杂物的仓库了。

“把你的魂抽走，其余都给你留下，看上去铺铺拉拉一大堆，实际上，啥也不剩。”老胡头说。

2

安德烈兄弟的家在江北的小西木桥。

哈尔滨这个城市，这辈子跟中东铁路和松花江分不开了。哈尔滨至满洲里的铁道，跨松花江，老毛子修了一座粗壮的铁桥，叫滨州铁路桥，可人们习惯叫老江桥。老胡头说，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电影《桥》就是在这儿拍的。

过了老江桥，北岸的铁道修在垒起的高岗上，土岗以东叫马家船口，牛烘烘地立着两个高高的大烟囱，近些的是造船厂的，远处的是糖厂的，以西是一条弯曲的江汊子，过去是大片的河滩，更远的围裙似的堤坝便是太阳岛。

江汊子上横架一个小桥，人们称小西木桥。其实，这小桥的架子和桥面都是铁的，只有护栏是木头的，铁多于木头，可人们不叫小西铁桥，却叫小西木桥。在许多时候，人们经常会词不达意。

任何事情都有个次序，先有了水，而后才架上桥，小西木桥有名字，流过小西木桥的这条江汊子反而没有名字。

江汊子从太阳岛的北头，甩着大弯儿绕过来，水流缓慢，一副悠闲的样子，快接近小西木桥了，慢性子的江汊子脾气大变，突然变得暴躁起来。

小西木桥的位置是江汊子最窄的一段，从高处看去，江汊子的形状就如一个倒立着的酒瓶子，肚子大大的，像怀揣着一个即将下生的孩子，脖子却又细又短。小西木桥恰好在瓶颈上。

江汊子的脸色阴沉得像墨汁一般，湍急地流过小西木桥。

这谁也不在乎的家伙不知道几十米之外，一个凸出来的沙滩，正幸灾乐祸地等着拦截它。

这凸出去的沙滩形状像一只将脑袋探出去趴在地上准备捕食的癞蛤蟆，人们就叫它蛤蟆滩。

疾速的水流被蛤蟆滩冷不防地绊了个大跟头，垂头丧气地折向东面，撞上横着的二道江坝，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流水，立马又和气起来，缓缓地流淌。人更是欺负软的，怕硬的。

江汊子沿着二道江坝挡起的河道向东流，流不远，在第一道江坝的航标处，打鱼的人叫小河口，汇入到松花江。

蛤蟆滩的水边长着齐腰高的三棱草、水蓼、水葱，鱼喜欢在这儿聚堆，找食吃。

这个小弯子，成了钓鱼的好窝子，聚集了许多垂钓的人，天气好时，连个下脚的位置都没有，人比水里的鱼多。我在礼拜天也像模像样地扛着鱼竿，拎着装蛐蛇的小铁桶，来这儿凑个热闹。

小西木桥的确小，只有四五米宽，十来米长，桥的骨架是焊接的铁梁，三角铁的表面全都抹上黏糊糊的沥青，没有一丁点儿的地方裸露在外面，桥面铺着厚铁板，两侧立着刷绿油漆的木头护栏。

小西木桥的护栏是方格状的，一米左右的间隔，竖一个柱子，担上横栏，中间有斜十字交叉的木牚。

每年早春，粉色的忍冬、紫色的鸢尾、白色的铃铛盛开的时候，就会有个老工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手上戴着白线手套，拎着半大的油漆桶，毛刷子的木把拴个弯弯的铁丝，挂在桶沿上，从马家船口方向的土道，撇拉着腿来了，翻过高岗和铁轨，粉刷风吹雨淋了整整一年的木栏杆。

老工人来到小西木桥，先不着急干活儿，把油漆桶搁在地上，摘下手套，倚着木栏杆抽烟。我看见过他扔掉的烟盒，哈尔滨卷烟厂的“握手”牌，一毛四分钱一包。

老工人抽完一支烟才干活儿，干了不一会儿，他又歇下来再抽一支烟，一上午要歇五六次，中间还时不时地去小树林边上撒尿。他尿尿的时候，自个儿给自个儿吹口哨。

“哈，阿巴鲁，哈，阿巴鲁……”

我好久之后，才知道这个老油漆工哼的是什么歌。

老工人就这么慢吞吞地干干停停，一个上午很快地过去了，一撇的十来个栏杆才刷了一半。

晌午到了，他就把油漆桶撂在小西木桥上，回去吃饭，睡午觉。没人会动这桶油漆。

下午两三点钟的模样，老工人回来了，搅动了一会儿桶里的油漆，将这撇剩下的几个栏杆刷完，油漆便只剩个底儿了，天也暗下来，他拎着空油漆桶回去了。第二天再刷另一撇。

在我看来，这点活儿，稍微抓点儿紧，顶多一个上午就能够干完。大概，刷小西木桥是他最轻松的活儿，他是造船厂的油漆工，他要好好享受这份清闲。

不过，这老油漆工倒是挺仔细的，连斜牚朝地、人们瞅不着的那面，他仰躺着，脱下一只高腰的黄胶皮鞋，鞋面冲上，垫在后脑，将脸稍稍抬高，别扭地举着刷子，也给刷上油漆。

新刷过的小西木桥像刚摘下的大葱，嫩嫩的葱白绿。

最后，老工人从兜里掏出提前写好的一张纸，“小心油漆，不要倚靠”，粘在没干的油漆上。

这张从小学生用过的作业本撕下来的纸，粘得很牢靠，那又猛又疾的春风无论怎么狂叫，就是刮不掉它。一场雨后，小西木桥的栏杆会沾着一小块纸，留在上面，像个纪念，直到第二年重新用油漆覆盖上。那老工人再贴上同样内容的纸，时间是圆的，转了一圈又一圈，一年又一年。

插图：杨平凡

今年，忍冬、鸢尾和铃铛花败了，老油漆工也没来刷小西木桥。

小西木桥经过一年的风吹雨淋，栏杆上的油漆就像老年人的手，因缺乏水分皴裂了，裂纹有如蜘蛛网般密布，有的地方，油漆甚至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厚厚的乳黄色的腻子。

小西木桥和太阳岛之间的大片河滩，以土道为界，北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杂树林，混长着榆树、杨树、柳树、柞木和齐胸的灌木。南面是低洼的荒草地。

杂树林和四周野地的背阴处，积雪还没融化干净，急性子的顶冰花、元胡花、菟葵花、金盏花、白屈菜花、茴茴蒜花迎着飕飕的凉风早早地开了。

土道南面一直蔓延到江坝的河滩，沿水边撒欢地长着一人多高的芦苇和蒲草，低矮的潮湿处生着喜水的野草，细细的灯芯草、大穗的薹草、高秆儿的狗舌草、结籽的矮蒿柳，七八月涨水的季节，这些矮草就被淹没了，幸运的，只留个脑袋尖儿。

初春的时节，芦苇和蒲草还没返绿，干枯的芦苇和蒲草，灰头土脸，大风刮来，枝叶相碰摩擦，发出干裂的瑟瑟声响，有如折断骨头，残肢断臂掉落下来。

再南些，那凸出来的灰色，就是松花江的北江坝，分着垒了二道。江水能浸没的地方用石头护着，缝隙用水泥勾连到一块。

老人讲1932年的大洪水没过了江坝，哈尔滨被水淹了，死了不少人，而1957年的水比1932年的大，水却没决堤，于是，在松花江江畔修建了防洪纪念塔。那咱，还没有我。

