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論孔子與儒家思想

黄震雲



《莊子》論孔子與儒家思想

黄震雲

文章通過對《莊子》中關於孔子的記録進行了全面的歸納分析，結合相關資料，並與《論語》對照發現，《莊子》對孔子的事迹記載詳細客觀，而《論語》則盡言孔子的聖賢風範，不及孔子窘迫處境失態等情景。對孔子去魯的行政處罰性質美化為優遊。莊子對老子和孔子的態度整體上没有明顯的褒貶區别，也不存在刻意對老子的關注，老莊傳承道學之説，是誇大其詞。

關鍵詞 《莊子》 孔子 老子

中圖分類號 B2

《莊子》中大量記録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這些言行，司馬遷在寫《史記》時還作了評論。《史記·莊子傳》説：“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虚、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143頁。認為畏累虚、亢桑子都是虚擬，《漁父》《盜跖》《胠篋》三篇是為了詆毁孔子之徒，明老子之術。為什麽《莊子》不直接引用老子言論明老子之術，而要通過詆毁孔子來表達詆毁的是孔子之徒，顯然已對莊子有貶斥之意。有没有，有又是如何通過人的詆毁來進行學術的伸張，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但這只是司馬遷的看法。我們通過《漁父》與畏累虚的議論比較看，畏累虚是無事實，但不能説《漁父》無事實。我們認為，司馬遷對《莊子》的評價是大抵寓言，不是説全部，《莊子》是立言性質。西周以來左史記言，官員都有義務向朝廷進言，因此司馬遷是評價《莊子》具有史學價值，並不是根本意義上的否定。蘇軾《莊子祠堂記》説：“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安徽省蒙城縣北郊的莊子祠，碑已殘缺，可讀有186字。就是説皆是寫實，即墨家取名予實。清人劉鴻典在《莊子約解》承其言稱世皆謂莊子詆訾孔子，獨蘇子瞻以為尊孔子。吾始見其説而疑之，及讀《莊子》日久，而後歎莊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之下。莊子究竟如何記録看待孔子的言行，對於這一樁兩千多年争議很大的公案，有必要重新梳理審視。

一、 孔子適楚與楚狂接輿

《論語·微子》説：“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何晏注《論語》，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81頁。孔子與楚的關係在《論語》中表述得不是很清楚，孔子是什麽時候見到接輿，史書中也没有明文記載，接輿從名字上看或是負責車輿的大夫，未必是人名。按照歌而過的文字體味，好像只是經過，碰巧遇上，那麽接輿似乎像一個瘋癲的過客，可是瘋癲的人能説出那麽深刻中肯的道理嗎？《莊子》對《論語》中的這段話有所涉及，可以與其互相印證。《莊子·人間世》説：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183頁。下引《莊子》原文皆據此本，僅出篇名。

鳳凰是殷周政權的象徵，接輿稱其如道德衰敗，這是亡國的徵兆，以此勸説孔子要全身於世，退出行政。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指孔子再逐於魯，也就是疏放的現實，希望孔子能够識時務，趨利避害。接輿這樣説的根據，已見於史書。《史記·孔子世家》曰：

孔子遷於蔡三歲，吴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930頁。

根據《史記》的記載，孔子譏刺諸侯，社會上的評價並不很好。由於接受楚國的聘任受封，因此免於災難。但楚昭王最後並没有重用他，秋天楚昭王去世，因此孔子在楚國不過是半年時間，但處境十分不好。接輿當然知道孔子的處境，知道他很危險，因此勸他離開楚國。這樣，我們把《莊子》《論語》和《史記》三者結合起來看，整個孔子與接輿相見的行歷脈絡就很清楚了。《論語》中歌而過語焉不詳，没有《莊子》明白。

孔子在陳蔡受到圍困的事情在《莊子·讓王》也有記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顔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顔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顔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莊子·盜跖》中重複了這段話。逐往往對諸侯而言，司馬遷在《史記》中將孔子列入世家，也是當作王侯來書寫。春秋以來，一般稱放流到别的諸侯國的叫放，而趕走諸侯王叫逐。如《左傳》宣西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左傳》昭公三年，九月，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昭公八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左傳》哀公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於吴。《左傳》莊公六年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泄、右公子職，乃即位。這樣的例子很多，無論是大夫還是公子，流放到别的國家叫放。又《吕氏春秋·似順》説：

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於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説，逐獻公，立公子黚。衛莊公立，欲逐石圃*吕不韋《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頁。

流放又稱為遷，又稱為返。《孟子·盡心》上説：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悦。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悦。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趙岐注《孟子》，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16頁。

《史記》中談到孔子去魯時有師己送孔子一節，齊國的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己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司馬遷《史記》，1918頁。

