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决策与信息结构：一个三阶段关系模型*

董红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会计学院，郑州 450015）

当一个组织的信息披露助益或有损于他人时，就会产生道德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信息披露决策是一种道德决策，反映出某种价值导向。个体道德的成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组织道德发展与其相似，Reidenbach和Robin以及Yuthas通过借鉴个体道德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分别提出了五阶段和三阶段的组织道德发展理论模型。相关证据证明了组织道德影响到组织决策以及在道德困境下的行为。［3］本文以社会责任作为逻辑主线，在组织道德发展理论基础上构建一个三阶段的组织道德发展、信息披露决策与信息结构的关系模型，从而将三者之间的联系清晰化，为探究信息结构形成的推动力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组织道德发展理论

由秉持信念的个体、目标、结构建构而成的组织，其道德成长过程和个体道德发展相比具有类似的阶段性特征。Yuthas以社会责任为分析内核，对Kohlberg以及Gilligan的个体道德发展理论进行了吸收和消化，尝试构建一个具有明显阶段性的组织道德发展理论模型。在模型中，组织道德发展被划分为三个前后相承的层次：前常规阶段、常规期阶段和后常规阶段。前常规阶段的组织以自我为核心，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导向；在常规期阶段，组织将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作为发展自身的工具性手段，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在组织的价值图谱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当组织道德进步到后常规阶段，组织的战略使命得以扩展，利益关切的对象由特定群体延伸到社区内的所有成员。

每一种企业理论都会将企业价值属性的界定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点，整体来看，组织道德发展的阶段性与企业理论的历史演变在价值属性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古典企业理论以股东利益为旨归，锚定管理者受托责任的履行和评价，重点分析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防止实践中的扭曲和变异，防止管理层过度机会主义倾向带来的股东价值侵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不在考虑的范围内。而承担社会责任将会占用和消耗企业资源，不符合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所以，这种理论的价值定位符合组织道德前常规阶段的特点，组织决策采取以自我效用最优为目标的成本－收益比较。为规避惩罚和管制，企业会合规经营，但是，一旦违规收益超过违规成本，违规就是其理性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企业被看作是由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交汇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实体，而社会责任研究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结合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了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生存和发展，企业就必须有效管理与所有投资人、供应商、客户、政府监管、员工乃至一些社会团体的关系。承担社会责任是获取其他目标利益的可行方式。组织道德表现出工具理性的特征，发展到了常规期阶段。

如果从企业的社会属性来考察其存在的基础，它所被赋予的就是一个社区成员的角色。企业自身利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区整体利益相交融。组织道德由工具理性进步到价值理性，发展到后常规阶段。公平、公正、责任等本属于抽象通用准则的理念内在地支配着企业行为。利益的范畴从经济扩大到社会，作为社会代表性机构的企业，其“运行必须保证社会承诺和社会信仰”［1］。扮演社会角色与企业的特定使命——创造经济价值不存在本质性的冲突，如果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可以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选择放弃一些经济利益也是可以接受的，它相信承担社会责任是其所以存在的使命之一。“因为企业不是形同虚设的，而是有必要存在的、对社会有用的以及具有生产效率的时候，企业才能得以存活”［2］；企业目标和战略理应融入社会责任元素，因为“这样做不是管理层应该对社会负责，而是应该对企业负责”［2］。

二、组织道德与信息披露道德决策

按照财务报告目标的两种主流观点——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公开信息的有用性应充分体现于决策制定和受托责任说明的过程中，其内容和质量具有经济后果，影响到各方利益。但问题是，对信息的需求存在多样性，并且信息的生产也不是免费的，这就时常使信息供给方处于“道德困境”当中。在决策时应关照到哪一方的利益、应秉持怎样的价值导向对外披露、应披露哪些类型的信息，这些问题其实是价值判断的问题，道德决策受到道德发展水平的驱动。