我瞅见的，不管松花江的水怎么涨，水面从未没过那护坡石的上沿儿。

北江坝在江汊子与松花江汇合的小河口处断开了，分成上、下两段，上下北江坝的豁口，各加修了一截防浪的石头坝，和北江坝形成丁字形。在丁字坝上，面向江心立着一个三角形的航标，背面用油漆写着数字“79”，人们称做七十九号航标。

航标是木制的，两根粗木方子斜插进土里，另一根方子直立着支撑，像镂空的三角锥形，巴掌宽的木板条横着按固定的间距钉在上面，白油漆的木板和红油漆的木板间隔排列着，航标顶端有一盏红灯，到了夜里，忽闪着，映在黑黢黢的水面上像蜿蜒游动着的红蛇。红蛇向黑暗深处游着，黑暗深不见底，蛇就不停地游动着，可总是到不了对岸。

黄昏，那个看护航标的人反穿着雨衣，涂着胶皮的内里冲外，窝着腰骑着加重的国防自行车，出现在江坝上。从江面上刮来的江风，快疾又潮湿，无论晴天还是下雨，他都穿雨衣。航标看护人要在黑夜来临之前，将他看护的航标灯打开。

航标上的油漆比小西木桥的脱落得更厉害。

航标每年也要刷一回油漆，油漆工就是那看护航标的人。

刷航标的时间总比小西木桥晚，过了五月节，没风没雨了，那航标看护人才刷油漆。

下了小西木桥，向太阳岛的方向走大约一里来地，土道右侧出现一条小径，不留意瞅，会忽略掉。沿这条踩出的盲肠般的小路进入寂静的杂树林，几百米深处，一块空地，一个孤零零的土坯房，这里就是安德烈兄弟的家。

我一直纳闷安德烈兄弟怎么住在这没有人家，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我揣摩着，找个机会问问安德烈兄弟。

安德烈兄弟那低矮的小房，在我眼里，像被遗落的、不需要再找回来的物件。

3

没过年不过节，老井婆子的大儿子大笨狗从饶河的生产建设兵团回来探亲了，还领回家一个头发披到肩膀上，不梳辫子，拢在脑后用花手绢扎住的大闺女。

大笨狗的嘴巴合拢不上了，脸像炸开的礼花，逢人就跷着大拇指，主动跟人家搭讪:“俺女朋友，来自大上海的知青，一个连队的战友，自由恋爱。”

时髦的大上海遇见我们院儿的人，逢人便送一块大白兔奶糖。上海的奶糖真甜。

我们院吃过大上海奶糖的人都啧啧着嘴夸大笨狗。不夸大上海和她的奶糖，唯独老井婆子阴沉着脸。

“咱们这样的人家，可高攀不起。”

老井头子和老井婆子都没有工作，全家的花销靠老井头子偷偷摸摸地贩卖鸡蛋和粮食，公家人叫投机倒把。

老井婆子家就趁一铺火炕，东西通长，大上海睡在炕里，挨着她的是井云，老井婆子的小闺女，再是老井婆子，然后老井头子，最后是大笨狗，抓耳挠腮的他睡在最外边的炕头。

大笨狗领大上海逛中央大街，压马路。

大上海跟大笨狗撒娇:“阿拉走不动了，阿拉脚心疼……”

大上海穿着有后跟儿的皮鞋，用娇滴滴的语调抱怨中央大街的石头路疙疙瘩瘩，咬着舌头说，上海的大马路比这儿平坦多了。

“那咱们就歇歇……”

大笨狗和大上海恰好在安德烈兄弟钟表店前。

大上海瞅着安德烈兄弟钟表店橱窗里摆着的表，大张着嘴，呆住了。大上海的手指头触在玻璃上，像说数来宝一样数着橱窗里摆着的表的名字。

大笨狗跟大上海吹捧安德烈兄弟：“这两个老毛子的手艺，普天下再无第二份！”

大上海单眼皮里的小眼睛一亮：“我爷爷临去世前，留给我爸爸一块他爸爸传下来的宝珀牌手表，可惜，前几年坏了，走遍了上海的钟表店，连最好的良辰钟表店，也修理不了。”

“咱们问问安德烈兄弟。”

大笨狗拽着大上海推门进去。

大安德烈正戴着马蹄放大镜，在台灯下用镊子从打开的表芯里夹零件，放进小铁槽子里，铁槽子里盛着水白色的航空煤油，小安德烈埋头用毛刷清洗零件上的油泥。

大上海带着南方腔调跟安德烈兄弟描述，安德烈兄弟默默地听着。

“让人尊敬的表。”等大上海说完，大安德烈说。

安德烈兄弟相互瞅了对方一眼。

“我们应该试一试……”小安德烈和大安德烈商量。

“你就拿来吧，我们要先看看。”大安德烈站起来对大上海说。

大上海的脚不疼了，蹦蹦跳跳地去了西十四道街的道里邮政局，给家里拍电报。

没过几天，从上海真如到哈尔滨的第57次特快列车，一个列车员捎过来一个暗红色的小木头匣子。那颜色和木纹跟老胡头稀罕的惊堂木一模一样。

大上海拉出木头匣子的抽屉，里面还有个黑色的小绒布包。大上海小心地掀开，她说这旧木头匣子也是祖爷爷一起传下来的。大上海家祖传下来的那块值钱的手表静静地睡在襁褓中。

这块表除了有一个别嘴名字之外，我实在没瞅出来它珍贵在哪里，甚至样子还没蠢笨的上海牌手表体面。

这小木头匣子搁在了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柜台上。

安德烈兄弟将两个台灯一起点亮，一起将马蹄型的放大镜卡在眼眶子上。

“这表超过一百多年了。”

大安德烈指着刻在表壳上的数字，“1815”。

一百多年哦，这时间之间，该有多少事物不再存在，也会有多少事物新生。

大安德烈拧下后盖儿，就在这刹那间，放大镜从眼眶上掉落下来。大安德烈赶紧接住。

“他们不是工匠，而是无法超越的艺术家！”大安德烈感叹着。

“钟表大师！”小安德烈附和。

“师傅，能修吗？”大上海一个劲儿地追问着，她只关心表能不能修理好。

大安德烈不急不躁地旋转发条旋钮。

大安德烈重新戴上放大镜，用手指头捏住比医院的针头粗不了多少的螺丝刀子，拧表芯里的一个小弹簧和齿轮。

大安德烈摘下放大镜站了起来。

“摆轮游丝和擒纵叉坏了，能不能找到匹配的零件，三天以后答复你。”

三天以后，按往常，这是安德烈兄弟让顾客取表的时间。

“我们的假期没那么长了。”

“摆轮游丝和擒纵叉是手表机芯中的关键零件，摆轮游丝相当于人的心脏，擒纵叉决定走时的精度。”小安德烈说。

安德烈兄弟对了一下眼神：“那你明天再来一趟吧，或许，今天晚上就可以找到，或许，找不到……”

“也只好这样了。”大上海不情愿地嘟囔着。

这天的晚上，安德烈兄弟没有回小西木桥的家。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灯亮了一整夜。

老安德烈给安德烈兄弟留下了无数个小铁盒子，这天夜晚，安德烈兄弟打开了每一个铁盒子。

第二天开门，安德烈兄弟的眼珠子布满了血丝，百花园的那个小伙计还没把蛋糕送过来，大上海和大笨狗就急匆匆地进来了。

“实在抱歉……”大安德烈支吾着。

“知道了……”大上海很冷静，似乎她早知道了最终结果。

“我们第一次让顾客失望了。”小安德烈说。

“它早已经超过了作为一块手表的正常寿命，自然的法则，任何事物都无法逃脱。”大安德烈说。

小安德烈把小木头匣子放在柜台上，大安德烈戴上白线手套从工作台上拿起那无法修理的手表，在手上团弄了好久，才不舍地放进木头匣子。

安德烈兄弟双手垂立站着，低下头，沉默不语，像在哀悼死人。

那死人就是那块一百多年前的手表，那小木头匣子就是棺材。

“它是块无比伟大的手表！”