根據《史記》的記載，孔子去魯是受到行政處罰，師己為其辯護，因此孔子悲憤而歌明志。一位重要官員的離任，不可能是没有原因的。要麽是行政處罰，要麽是刑罰，不可以擅自離開。顯然，史書是為孔子諱。而《莊子》的記載則更符合事實。孔子去魯的真實情況，《孟子》一書中也有涉及。《孟子·告子下》説：“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内，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睹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趙岐注《孟子》，第106頁。意思再清楚不過了，孔子被免職後，祭祀時自己主動去，但助祭之後燔肉没有分到，再一次證明他已經失去作為大司寇的待遇，所謂微罪行，當然不是無罪行。孔子擔任大司寇攝相事曾經面有喜色，因此他是喜歡這個職務的。但被免職後作為被逐者即使被殺也是無罪的，並且按照《莊子》，孔子兩次被魯國放逐，之後被召回，但並不使用。所以用法律語境觀察《史記》與《孟子》，如《莊子》記載，孔子曾經獲罪放流無疑。孔子去魯不是優遊，司馬遷以為是天之將喪斯文也，不過是悲憫。

關於郊不致膰俎。按照《禮記》，郊祀後要分享助祭的官員，而孔子没有得到分享，顯然就是大夫的職位已經除名，所以孔子的去魯為免職處置，即行政處罰，與分肉不均没有關係。《白虎通》卷五説：

諸侯之臣諍不得去者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君待之以禮，臣待放；如不以禮待，遂去。君待之以禮奈何?曰：“余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且不留，聖人之制，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之郊。必三諫者何？以為得君臣之意。必待放於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悟能用之，所以必三年者，古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今己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為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放於郊，君不絶其禄者，示不合耳。以其禄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終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為家也。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得放。”*班固譔、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28頁。

《白虎通》將屈原與孔子並列解釋去的性質是行政處罰及其具體的儀式，孔子勸諫不成，從理論上按照君臣關係慣例就得自動離職，但是孔子還在等待，希望得到一個更為明朗的結果，也就是説他根本無心去魯，去魯完全是處罰措施，而不是所謂不朝。適逢郊祀，結果郊祀分享時已經没有孔子的份，證實孔子確實被開除了職務。在這種背景下孔子去魯。莊子稱之為逐，逐本指諸侯去位，而孔子不是諸侯，這當是漢代人的口吻。

《論語》是孔子弟子們的記録，所以簡略，感情上有傾向性，留下的文字從褒貶上二者没有什麽區别，因此莊子記録的應該是事實。《莊子·德充符》記孔子答哀公問説：“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屢，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按照本篇，孔子去楚國是作為使，不是流亡，實際上應該是聘。孔子從母豬死、小豬散作為象，討論形與本，讚美哀駘它才全而德不形。從文字來看，没有褒貶，其思想與孔子的名實觀念也一致，因此不存在或道或儒的選擇。所謂使、適等實際都是指聘。

《莊子》中還記載了孔子在楚國的生活與思想的變化。《莊子·則陽》説：“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虚矣。”就此觀之，孔子使楚在當時是影響很大的一件事情，不僅震動官場，餘響深及民間。

《莊子·達生》説：“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佝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蹶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佝僂丈人之謂乎！’”孔子對佝僂丈人的評價與思考以志為標準，而不是以春秋以來的義為標準，符合孔子思想實際，而觀物以思，好問以學則是孔子的一貫風格。由此看來，莊子對孔子的言行記録主要是客觀記載，並無褒貶。

《莊子·漁父》記載孔子使楚之後與漁父的對話，這也是司馬遷詬病《莊子》的重要篇目，但從中間提到的道理看，主要是修身、求真與得道，其基本思想與孔子没有根本的區别，區别在批評孔子的不足，因此孔子尊重漁父不無道理。真，為道家比較看重的理念，儒家也講真，但更主要講美善。道，則是儒道共同的理想思維，只是儒家對道的表述不多，但重要性的認識完全不差，所以孔子説朝聞道夕死可矣。《莊子·漁父》最後提到孔子的議論：“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孔子認為禮義是文明的象徵，仁義是良好的品質修養，道德為人所敬重，這些思想與《論語》中孔子的思想没有什麽區别，所以莊子對待孔子或者對儒家除了一貫的取笑風格外，基本上是寫實。同樣，《論語》中涉及孔子在楚的很多事情，《論語》中有記録，但《莊子》中没有，如長沮耕地一節。這表明《莊子》和《論語》關於孔子的言行記録只是各取所需。

二、 關於孔子遊陳蔡匡衛

關於孔子遊陳蔡匡衛之事，《史記》《莊子》《論語》中都有記録。

孔子遊陳蔡《史記》《莊子》《論語》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争彊,更伐陳,及吴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党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 《外篇·山木》: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宫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顔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 《論語·先進》: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續 表

