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让出来的文津街

刘永加

最近读史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在拆迁和安置的问题上，设身处地，细致入微，为了维护百姓利益和保护文物，竟然拆了中南海的围墙，为城市建设让路。其良苦用心，拿到今天来讲一讲，或许有些启示。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成为首都，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带来了大发展的机遇。由于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在城市公路的扩建和市容修整中，都涉及古迹文物的拆除还是保留。尤其是在建筑史上颇具价值的团城与牌楼是否在城建中拆除，这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原来，北京的团城与它北面的琼岛建于金代，元初在岛上建成了“仪天殿”，明代重加修葺，改名承光殿，并且改筑为砖城，形成了现在的团城。它两面临水，风景优雅，气势雄伟，与北海诸建筑构成一组严整的古代建筑群，且又在建筑群中自成一体，有很高的建筑艺术价值。由于团城与南面的中南海之间马路太窄，公路扩建到这一带就无法进行。有人建议把团城拆掉，开阔道路交通，扩大公园面积；另有人坚持要保留团城，认为其极具艺术价值与古文化风格，保留它就保留了中华建筑文化的基因。双方争论毫无结果，只有报到国务院，让周恩来总理拍板。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对此非常重视，他没有偏听一方急着拍板，而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亲自来到团城一带进行实地观测。其间，周恩来还不时与陪同他来的职能部门负责人交换意见，又向文物工作者询问相关情况。

经过全面了解和慎重思考，最后，周恩来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安排：不能拆除，保留团城，同时又要解决道路拓宽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周恩来决定让南面的中南海院墙后移，给马路向南扩展留出空间。就这样，既保留了这一有价值的古建筑，又解决了交通问题，而中南海院墙南移并没有什么不良后果。这条让中南海“让道”的马路，就是今天北京西城区的文津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