安德烈兄弟的话像是悼词。悼词是写给死人的，死人什么也听不见了，要念给活人听。

大上海拿着木头匣子离开钟表店，安德烈兄弟跟着出来。安德烈兄弟第一次送客人出门。安德烈兄弟在门口伫立了好久，我想，他们是在送别那块叫宝珀的他们称作伟大的手表。

“一个辉煌的时代落幕了……”

4

安德烈兄弟的家所在的那一大片杂树林，榆树、杨树、柳树、柞树和数不过来的灌木，像没有家长管教的淘气的孩子，任着自个儿的性子，铺铺拉拉地生长，一直向北铺展到几里地外，绕着太阳岛围堤流过来的江汊子的北端。

在太阳岛围堤的高处眺望，杂树林像是牛魔王手里那个大大的芭蕉扇，只是无法拿起来扇动。

杂树林的东北角，就是那个出了名的大拐角，江汊子在这里突然拐弯开始向南流，每年的夏天，总有淹死的尸体，巨人般漂上来，男的俯卧,女的仰卧，没有例外，手脚缠绕着水草，被急流甩到大拐角的沙滩上。这里是无人区。江汊子的上游，太阳岛西头的水下有个大深坑，虽然有警示的红色浮桶，却常有不谙水性的人溺水，江上民警队在周围捞不上来，隔一两天后，汽艇会来兜上一圈儿，算有人来过。

安德烈兄弟的小屋在杂树林偏东南边，一人多高的丁香树围起的树障子后面，山墙刷着米黄色的石灰浆，洋铁皮盖锈迹斑斑。

我问过安德烈兄弟，墙为什么要刷成米黄色，而不是通常的白色。

安德烈兄弟的回答，米黄色，看上去温暖。

无论是树木凋零和枝叶葱翠的季节，在树林外，看不到安德烈兄弟的房子，大雪落下，整个大地合在一起，更是无法分辨。

安德烈兄弟倒像是在躲藏。

去安德烈兄弟家必须先要找到那条小道，想随意进入到杂树林里几乎是不可能的，树和树之间的空地长满了灌木、爬山虎、铁线莲、山豆秧、野葛藤较着劲儿，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地缠绕在灌木的身子和胳膊上，还有与灌木丛杂生的、叶子带锯齿的胡麻和有刺的蒺藜狗子，比那个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坚固。

这条茅草中的小路，熟悉的人记住土路边那棵最高的青杨树，树尖上有个摇摇欲坠的喜鹊窝。沿着这棵大叶杨拐进到树林里，出现一条窄窄小道，窄到只容一个人走。小道顺着树的行列自然弯曲。沙土的路面撒有炉灰，下过雨后，与原来的泥土搅和到一块，越踩越硬，不再长草。两侧的水稗草、大马蓼、三棱草到了暑天，越长越欢实，安德烈兄弟用绑在长木棍上的镰刀割断这些疯了的野草，让它们无法牵上手，绊住脚。

树林里那些不顾残雪和飕飕的凉风早早开放的顶冰花、延胡索、菟葵、屈菜、忍冬、鸢尾、毛艮，进入到六月份，花朵早已败了，结出的花籽散落到松软的土里，秆儿和茎枯萎到无，只剩下根儿，比露在外面的秆儿要长出许多的根部，深深扎在地里，在余下的日子里，足足九个月的时间，好好地睡大觉。一觉醒来，又是春天，积攒了一年的力量，面对寒冷满不在乎，又顶着未融化的冰雪开放了。

现在是野菊花、野芍药、野百合、狗尾巴花、山牛蒡、骨节草、银线草、洋胡子草的天下。

那些齐到胸部的灌木，山里红、野丁香、酸枣子、刺玫瑰、树锦鸡儿的花像噼里啪啦的爆竹。

花开的季节，正是南北折腾的候鸟从南方飞回来的时候。

鸣叫如铃铛的芦花黄雀，声音细尖而清脆的柳串儿，翅膀湖蓝色、腹部白色的白腹鹟，头顶有一簇栗褐色羽冠的太平鸟，喜欢在草里找食的麦溜，要在这片树林里停歇了一段时间，再向北飞去。秋天的时候，它们又经过这里向南飞。它们没有固定的家。永远住在这片树林里，从不迁徙，不管酷暑还是严寒的麻雀、喜鹊、画眉和蓝大胆也掺和进来。还有安德烈兄弟家房檐下的那窝燕子回来了，燕子窝有黄嘴丫的小燕子伸出脑袋唧啾。

热热闹闹的属于花和鸟，而安德烈兄弟家的房子孤零零地趴在杂树林中，远离着人们。

城区里留下来的老毛子盖的房子，像他们的个头儿，总比咱们的房子高出一大截儿来，但安德烈兄弟家的房子是个例外，屋顶的举架比咱们的还矮，是个矬子。安德烈兄弟站直溜了身子，脑袋快够到天棚了。

安德烈兄弟家的小屋仅在南墙有一扇单开的窗户，门开在东面。门外的右手边有一口压水的马神井（俄语，语义机器）。

密实的树林遮挡了光线，安德烈兄弟家的屋子里，即使在闷热的伏天，也是荫凉的。

安德烈兄弟家的小屋分里外两间，串糖葫芦一般，里间睡觉，外面当厨房。卧室狭窄到不能再小了，贴着北、南山墙各放一张小床。大安德烈的床头，显眼处摆放着一本厚厚的黑纸壳皮的书。两张床中间余下的过道，摆着长条板子搭起的简易桌子，安德烈兄弟进来要侧着身子挪蹭着走道。

窗户的上沿挂着两个镜框，里面镶着安德烈兄弟死去的父母的照片，大胡子的老安德烈和胖胖的安德烈耶芙娜。去了阴间的老安德烈和安德烈耶芙娜在阳间，脸色一点儿一点儿地变成茶色。

礼拜天，我们会在小西木桥遇见安德烈兄弟。

公家的商店礼拜天不关门，人们休息了，商店正是忙的时候，而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却不营业。

下半晌，安德烈兄弟的胳膊支在小西木桥的栏杆上，远远地瞅人们钓鱼。

邻近七月了，那个老油漆工仍没来粉刷小西木桥，那些露出腻子的地方变成黑土色，像老人脸上的斑一样。

江汊子流过小西木桥，那有如墨汁的水撞在护岸的横七竖八的大石头上，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漩涡。

教自然课的老师告诉我们，北半球受地转偏向力影响，水的漩涡方向呈逆时针方向流动。在小西木桥这段江汊子的漩涡，不符合教科书里的说法。

漩涡有的呈顺时，有的逆时针，全看水是怎么撞上的石头。

漩涡形成漩涡团，有如飞拢成群的黑蠓，几个黑团搅在一起，过了蛤蟆滩，水流缓了才慢慢散开。

水面这些不规则的漩涡，其实水下面是漏斗般的深坑，没人敢来这里游泳，无论水性怎么好，也不顶用，无法挣脱那漩涡团巨大的抽力。

高岗上的铁路线，隔十来分钟就会轰隆隆地驶过一列火车。再往北面不远，有一个叫松浦的小火车站，只有一栋房子，不设票房子，月台仅能靠上三四节车厢，每天早晚来去共四趟通勤的小票车，不停其他的客车。松浦站虽小，道线却不少，有五六条。其中一条倒戗茬儿拐出去，直奔马家船口方向去了，这铁道属于造船厂和糖厂的专用线。