由上述我們看出，《史記》《莊子》《論語》對孔子圍困在陳蔡之間的記載基本一致。所不同者，《史記》記載孔子的行歷清楚系統，《莊子》則主要是記録孔子陳蔡之行的一些片段，但困陳蔡七日，形容枯槁各書記載完全一致。《論語》雖然涉及陳蔡事實為真，但只是記録孔子的部分言行。從《莊子》記録的言行看，不存在褒貶色彩，只以孔子為例來立言而已，没有什麽褒貶。《莊子·達生》説：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發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 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這段話不見《史記》，但見於《孔子家語》。《孔子家語·致思》説：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説孔子於閭梁言事者通渭水為河也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二十四丈者也圜流九十里，圜流回流也水深急則然魚鱉不能導，黿鼉不能居，道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厲渡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將《孔子家語》與《莊子》對照我們看出，文字間區别較大，一是孔子觀，一是孔子止，而《莊子》關於長於水而安於水之説更近事實，丈夫忠信之説則完全出自《孔子家語》的捏造，一個普通的過河人，何談什麽忠信。故《莊子》之孔子事實不僅不假，更可證諸書關於孔子事迹作僞。

三、 關於孔子遊匡蒲

《史記》《莊子》《論語》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禄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顔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顔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説。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摇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 《外篇·秋水》: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子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遊匡蒲，諸書記載的事實完全一致，最詳細的還是《史記》。其關鍵事實，《史記》與《莊子》記載相同，看不出什麽褒貶色彩。因此可以看成是寫實，而《論語》雖然記載了孔子再匡蒲的事實，但並不涉及孔子的窘困，譬如被誤作陽虎圍困，因此比較起來，《莊子》更為詳細客觀，倒是《論語》為尊者諱，只記好，不説難。根據《莊子》對孔子言行的記載我們看出，莊子不是編造孔子言行説事，而是借助孔子的言行表達自己的看法，而關於孔子的言行部分是真實客觀的，可補史書之不足。

四、 關於孔子與老子

孔子與老子的交往《史記》只記載有一次，也就是觀周。《孔子家語》對孔子觀周記載最為詳細，並有《觀周》專門記録，主要包括以下幾件事：

1. 孔子觀周的原因和目的：“孔子謂南宫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王肅注《孔子家語》觀周第十一，上海新文化書社1936年版，第50～51頁。

2. 孔子觀乎明堂，發現周盛衰的原因，體會到夫明鏡所以察形？古者所以知今的道理。

3. 孔子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銘其背，明白道於今難行也。請教老子曰：“夫説者流於辯，流猶過也，失也，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這三件事情，第一件第二件均見於《史記》，第三件也見《史記》，但文字有些出入，彼此皆言孔子曾經拜見老子，只有一次，即觀周之時，老子為吏，當時孔子年輕。《論語》則諱言孔子見過老子，雖然提到南宫、觀太廟，但語焉不詳，不涉及東周之行。孔子究竟見過老子多少次？根據《莊子》，孔子見過老子至少五次，老子對孔子影響很大。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聞道。《莊子·天運》説：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佗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虚，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窺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根據《莊子》的記載，孔子聞道老聃的時候為五十一歲。按照《史記》的記載，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孔子求道由來已久，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求道的途徑分别是度數、求之於陰陽，皆未得。沛離曲阜只隔一個微山湖，來往非常方便。老子提出以心求道，出入逍遥以遊，也就是進入無為，借助仁義，慎用名器，以器正之，就可以得到。這段對話並無修辭色調，只是一般的陳述，也没有排斥仁義，符合老子的道德觀，也與儒家思想比較接近。理論界過於强調道教的觀點，把老子看成是道教，而不是道德家，因此陷入作繭自縛的境界，其實大可不必。

2. 語仁義與治理天下。《莊子·天運》説：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老子對仁義的處境感到悲傷，内心十分憤怒，認為世界的眼睛被迷，因此看不清社會發展的本質力量。對於孔子周遊天下，尋求治世的行為表示肯定，但同時指出治世不是幾個動作的簡單表現，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老子教育“小子”，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道理要以民為本，以民心為齊，以親民為務，反之社會就會動亂，舜和禹忽視了天地、四時的規律，放任自己的行為，當然不配作為聖人，國家治理也不成功。這是與孔子的思想嚴重對立的地方，但是老子並没有貶毁孔子。

《莊子·天道》言老子罷官後孔子去看望他，也討論了仁義問題：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説。老聃中其説，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夫！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遁遁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孔子是否要藏書周室，於史無證，但以仁義為本確是孔子的要義。老子認為，天地固有常，是人生之本源。如果以仁義作為社會生存發展的核心思想，就像敲着鼓去找走失的小孩，不過是叨擾形式，而不是本質。對孔子采取的是否定態度，强調人生要服從天道。