如果组织道德尚在前常规阶段，一切有助于股东价值的战略和行动都具有道德正当性。决策相关和受托责任的指向是很明确的，企业在财务报告上的责任仅是向股东披露传统的财务指标，如果为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发生一些成本，企业对此是难以接受的。这是一种基于古典企业理论的道德评判，并由此决定了信息披露为股东决策和管理层受托责任说明服务，信息结构简单，通过将交易和事项输入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加工和处理，最后形成财务报告。这种价值评判以及对信息披露带来的影响其实依赖于两个前置假设：一是股东价值增长构成了企业存在的合法性，企业和股东之间的关系是企业发展的社会支撑；二是假设股东的定价模型仅和未来现金流预测相关的信息产生联系。

当道德发展到常规期阶段，组织的责任感已经从以股东为核心扩大到以利益相关者群体为核心，信息披露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服务于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为目标。在一个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不断深入的社会中，市场/组织作为两种基础的交易协调方式混合依赖于特定的信息需求。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其本质是市场/组织协调功能的某种交融，而管理的效果取决于信息成本和沟通成本。公开报告是减少信息成本和沟通成本的有效方式，有助于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投入和支持，夯实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Clarkson和Deck以70家大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样本公司积极管理的是利益相关者关系，而非将这种关系管理延伸至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社会关系。信息披露的道德实践与长期的经济利益绑在了一起，出于经济动机，信息披露被策略性工具性地利用。信息披露不仅是组织内外交流的方式，也是获取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方式。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信息披露增加能够显著降低融资成本［3-5］，社会责任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与股票回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

在前常规和常规期阶段，不管是以平衡股东关系为主还是把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信息披露都是一种重要的协调冲突的方式。在后常规阶段，组织摆脱了从冲突角度思考和决策的惯常思维，它把自身、利益相关者、自身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的群体都看作是同一个社区里的成员，成员之间相互负责，从而将经济目的和社会、环境以及伦理问题统一起来。信息披露决策时的价值考量已不局限于某些特定群体的信息需求，信息披露成为维护社区健康和谐的重要工具。企业行为的“好”与“坏”不再看其是否符合正式规则，公允、公正、责任等一般抽象道德原则在信息披露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从而在道德标准上实现了对条文化规则的超越。

三、信息披露道德决策与信息结构

不同阶段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导向决定了不同阶段组织活动道德特征的差异。Yuthas指出，“组织道德发展与会计系统之间存在着联系，会计系统会随着组织道德发展发生变化。”本文提出一个三阶段模型来说明组织道德发展与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试图揭示推动信息结构变化的源动力。阶段性划分信息披露道德，并非是认可组织道德与信息披露之间存在精确对应，本文是想通过廓清信息披露道德的阶段性发展，更为深入地探究组织道德和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

（一）前常规阶段的信息结构

在该阶段，对财务报告的道德评判取决于企业外部。对财务报告道德品质提出要求的主要是股东、企业会计准则和法律规章，企业通常会按照这些外部要求生产和披露会计信息。财务报告披露的“善恶”通常由披露的经济后果来评判。如果存在法律漏洞或惩罚力度偏轻而造成违规收益大于违规成本，规避监管、融资、代理问题、逃税等各种动机都会负面影响到信息披露的质量。前常规阶段的企业只为单一的财务底线而运营，不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发展出在前瞻性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会责任会计系统和环境管理会计系统，信息结构以反映经济活动财务后果和企业价值相关的会计信息为核心。自愿性披露的非财务信息所占比重很小，披露的动机主要来自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信息内容和后面阶段虽有少量重叠，体现出的道德水准却是不同的。

（二）常规期阶段的信息结构

实现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共享价值是这一阶段组织的信息披露战略。对信息披露的价值评判主要取决于利益相关者，但利益相关者所需远不限于会计信息。企业活动所引起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持续恶化的环境，增强了企业自身、利益相关者群体以及社会各界对社会责任问题的道德敏感度。尽管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企业能长期生存与发展”是每一类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要求［7］。关于组织活动环境影响和社会效益的信息进入公开报告，而且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会得到提升。财务报告体系得以调整和更新，出现了环境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而且财务报告内容也会产生结构性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否与如何披露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留给企业。以Linowes所提出的“社会－经济营运表”里的“增益”和“损害”项目为例，“增益”项目涵盖员工福利增加、大众利益的维护、注重产品安全以及环境恢复等项目，“损害”项目代表应该发生而未发生的支出［8］，一般情况下，企业会优先选择披露“增益”项目而非“损害”项目，或者对“损害”项目进行选择性披露。尽管如此，常规期阶段以利益相关者利益为导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自我为核心的利益藩篱，虽然信息披露决策多了一些工具性的考虑，但社会规范和共享价值的理念还是能够常态化地内化于企业的价值观。