松浦站除了取送造船厂和糖厂的车皮，主要是用来专门会车用的车站，从北开来的所有火车都要停下来，躲避从老江桥过来的火车。

从老江桥下来的火车，在这一段，正加劲儿提速，车头的烟囱呼呼地冒着黑烟。时间久了，不用瞅，凭耳朵也能听出来哪个方向开来的火车。

在小西木桥隔着抬高的铁道路基，可以瞅见那两个高高的大烟囱。近处冒烟的大烟囱属于造船厂的，远处不冒烟的是糖厂的，糖厂的大烟囱只在秋天甜菜收获的季节和冬天冒烟，夏天停产，检修机器。

有一天，在小西木桥上，我忍不住问安德烈兄弟：“安德烈叔叔，你们怎么住得这么偏僻？”

“我们家原先也住在市区。”

“在哪儿？”

“南岗的马家沟，我们在那里出生。”

马家沟河附近多是独门独院的洋房，围墙里面有花园，现在住着的，肯定是大干部。有的门口，还有解放军战士背着上了刺刀的大盖儿枪守着。

“那里可是个好地方，怎么会搬到这地方来？”

“为了逃避……”

“躲谁？”

大安德烈不再回答我，浑身发抖，打着冷战。

我换了话题：“这里土地有的是，怎么不把房子盖大些……”

“最开始住在地窨子里，这间不起眼的趴趴房，还是等事情过去后，才敢盖起来。那年，我的年龄跟你差不多……”换了小安德烈回答我。

“如今，为啥还住在这里？”

“这里有除了工作之外，我们的一切，我们父母的魂灵。”

我的班主任大尾巴尹老师不让我们信神信鬼。可我相信，这世界有我们太多不了解的事物。

大安德烈说的“事情”，连老胡头都不知道，也就成了谜团，我始终解不开。

黄昏，那只把安德烈兄弟的小屋当成家的流浪猫，从马家船口玩耍完，溜达回来了。

这是没有一根儿杂毛的纯白色的老猫。

像人老了一样，老猫的眼皮总是抬不上去，它上午喜欢四肢伸开，侧躺在安德烈兄弟家那唯一向南窗户的窗台上睡觉。那里，透过密实的树枝，落下揉搓过的橘子皮颜色的阳光。它更需要温暖。

日头转到别处去了，老白猫弓着身子伸懒腰，跳下窗台，越过高岗的铁道，去那边找同伴玩耍。这老猫，看它的样子，十有八九捉不住老鼠了，可安德烈兄弟家的四周却没有老鼠洞。

整个夏天，芦苇和蒲草深处总有婉转的叫声，那里筑有无数水鸟的窝。

可这会儿，水鸟的叫声听不见了，它们天一黑就入巢了。

安德烈兄弟在前，老猫在后，往回走。

安德烈兄弟家没有电灯，这里没有架线的木杆子，不通电。

安德烈兄弟点上蜡烛，胳膊肘支在那简陋的桌子上，前额依到合到一起的手上，那豆粒大小的火苗摇曳着，时有时无，就像掉落了一粒芝麻，被黑暗恶狠狠地吞灭了。

安德烈兄弟和安德烈兄弟的小屋以及老猫还有那些水鸟，被这漆黑的绸缎覆盖，悄无声息。

这时，唯有第七十九航标灯睁着眼睛。

5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保险柜里有几块特别的手表，主人不一定什么时间来取，也就不摆到橱窗里。安德烈兄弟仍经常给它们上弦擦灰尘。安德烈兄弟像地下交通员一直等待着接头的人，等待着表的主人。

我知道其中有一块小小的坤表，安德烈兄弟格外地珍惜。

这块手表的主人是女特务瓦莉娅，她曾住在我们偏脸子的工厂街。

老胡头像说书一般给我讲偏脸子的往事，电影《徐秋影案件》的故事发生在哈尔滨，里面有两个女特务徐秋影、邱涤凡，徐秋影的真名叫赵洁珊，邱涤凡叫邵玉魁，加上瓦莉娅，三人同为二十来岁的俊俏闺女。当年，合称哈尔滨的三大美女特务。尤其是瓦莉娅，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会弹钢琴，能说好几个国家的话，是江上俱乐部舞厅与苏联专家又搂又抱跳交际舞的红人。

瓦莉娅是她的俄文名字，她的父母是从哈巴罗夫斯克逃难到哈尔滨的朝鲜裔的俄罗斯人，她户口本上的名字叫韩明禧。

瓦莉娅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还在北安的笆篱子里蹲大狱，她，没办法取走她的表。

七月的一天早上，大安德烈擎报纸的手哆嗦了一下，报纸滑落到地上，他没有拣起来，呆呆坐在椅子上。小安德烈拿过报纸，中间的报缝，有一则注明寻浪琴表的启事。

“我有预感，今天早上，大杨树的喜鹊对我叫了……”大安德烈醒过来。

瓦莉娅出狱了，她用约定好的方式通知了安德烈兄弟。大安德烈拿出瓦莉娅的手表，这块手表很特别，没有秒针，擦好后摆到橱窗里最显眼的位置。

正好赶上连着几天下雨，雨水将橱窗的玻璃冲刷得干净、透亮。

大安德烈坐在工作台的后面擎着脸一直盯着窗户外面的街道。

一个礼拜过去了，又一个礼拜过去了，瓦莉娅没来取她的手表。

很少有邮件往来的安德烈兄弟收到一封信。

大安德烈将瓦莉娅的手表收拾起来，用一块手绢包好，揣进上衣的里兜。

“我要出趟远门。”

小安德烈不说话，只是点头。

大安德烈坐火车去了北安。

几天后，大安德烈回来了，他病倒了，一个多礼拜没来钟表店。

我在小西木桥见到了出来活动的大安德烈，他的脸就像是在死人的骷髅上，蒙一层薄薄的人皮。

老油漆工仍旧没来刷小西木桥的栏杆。

大安德烈手拄着油漆剥落的栏杆，盯着瞅小江汊子那些漩涡。

前些日子的暴雨，江汊子涨水了，水流混浊。漩涡不断地将小漩涡吸进来，漩涡越来越大，越漩越急。

江坝上防风林和野丁香树的树枝被风吹得晃动着，时直时歪，唯独那航标一动不动。

“你见着瓦莉娅了？”

大安德烈轻轻地点头。

“她怎么不随你一起回来？”

“政府不允许瓦莉娅返回哈尔滨，在劳改农场就地工作，她做了二劳改。”

大安德烈不再搭理我，紧盯着那些越来越大，越漩越急的漩涡，自言自语起来：“人已不成样子了，高高的个头儿比进监狱前整整矮了十八公分，岁数并不大，背却驼了，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骨头节又粗又大。瓦莉娅结婚了，我参加了她的婚礼，监狱指定的男人，一个喂猪的老鳏夫，满脸麻子。大麻子赶着毛驴车拉着瓦莉娅去县城照相、登记，将我捎到车站。瓦莉娅把手表贴在脸上，过了一会儿又还给我，‘别让这珍贵的时间跟我在这暗无天日里一起消磨掉。’”

大安德烈向江坝走去，我尾随着他。我们走过七十九号航标，来到丁字坝的顶头。

“瓦莉娅年轻那前儿，啥模样？”