3. 論六經。《莊子·天運》説：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説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六經之説，主要見於《荀子》與《莊子》。表面上看，鼓吹孔子臣服老子，但從文字本身看符合孔子的經歷，儒道雖然有孔子説的方内與方外之别，但不是識别二者的根本標誌。老子作為天下著名的仁人，對道的追求自然會對孔子發生影響。既然孔子對道的追求與道家無異，那麽求證道家也就必然，與化為人與化人，這樣的道理在《論語》中觸手可及，受到老子的啓發也完全有這種可能。

4. 關於至人。《莊子·田子方》説：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顔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老子提出以心遊物之初，探討社會宇宙的形成以及生存之道，告訴孔子以至美遊於至樂就能成為至人，就是得道，而至人又來之於具體非瑣碎的言行的變化集合，這一過程是自然之修。

5. 關於至道。《莊子·知北遊》：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强，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論語》中多次提到至德，但是没有提到至道，只是説至於道。就文字本身看，老子本身對道存在着困惑，所以《老子》説强名之謂之大，字之曰道。本節文字語氣親切，無驕横之色，因此這裏的表現符合老子思想的實際，也比較對應於孔子與老子的關係，談不上誰替誰代言。

根據《史記》《論語》《莊子》關於老子和孔子的關係來看，莊子在孔老之間不存在尊誰貶誰之説，更可能的是記録兩人交往的實際情況。莊子對老子既没有繼承之實，亦無崇拜之意，老子事迹不過是莊子辯説的材料，彼此彼此。

覆檢《文子》卷一説：“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由此可見，孔子見老子絶對不是一次。

五、 關於孔子其他的言行及其評論

《莊子》一書中涉及孔子的言行與思想的文字還有一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孔子與柳下跖。《莊子·盜跖》專門講孔子與柳下跖的關係。孔子拜訪柳下跖的原因不詳，但《論語》中多次提到柳下跖的哥哥柳下惠，是孔子的朋友，説明孔子與柳下家族有密切的關係。孔子遊説柳下跖的主要是德，即三德： 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説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黄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孔子希望通過遊説讓柳下跖罷兵成為諸侯，完成天下人所願。

柳下跖批判孔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皆以利行，違背人性。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等六子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但與六子一樣愚蠢死去。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主要批評孔子的道德思想的虚僞，不切實際。從孔子困於陳蔡來看，孔子的言行並不為時所重。

2. 關於孔子論心齋與坐忘。《莊子》内篇有《人間世》以辯説人生在世的道理，有比較長的篇幅講述顔回打算去衛國為政遭到孔子制止的事情。孔子認為，“在權力至上的環境下，如果争，强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災人。災人者，人必反災之。若殆為人災夫。且苟為人悦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名實之間，生存極其艱難。”孔子認為，“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齋也。”孔子吸取了子路之死的教訓，因此勸説顔回不必强行入世，要隨機而動，以道德强化身心的修為。這裏莊子對孔子亦並無什麽褒貶。對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孔子表達了近似的看法，面對亂世要謹言慎行，保全才是上策。

3. 關於六經與政治。《莊子·徐无鬼》説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談如何相狗，武侯大悦而笑。

“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説吾君乎？吾所以説吾君者，横説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説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説吾君，使吾君説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虚空者，藜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從徐无鬼的告知語看，是在試圖説明無論多麽好的理論都要與實踐相結合，都不能喋喋不休。魏武侯聽慣了真人之言，也就是六經，因此談到相狗格外高興，亦無什麽出格之處。

4. 關於鬼神與萬物。《莊子》中關於鬼神的數量不算多，是作為辯説之材料，而不是作為信仰。《莊子·外物》説：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窺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神龜之死，警示的道理就是不必迷信鬼神龜策，要去小知明大知，大知就是道。“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莊子·寓言》）莊子的理想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逍遥遊》），以成就人生。萬事萬物歸一，生生為易，要在發展中體現人生的價值，而不是墨守成規：“聖人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 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争，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莊子·齊物論》）生命之化，本身事物常態，通過要言妙道實現自身的完善就能成為至人，就是無為，即得道。

有上述我們看出，《莊子》一書記載了較多的孔子事迹，比起《論語》和《孔子家語》來相對比較全面公允；《莊子》記載的老子也是相對客觀，態度平常，没有崇敬或者執弟子之禮的虔誠。而《論語》為孔子裝飾忌諱、老莊之間並無特别關係則是我們考察得到的意外收穫。

[作者簡介] 黄震雲（1957— ），男，江蘇連雲港人。博士，現為中國政法大學中文系教授、學科帶頭人，兼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中國遼金元文學學會副會長。著作有《先秦詩經學史》《楚辭通論》《莊子思想研究》《名家講解山海經》《漢代神話史》《立法語言研究》《中國古代名畫考古研究》《遼代文史新探》《竇娥冤校注》《經學與詩學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