（三）后常规阶段的信息结构

后常规阶段，除了对经济活动财务后果的披露以及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供应链、市场、薪酬、研发、产品质量等方面信息的披露，组织还会披露有关员工保健、慈善活动、环境保护、残疾人员训练、少数民族雇佣、军火贸易等自身社会活动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信息。披露“增益”事项自然会提升自身形象，但是在道德原则而非经济利益的指引下，一些应做而未能做到的“损害”事项也能够得到恰当披露。组织清醒地意识到，同为一个大社区的成员，信息输出对社区其他成员是有帮助的，自身亦可以从其他社区成员同样的行为中受益。

不可否认，有的信息披露可能会对组织的现时利益造成不利影响，毕竟“有一些冲突是通过一种必不可少的人类同情心来得到缓解的”［9］。但是用战略的眼光来看，“企业应该以竞争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10］，公允的信息披露并没有构成企业成长和价值实现的障碍，反而是其树立社会信誉和培育长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国际范围内，社会责任投资正在蓬勃发展，这说明本文对后常规阶段组织道德观的解读并非只是纸上昙花，在实践中，组织利益和社会需求趋向统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了一个三阶段的道德、决策与信息结构的关系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1）组织道德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价值导向决定了信息披露的阶段性特征，进而决定了信息结构的阶段性特征。（2）前常规阶段企业的信息披露以“自我”为中心、股东价值为导向，规避惩罚的动机明显，这种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特点确定了以反映股东回报、运营效率为核心的信息结构。（3）常规期阶段的道德决策突出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该种价值导向下形成的信息结构涵括了财务信息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需要的信息。从信息内容上看，既有强制性披露的部分，也有自愿性披露的部分。（4）企业的价值诉求在后常规阶段实现了由“自我”到利益相关者再到社区的延展，行为道德性的评估不是取决于企业外部某些重要的利益群体，而是通过道德原则的内化由企业自觉完成，道德自为特征明显。在传统财务报告的基础上，新的报告载体纷纷出现，如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人力资源报告等，报告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这一阶段，自愿性信息披露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11］

该模型给我们提供了如下启示：（1）进行信息披露治理，既要强调外部监管，也应重视组织道德在信息披露决策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有效治理来自他律和自律的有机结合。（2）在前两个阶段，企业道德行为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按照成本－收益的分析结果以确定是否采取行动，一旦效用函数约束条件发生改变会导致预期后果改变进而影响到行为决策，所以，适度的管制和好的外部环境能够优化约束条件，有利于推动企业在正确的方向上行动。（3）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组织的道德发展处于前常规阶段和常规期阶段，企业信息披露以股东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为导向，股东或利益相关者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诉求会反过来作用于企业的道德认知和行为选择。在构建和分析信息披露道德决策模型时，也应关注投资者或利益相关者的道德水准。（4）随着组织道德向高级阶段发展，不仅会推动信息结构本身产生重要变化，而且也会推动信息披露的管制由规则导向向原则导向转变。［12］

［1］［美］彼得·费迪南·德鲁克.公司的概念［M］.罗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美］彼得·费迪南·德鲁克.组织的管理［M］.王伯言，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3］Botosan C..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J］.The Accounting Review，1997，72（03）：323-350.

［4］Botosan C.，Plumlee M..A Re-examination of 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Expected Cost of Equity Capital［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2，40：21-40.

［5］汪炜，蒋高峰.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成本［J］.经济研究，2004，（07）：107-114.

［6］沈洪涛，杨熠.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当代财经，2008，（03）：103-107.

［7］刘利.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实证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07）：61-68.

［8］胡玉明，刘运国.管理会计研究［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9］［美］肯尼斯·阿罗.组织的极限［M］.万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10］［美］迈克尔·波特.竞争论［M］.高登第，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11］兰兰，高成修.基于AHP的PPP绩效评估体系研究［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3）：115-119.

［12］屈鑫涛.论公共管理中的“协商民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