“骄傲、含蓄、神秘……”

这跟老井婆子形容女人俊俏，每回都用赛过天仙一样，不太好懂。

大安德烈从上衣兜掏出装钱用的皮夹子，抽出一张相片,拿在手里。我歪歪着脑袋看。

一位圆脸盘的女人，向左侧着脸，烫成卷的长发散在肩上，穿着翻领、披肩的海军衫，一双大眼向上挑着，斜视远方……

哦，瓦莉娅——

不用大安德烈说，我已清楚她是谁。大安德烈将瓦莉娅的照片一直贴在左胸口。

长大了，轮到我娶老婆，向大安德烈学，只要跟瓦莉娅一样，才不管她是不是女特务。

“瓦莉娅怎么能嫁给一个麻子？”

“绝望……”

我觉得大安德烈说的这个词像漩涡，黑得不见底儿。

6

天空没有任何遮挡，裸露出本来的底色——湛蓝。那些薄薄的云彩，风只是轻轻一扯，碎成布丝儿，七零八落。

航标看护人反穿着雨衣，将涂有黑色胶皮里子的那一面冲外头，雨帽扣在脑袋上，撅着屁股，身子快伏到自行车的车把上了，顶着从江面上刮来的大风，像个田鼠出现在江坝上。

这个季节，多刮东风，航标看护人从上游的西边过来，他就一直顶着风。

江汊子与松花江交汇处的航标，数字79标在从下面数第二排的木板上，铁道东造船厂的人懂航行，管这个航标叫七十九岸标。七十九号岸标是准确的叫法。

七十九号岸标是航标看护人管理的倒数第二个航标，这季节，他的规律是第一个先奔造船厂和糖厂之间的第八十号岸标，然后再往回返，这样剩下的路程，全是顺风。航标看护人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人，而人们通常总是先易后难。

这天，航标看护人却没从马家船口来，过小西木桥，再上丁字坝，而是从第七十八号岸标过来。

第七十八号岸标和第七十九号岸标之间的距离是最近的，在太阳岛的西头，江汊子的入口，松花江的水分出一股，将太阳岛环绕成个孤岛。

航标看护人的车把上，一边挂着一个小油漆桶，他来粉刷航标了。

航标看护人的后车座上没有绑砍刀，茅草和灌木还没长高。江坝上所有的树木都是不让砍伐的，唯独航标看护人可以砍航标周围的树木，甚至那些野丁香树。其实，茅草和灌木长得再高也挡不上整个航标，最上限时也只在航标的下半部。看护人这么做，大概是为了防止茅草和灌木万一着火，烧着航标。

在这辽阔的背景下，航标看护人费力地移动着，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点儿一点儿地接近小河口的那个七十九号航标。

航标看护人是靠江坝的内侧骑行，外侧沿着坝沿儿，栽种着两排高大的杨树，前排的树跟后排的树不是对齐的，而是错错着位置。

松花江流经哈尔滨城区这一段，如张拉开的弓，裁弯取直的江坝十几里长，看不到头，杨树也看不到头。

这些杨树有两个作用，除了防风，还有固坡，可人们就叫它们为防风林，大概，是因为这个作用能看见的缘故吧。

即使有防风林的阻挡，风并没有减弱，大风吹起航标看护人雨衣的两个衣角，他变成一个蝙蝠，迎着风，贴地面飞行。

没有任何物体可以阻挡住风的畅游。

航标看护人不是在直线骑行，而是向右一下，再向左一下，然后再向右、向左，这么循环着走一个波浪的曲线。航标看护人又像是蜿蜒爬行的蟒蛇。

航标看护人的自行车是钢铁制造的怪物，每个零件都在发出吱哑的声响，大有再前进一步就会彻底散架子的征兆。

航标看护人终于骑到了七十九号航标前，将自行车靠在航标旁边一棵粗壮的杨树上。

航标看护人把七十九号航标那一条刷成白色、一条刷成红色的间隔排列的木板，当作了梯子。航标看护人先拎着红油漆桶爬了上去，他先刷航标灯，航标最上面的那块木板也是红色的。

航标看护人很快刷好航标第一块木板，它是航标上最窄的一块。

航标看护人拎着红油漆的油漆桶倒着下来，再拎着装白油漆的油漆桶爬上去。航标上没有地方可以放置油漆桶。

航标看护人如此要十几次，航标有十几块木板，他只比航标的木板数量少爬一次，因为最下面的木板，他站立着将刷子举过头就可以够着。

最后这块红色的木板，也是最长的木板。

航标看护人只刷航标迎着江面的正面，他跟粉刷小西木桥的那位老油漆工比，算不上手艺人，每回他刷子沾上油漆总是太多，刷得也不均匀，每块下面的板子都淋漓着从上面的板子淌下来的油漆。航标要从远处瞭望，这些错误变得不紧要。

在航标看护人工作的时候，宽阔的江面会有火轮船经过，火轮船拉响了汽笛。

在松花江岸边住久了的人都知道，船进港口或者两船相遇才会拉汽笛，空旷的江面是不会拉响汽笛的。

航标看护人知道这汽笛是为他拉响，他向火轮船摆手，火轮船回应，再拉响一次短的汽笛。

如果恰好有上行和下行的轮船在附近的水面相汇，互相拉响长汽笛，过后再为航标看护人各拉响一次短汽笛。

这次，航标看护人跟往常一样没用上个把小时就结束了工作。新鲜的红白油漆让航标非常显眼。

航标看护人最后一项工作是用小刷子去描那数字。他这时变得仔细起来，精心地描画。

航标看护人坐到江坝上歇息，他背对着风将雨衣兜着划火柴抽烟。

因为有了七十九号航标，不熟悉这段航线的船不至于脱离主航道开进江汊子里。

我和大安德烈往回走，航标看护人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漫滩被人踩实不再长草的小路过于狭窄了，我和大安德烈分别躲到两侧，给他让路。

航标看护人和他的自行车从我们身边过去，他反穿的雨衣帽子，使他像个水鬼，刚从水里上来一样。

小路弯度很多，航标看护人隐没在已经长高的芦苇和蒲草丛里。

我看见航标看护人和他的自行车过了小西木桥，上了铁道的高岗，然后消失了。

7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保险柜里曾经还有一块我知道来龙去脉的手表，表的主人有好事儿已经不在人世了。

关于有好事儿的故事，我是听邻居街坊闲谈，拼凑起来的。

有好事儿是铁路工程师，住在我家上坎儿铁路家属区，高挑的个头，电线杆子一般细溜儿，超过好多人整整一个脑袋，他走在街上，人们老远就瞅见了他。

有好事儿见着人就打招呼，不管是老娘们儿，还是小孩子，哈下腰，扶着宽边的黑眼镜问人家：

“有好事儿吧？”

于是，人们便叫他有好事儿，而忘了他的名字。

河南周口来了一伙人到有好事儿的单位外调。有好事儿的一个中学同学在档案里有份材料，说自个儿在三青团里没干过啥坏事，一起参加的好友有好事儿可以打证明。于是，有好事儿年轻那前儿参加了国民党的三青团暴露了，他又错上加错地从来没跟组织上交代过。

最可气的是有好事儿竟然跟军代表大皮鞋争辩：“三青团曾经是抗日组织。”

“他娘的，剐民党抗过日吗！”

