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盟会会员与长沙日报社打官司

杨锡祥+唐存正

唐群英（1871-1937），湖南衡山县人，字希陶，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早期女权运动领袖，中国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辛亥革命的功臣，女子教育的先驱。

出身于文武之家的唐群英，聪颖过人、文才出众、性格倔强。这样一位女中豪杰，年轻时婚姻却遭厄运，后来还因“结婚启事”经历了与长沙日报社的一场官司。

1891年，刚满20岁的唐群英遵母命，从衡山县新桥镇的黄泥町“三吉堂”嫁到湘乡县荷叶镇（今为双峰县）下宥树“树德堂”，与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完婚。然而，好景不长。1896年，独生女儿夭折。翌年，丈夫猝然病故。

后来，唐群英逐渐走出内心的悲痛，并回到娘家“三吉堂”。从此，读书成为唐群英做得最多的事情。

此时，清王朝已陷入穷途末路，革命暗流涌动。唐群英决心投身救国救民的运动。于是，她于1904年和1910年两次东渡日本，探索救国之道。她先后拜会黄兴、孙中山，加入华兴会、同盟会，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

辛亥革命后，唐群英联系各妇女参政团体的领导人，召开倡议成立“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大会，开展了一系列争取女权的活动。1912年4月8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此后组织女子同盟会部分领导人及年轻会员北上北京，联合当地女界人士继续开展争取参政权的斗争。这年12月，在女子参政运动严重受挫的形势下，唐群英从北京回到长沙，把工作重点转向地方，她组建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兼任支部长。在“秋瑾烈士祠”创办女子法政学校。

在长沙，唐群英经历了一场与《长沙日报》的官司。这场官司系由一则结婚广告——“郑师道与唐群英即将结婚的‘启事”引发的。郑师道是一位浙江籍革命党人，社会知名人士，也是一位男女平等的积极主张者，他特别赞赏唐群英的奋斗精神和组织能力，曾两度致贺唐群英创办《女子白话报》和《亚东丛报》，除对妇女运动的支持外，更有一种对唐群英个人的深深眷恋。

唐群英作为参政运动的领军人物，不仅要扩大女同胞的团结，也要争取男同胞的支持，于是郑师道等人都成了她的朋友。然而不惑之年的郑师道仍孑然一身，在与唐群英的交往之中，他对唐群英的敬仰之情悄悄转化成爱慕之意。当时的唐群英致力于参政运动而心无旁骛，对于其或明或暗的示爱表白，全然不予呼应。郑师道却十分执着，在唐群英回到湖南后，也于1913年年初来到长沙，不久他向唐群英正式求婚。

唐群英早已挣脱了“三从四德”的桎梏，把自己“许配”给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妇女解放的大业，根本没有考虑再找伴侣之事，对于郑师道这样一个痴情的追求者，她当即明确地予以回绝。

谁知，几天之后《长沙日报》上竟然登出了一则“郑师道与唐群英即将结婚的‘启事”。许多朋友和亲友纷纷找唐群英询问或向她祝贺。

对于这种荒唐之事，唐群英勃然大怒，她向身边朋友说明实情后，随即结伴去长沙日报社讨个说法，要求更正并致歉。

长沙日报社对于不实广告影响女盟领导人的名誉之事，全然不顾，并振振有词地解释，收钱给人登广告，是报社的一项业务，内容若不实，去找要求登广告的人。

唐群英则认为“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作为所谓的当事人之一，她根本没有来“要求登广告”，报社只听片面之言，造成了错误！现在她拟好了更正声明，请尽快见报，消除不良影响！唐群英的要求有理有节，但报社方面固执地拒绝了唐群英的正当要求。

女子参政会湖南支部的同仁们，认为此事损害了女子参政运动领袖的名声，而报社推卸责任，不予理睬，大家怒火冲天。几位急性者挥手打碎了报社办公室的茶碗，推倒桌椅，个别人还冲进排字房，掀翻了已排好的报社字板，致使次日报纸未能出版。

此事立即引发一场官司，唐群英诉称，报社损害我的名誉，要求赔偿精神损失；长沙日报社则诉称，唐群英聚众闹事，毁坏报社设备，妨碍报纸出版，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官司调停不下，影响日益扩散。

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惦量再三，认为，一方是本省的言论机关，一方是闻名全国的妇女领袖，生怕在自己的地盘上闹出大事，只好息事宁人，从都督府拨出一笔钱给报社，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唐群英回头再找郑师道算账时，郑师道早已离开长沙，不知去向。

后经查明，郑师道是个亢进性精神病患者，这则广告是他找报社登的。他追求唐群英未遂，原想弄假成真，反而弄巧成拙。他在长沙立足不住，1913年7月国民党“二次革命”时，他到浙江另谋活动，因出言不逊，被浙江都督朱瑞所杀。

当年，唐群英得知郑师道被杀的消息后，内心的情感是复杂的。对于这个有些疯癫给她造成不良影响的追求者，她早已深恶痛绝；但对于一个投身革命且又支持男女平等的人士最终因言误命的结果，还是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