军代表大皮鞋一手掐腰，一手咚咚地敲桌子，他吹嘘过自个儿是大老粗，没文化在当年是件特别光荣的事情。

有好事儿从此遇见的全是坏事。

单位的革委会把有好事儿打成历史反革命，不允许回家，上午批斗，下午扫厕所，晚上在牛棚里写反省材料。

棉花絮——有好事儿那喜欢跟男人挤眉弄眼的老婆，向军代表大皮鞋揭发丈夫，五十年代，他向当年援华的苏修专家出卖过秘密图纸，有好事儿又被加了一桩罪——苏修特嫌，棉花絮立功而没有被划为黑五类家属。

偏脸子传出棉花絮和大皮鞋的风言风语。

棉花絮跟有好事儿离了婚，法院判有好事儿的儿子和女儿还有房子归棉花絮。

有好事儿要下放去农村了，他来到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从手腕上摘下他的手表。

“我亲爱的工程师同志，你的英格没什么毛病，只是该洗洗油泥了，让它的胳膊腿舒舒筋活活血了。你可以去其他地方随便转转，半个小时后来取。”大安德烈检查完风趣地说。

“不着急……”

有好事儿将一个牛皮纸信封拿出来，搁在柜台上，央求安德烈兄弟存放在这里一些日子。

“带在身上不方便，等我回来一起取。”

“你要出门？”大安德烈问。

“要去很远……”

“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不知道……”

有好事儿又拿出五元钱给安德烈兄弟。

“不能坏了规矩。”大安德烈说。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规矩，顾客完全满意了再付钱，不满意，他们要返工。

有好事儿耷拉着脑袋出来。

转过年的早春，那些耐寒的花，像顶冰花、元胡花、菟葵花、金盏花、白屈菜花、茴茴蒜花还没有冒尖儿，一封死亡通知书送到了有好事儿的单位，说有好事儿死于食物中毒或自决于人民。

单位的领导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封死亡通知书，棉花絮已经不是有好事儿的老婆，他的一双儿女未成年，有好事儿是支援边疆建设的内地大学生，在哈尔滨没有其他亲戚。

安德烈兄弟知道有好事儿的死信了。

“看来，工程师的那封信是留给我们的。”

大安德烈打开有好事儿的信。

大安德烈看过，摇晃着头，然后把信递给小安德烈。

小安德烈看过，默默地将摆在橱窗里的有好事儿的手表和那封信放进了保险柜里。

有一天，棉花絮来到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刚迈进门槛气势汹汹地问安德烈兄弟：“俺孩子他爹的手表，是不是在你们这儿？”

安德烈兄弟坐在柜台后面的凳子上，眼睛也不瞅棉花絮。按惯例，小安德烈站起来迎接客人到来。

“我们不能给你。”

“那死鬼的物件该归俺的孩子，凭啥不还给俺？”

棉花絮嚷嚷着。不管棉花絮怎么质问，安德烈兄弟就是不吭声。

棉花絮来到大街上耍泼，唾沫星乱飞地吵嚷：“这俩老毛子兄弟，想昧下俺家死鬼的手表。”

街上的行人凑过来看热闹，堵住了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门口。

安德烈兄弟坐在柜台后面的凳子上，拔着腰板，一动不动。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门口，看热闹的闲人越来越多，围成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圈儿，站去了中央大街一半的道路。棉花絮在中间，不依不饶地骂街。

几个公安过来了，有人报告了派出所。

安德烈兄弟对一个老公安说：“让她经官吧！”

法院的判决下来，安德烈兄弟保留有好事儿的手表到其大儿子成年。

几年过去了，下第一场雪的那天，有好事儿的大儿子来到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整天流大鼻涕的他已出落成像他父亲一样大高个儿的小伙子，他报名去逊克——金训华烈士战斗过的地方，下乡插队落户去了。

安德烈兄弟把表和信封放在柜台上。

“你父亲留下的信，比这块表贵重。”大安德烈说。

有好事儿的大儿子咬着下嘴唇。

那封信上在他和他妹妹的名字下面，其实只写了一句话：“这辈子，好好做人。”

8

大安德烈在七十九号航标的丁字坝上撕碎了瓦莉娅的相片，扔到喇叭形状的小河口里。

这次，大安德烈没有犹豫，上回，他又揣了回去。

江汊子和松花江在小河口处汇合，两股水流的颜色不一样，深蓝色的是清澈的松花江主流，混浊的是沙土色的江汊子。其实，它们原本是一股，在七十八号航标处向外劈出一条支汊，绕着太阳岛多流了小半圈儿，就完全不一样了。

两股水流汇合的交界有一条明显的锯齿分界线，向喇叭口里面弯曲，松花江的主流推着江汊子的水向回流，拒绝裹着泥沙的江汊子再回来。

瓦莉娅相片的碎屑在小河口的水面上打转。

挖泥船拖着几十个连成一串的浮筒开到小河口的喇叭弯里，他们在这里已经工作一个多月了。

挖泥船隔上两三年就会到小河口作业，把搅上来的泥沙，通过浮筒喷到下游远处那一大片俗称狗岛的沙洲上去。

挖泥船在小河口的喇叭弯里挖走许多泥沙后，江汊子和松花江交汇的那条线向外移出去了不少。到了秋天，两股水，颜色相差得没有开春时那么明显，那条线变得不那么清晰。

坝内的漫滩，遍野是枯黄的铜钱草、泽泻草，狼尾草长出了狼尾巴形状的黄穗。只在低洼地存些少量的水，水里有悠闲游动的小鱼，它们没随着后撤的大水回到江里，它们并不知道自个儿的生命来日不多了。

站在丁字坝上向下游望去，横亘在松花江两岸的钢筋铁骨的老江桥近在眼前，小西木桥根本无法相比，松花江的水面有小江汊子几十个宽。我以后，见过比滨州铁路桥更大的桥，但无法取代小西木桥在我心里的位置。

老江桥南岸有两个水泥桥头堡，而北岸只剩一个，在马家船口船坞的那侧。在丁字坝直对着的喇叭形小河口的东岸，围堤里是一个长满了绿藻的小小的水塘，这里就是原来上桥头桥头堡的位置，听老人讲1932年发大水，这个大家伙一个跟头折进了水里。

三个废弃的桥头堡早已残破不堪了，水泥脱落处露出里面裹着的钢筋和河卵石。那些错落分布的黑洞洞的枪眼儿哑巴般默不作声。

守桥部队在高岗上建有营房，两个桥头一边一个岗楼，站着四位手持步枪的哨兵，他们更像是摆设。

马家船口这里与小西木桥相比，是另一番景象，除了大烟囱之外，又高又大的厂房，龙门吊和塔吊，厂区围墙外一行行东西方向有序排列的家属红砖房。

造船厂船坞里，闪着电焊蓝色的火花。最远的那条上面像往常一样没人在工作，这个铁锈色的船壳一直搁置在那里，好像永远无法完工。

造船厂过去不远就是糖厂卸甜菜的水泥码头。

现在，糖厂的码头静悄悄的，没有一条船泊着，岸上也没人走动，江坝里的糖厂和工人在树荫里睡着了。等到了深秋，糖厂的码头才会热闹起来，停靠着装满了甜菜的驳船，每一条船的吃水线都在没入水下面。

糖厂码头的正对面，就是狗岛。狗岛又把松花江分成两股，向右分出的是主流，向左分出的江汊子，大概因为宽的缘故，有了名字——二道江。

这些由拖头拽来的驳船都是从下游顶水开来的，它们一律要过了狗岛的脑袋，折弯进二道江，再用老长的时间，费劲儿地调转过船头逆水靠岸。二道江不是航道，不是所有的捷径都可以通过。

码头和驳船之间搭上跳板，搬运工扛着麻袋从船头的跳板上下来，空手回来的工人从船尾的跳板上船，各个行当都有自己的秩序。

晚上，糖厂的码头亮起了大灯，从江南看去，如同白昼，而邻近的船厂仅有稀疏的灯火。如果遇到秋雨连绵的日子，搬运工们也不歇工。

有时，这条船还没卸完，又有一条船开来，没泊位停靠，就停在狗岛外的水面上，无论上行还是下行有船来，还有老远的距离，拖头就先拉响长长的汽笛，到了黄昏，全船的灯全部打开。

人们要在松花江封冻前将糖厂需要的甜菜运完，然而，搬运工的脚步是犹豫而缓慢。

这咱，与糖厂码头同样寂静的还有狗岛。

狗岛上长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柳，现在正是柳条茂密的时候。深秋，沙柳的叶子才会落尽，露出枣红色的身躯。

每年下过头场雪后，农村合作社的社员来割柳条，搞副业编柳条筐。这咱的柳条被冻硬，变脆，没有了韧性，割起来容易。这工作，一直延续到开春。

这片沙柳分属于两个生产队，松浦合作社和太阳升合作社。两家以前发生过割过界的事儿，松浦合作社就在分界线上盖了个土坯房，派人看护着。

狗岛西头的冰面，无论天气怎么寒冷，这绵延无边的江水会残留一个洞口，一段流淌的清沟，在寒冷中冒出似有似无的雾气，像濒死的人若有若无的呼吸。水沟的边沿儿挤挤插插落着找食吃的乌鸦。乌鸦比较常见，可这群秃鼻子的乌鸦跟其他的不一样，飞得更高，叫声也更响，从嘴到脚全身黑色，没有一根杂毛，翅膀上的羽毛有如金属蓝的颜色，闪着亮光。

一个穿黑棉袄的人远远地出现在白色的江面上，像条蠢笨的虫子在蠕动。

这人向狗岛的西头挪蹭过来，渐渐地走近了。

他是个腿脚不利索的老头，拉个爬犁，屁股后面跟着一条黄毛大狗。一米见方的爬犁上装满了鼓鼓囊囊的布口袋和盛满了液体的塑料桶，用麻绳左一道右一道地捆扎得结结实实。

爬犁颠簸，塑料桶里的液体随着晃来晃去，深褐色的大概是酱油，米黄色的应该是醋，白色的当然是烧酒了，如果是水，早就冻住了。

老头身后的黄毛大狗在雪地里，向这群乌鸦上下一蹿一蹿地跑去。

狂奔的大黄狗惊动了聚拢的乌鸦，乌鸦哇哇地大声叫着，扑棱着飞起来，在半空中展开翅膀盘旋。

老头高声叫骂着：“你们这帮该死的渡鸦！”

黄毛大狗跑回到老头的身边，嘴巴哈着热气在主人的两腿之间转悠着。

被老头称作渡鸦的乌鸦滑翔了几大圈儿还是又落回到水沟边的冰崖上，缩着脖子待着。

“又添人丁了。”

老头向狗岛的中心折去，磕磕绊绊地直奔闲置了三个季节的土坯房走去。这老头是松浦合作社派来看柳条的社员。

在剩下的最寒冷的日子，松浦合作社没人来探望看柳条的老头，他们好像忘记了狗岛上那孤零零的小屋里还有他们派驻的人。

整整一个冬天，只有大黄狗陪着看柳条的老头。

江水开化了，渡鸦不知踪影。

在这个沙柳茂密的时候，站在小河口的丁字坝上，眼力再好也瞅不着那个小土坯房。

我听到一条关于安德烈兄弟要离开我们的消息。安德烈兄弟与亲人失散多年，如今在波兰的姑姑跟他们联系上了，要他们兄弟去外国继承家产。

老胡头也点了头，这不得不让人相信。

用老胡头的话说，这儿已没有什么可以让安德烈兄弟留恋的了。

9

公家真的要接手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了，给安德烈兄弟派来一个学徒的，整天埋着脸、不敢抬眼瞅人的小闺女。安德烈兄弟叫她小鹤。

开始，公家给安德烈兄弟指派一个照顾留城的干部子弟，他裂着怀，双手揣到裤子兜里，夹夹着膀子来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报到。第二天，安德烈兄弟就将他撵了回去。

小鹤来，公家有人陪着，私下跟安德烈兄弟悄悄说，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公家人跟大多数的公家同志不一样。

安德烈兄弟干活时，小鹤两手握在一起垂在小腹前，站在旁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瞅。安德烈兄弟一边拆卸零件，一边给她讲解。

安德烈兄弟对顾客夸小鹤：“这孩子会有大出息，有灵性，只一遍，就牢牢记住了。”

空闲的时候，安德烈兄弟会让小鹤坐到修表工作台前，卡上马蹄镜，戴上套袖，练手艺，把一块废表大卸八块，然后再重新装起来。

小鹤的鼻尖冒出细小的汗珠。

又一个冬去春来，小江汊子开化了，小西木桥四周荒地里的野菊花、野芍药、野百合、狗尾巴花、山牛蒡、骨节草、银线草、洋胡子草又欢天喜地地生长着，安德烈兄弟仍旧像往常一样经营他们的钟表店，小鹤能够不用安德烈兄弟指点，开始自个儿独立修有小毛病的手表了。

安德烈兄弟家的小园子也拾掇利索，撒上了西红柿和旱黄瓜的籽。安德烈兄弟根本就没有要出远门的迹象。

我认为人们说的安德烈兄弟要走不再回来的消息，是个谣传，至于公家派来个学徒的小鹤，接近半百的安德烈兄弟的手艺总要有后人给传下去。

那老油漆工还没来刷小西木桥。整整一年没维护的小西木桥，栏杆的油漆基本上都掉尽了，露出陈旧的木头，瞅上去，小西木桥就像一个快入土的老人，只是暂时的站立，随时随地就可以倒下去。

这天，安德烈兄弟去西十三道东头的八杂市，买了两桶绿油漆和两把刷子。

礼拜天的一大早，安德烈兄弟一人把着一边的栏杆，刷小西木桥，他们一定是不忍心让它继续这般残破下去。

安德烈兄弟过于匆忙了，瞅上去有些手忙脚乱的。安德烈兄弟毕竟是钟表匠，而不是油漆工。

日头高过了造船厂和糖厂的大烟囱，通向马家船口方向的土道上出现了一个稀稀拉拉的队伍，前头的几个人推着手推车，后头的哩哩啦啦跟着，拖出很长很长的尾巴。

安德烈兄弟立马加快了速度，手里的毛刷子像飞舞的蝴蝶。

这伙人和手推车上了铁路的高岗，安德烈兄弟直起腰板，长长地舒出一口气，他们刷完了最后一刷子。小西木桥又嫩绿嫩绿起来。

手推车上摆着个长方形的木头箱子。这木头箱子肯定不是木匠干出的活儿，木板上面全是毛刺儿，根本没用刨子刮过，也没有卯眼和榫头，用钉子将就着钉起来的。

打头的人手里举着个撅折的树枝，串着一沓纸钱，边走边撒。

这是送葬的队伍，那简陋的木头箱子是棺材。可是，没人哭泣。

安德烈兄弟垂着手在两边站立，让这群没有悲哀、只是做事的人过去，然后跟在后面，向土道的洼地走去。

土道快接近太阳岛时，陡然下降，形成U字形状，那里有片乱糟糟的旧坟地。偏脸子的盛寿考就埋在这里，他是画家，他的画跟当下的那些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盛寿考在马家船口的三十一中（原先是一个大庙）教美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他淹死在学校门前的水泡子里。这个残破的大庙、水泡子和周围疯长的野草反复出现在他的画里。

我猛然醒悟过来，简陋的棺材里装的死人究竟是谁了。

新挖的坑，不是很深，这里挖过深就出水了。潮湿的沙土规矩地堆在周围，是要准备再填回去，那些习惯了阴湿的黑甲虫被掘出来，扔在到阳光下和干爽的沙土上，正惊慌地往松散的泥土里钻。

人们草草埋葬了刷小西木桥的老油漆工。

老油漆工最后一次过小西木桥，安德烈兄弟让他过的是新桥。

从这天以后，安德烈兄弟做的事儿像走马灯一般，一件挨一件。

安德烈兄弟打好了行李，他们的行李只是老安德烈留下来的一个破旧皮箱，里面几件换洗的衣服和那本厚厚的黑纸壳皮的书。

大安德烈打开保险箱，拿出那些保存的手表和一本牛皮纸的本子，一一向小鹤交代着。

“我们知道，你是可以托付的人。”安德烈兄弟跟小鹤说。

“师傅，您们就放心吧，俺用自个儿的命担保！”小鹤紧紧咬着下嘴唇。

安德烈兄弟的手摸遍了钟表店里的每一个角落。

安德烈兄弟在小西木桥上来回徘徊。

黄昏，大安德烈手里拿着用黄色的野菊花编成的花环来到丁字坝，蹲下来，慢慢将花环放到小河口的水边。

浪涌上来，再退下去，一次一次地重复着，把花环冲到江心，向下游漂去。

大安德烈在丁字坝上伫立，久久不离开。

小安德烈也来了，陪大安德烈站着，风吹乱他们卷卷着的黄头发。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归宿吗？”大安德烈像是在问自个儿。

“大海枯竭了，没有谁还在。”小安德烈说。

松花江汇入黑龙江，黑龙江汇入大海。所有的河流终究都归于大海。

反穿雨衣的航标看护人出现在江坝上，他今天来得比往常都早，他好像知道安德烈兄弟在这里似的。

安德烈兄弟和航标看护人中间只差几步，他们面对面站着，注视着对方，彼此都没说话，也不打招呼，像陌生人一样。

航标看护人每天一来一去，至少要经过小西木桥两回，他们应该是老熟人了。

航标看护人提前点亮了七十九号岸标的红灯。

航标看护人扶着自行车看着安德烈兄弟走远，然后才骑上车子，没像以前那么匆忙，并不着急去点亮下一个航标。

那些候鸟飞到杂树林的时候，安德烈兄弟的门窗用木板钉死了。安德烈兄弟走了，只拿走了老安德烈留给他们兄弟这个破旧的皮箱和那本厚厚的黑纸壳皮的书。

老安德烈夫妇和安德烈兄弟像一个圆，从任何点开始算，既是起点，又是终点……

老胡头却说，安德烈兄弟带走了他们可以带走的一切。

10

小西木桥的栏杆换成了焊接的铁管，这回小西木桥彻底地成了一座小铁桥。原来的小西木桥，也只是在人们的口中还是小西木桥。

铁栏杆只在完工后刷了一遍油漆，余下的时间，任风吹雨打，长满了铁锈。

去安德烈兄弟家小屋的小道找不见了，那棵大青杨树还在，又粗了又高了，树尖儿的喜鹊窝也在，可那些高棵的牛蒡草，藤蔓上有锯齿的野麻，严严实实地掩盖住了原来的路径。

我无法知道安德烈兄弟的小土房怎么样了，泥土墙外那层保护的石灰水没有了，风吹雨淋，终要坍塌掉的，还有那口马神井，压出的水又清又凉，长满了西红柿和旱黄瓜的小菜园，那个无家可归的老猫，在小西木桥，我没再见过它，它该到死的岁数了，可老井婆子说，猫有九条命。

杂树林里的候鸟飞来，又飞走，再飞来，再飞走，荒地的野花开了又败，败了又开，开了再败，蛤蟆滩的芦苇和蒲草绿了又枯，枯了又绿，绿了又枯，小河口喇叭弯儿松花江和江汊子分界的那条线，随着季节移动着，航标看护人还反穿雨衣出现在江坝上，只是动作没有以前那样有力，而是有些缓慢，他该到退休的年纪了。

除此之外，小西木桥周边及马家船口的一切也照旧如初，那条未完工的船仍锈迹斑斑地搁置在船坞里，甜菜下来的季节，糖厂的码头依然忙碌，搬运工的脚步迟缓而沉重，周而复始，像永无终点的路程。

变化最大的要数安德烈兄弟钟表店。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在邻中央大街的窗户檐，也挂上了一块招牌——“国营工农兵钟表店”。

可我们偏脸子人仍旧叫安德烈兄弟钟表店。

正如老胡头说的，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事物变化了，其实，那只是表面，骨子里，有些东西是没办法更改的。

小鹤有了个帮手，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娘们儿。店铺里靠门的位置——小安德列工作的地方，台子拆除了,放上了收款台，修表要先开票了。这个老娘们儿坐在比笆篱子小号大不了多少的里面，偏脸子不乏蹲过局子的家伙，负责收钱，玻璃窗后面的脸整天哭丧着，好像人人都欠她钱。

不久，公家又再给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派来个经理，一个比收款的老女人年轻稍许的女人，嘴唇没有一丝的血色，薄得有如白纸。在顾客等待的地方放上一张办公桌，她端坐着，除了喝水，什么也不干，连报纸也不看。营业的区域更窄巴了，两三个人进来，屁股挨屁股。女经理把安德烈兄弟专修瑞士表、不修国产表的传统改了。

“工农兵钟表店就是要为工农兵服务，不能只为剥削阶级的余孽服务！”女经理的声音尖利、刺耳。

小鹤的辫子剪掉了，头发烫成卷，她嫁人了。偏脸子所有的人都希望她找到一个好男人，这辈子对她好。但实际上，他对她并不好，听说，他是个酒魔怔——嗜酒没命的家伙，结婚后暴露了。小鹤生下女儿，他们离婚了。小鹤自个儿拉扯孩子。人们的愿望常常与实际不一致。

百花园糕点店的小伙计的个头长高了，已过了好长时间，他还像以前那样，在安德烈兄弟钟表店开门的钟点，一手端着一块奶油蛋糕出现在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门口。

“安德烈叔叔——”

长大的小伙计还是那么胆怯。

小鹤在里面答应。

小伙计久久地愣着神儿。

大肚子的小鹤出来：“你忘了？安德烈师傅早就走了。”

小伙计耷拉着脑袋回去。

小伙计如此反复了好多次，他终于明白过来，蹲在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房檐下捂着脸哭泣，久久不去工作。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橱窗里的钟表不再是一个步伐整齐地走道，经过中央大街西十三道街北拐角的人们也不再习惯地撸起袖口。

原布拉维音斯卡亚圣母教堂处盖起一座四方盒子般的大楼，大门口竖着挂上建筑设计院的牌子。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咱，曲艺团就不许老胡头上台演出了，分配去收发室当门房。

天空布满了星星，老胡头在他的小黑屋里，在昏暗的白炽灯下，给我说书，他的书里有太多的伤痛。

老胡头每说到痛处，就会长长地叹气。于是，那痛楚，也就被他拉得老长老长……

孙且，本名孙世群，1963年生于哈尔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哈尔滨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任教于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已出版长篇小说《洋铁皮盖儿的房子》（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