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哭一笑显“真情”

王丽华

作为优秀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与《聊斋志异》中的婴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在生活背景、家庭环境甚至个体身份方面都迥然不同。但无论是敏感的贵族小姐，还是憨憨的多情狐仙，她们打动我们的共同点无疑是对于美的典型性呈现。而这种美的呈现所借助的便是她们性格中真的一面。这种纯乎天然的真情流露寄托了作者的审美理想。然而，除却作者个人禀赋的不同，社会背景的巨大差异也让两位女主人公的身世遭际有了很大区别。

世事与人情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幅对联出现在《红楼梦》第五回，集中体现了传统礼教对世事与人情的态度。以林黛玉而言，虽然才高诗好，但在世事与人情方面未必成功。纵观林黛玉的一生，她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处境：是保持自我还是融入世间。以她的聪明，要取得别人的欢心是不难的。从书中看，林黛玉虽然在恋人面前喜怒随心，但在贾府的长辈跟前却跟贾宝玉一样，“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所以贾母对其青目有加，有皇亲国戚来访则让黛玉一同拜见，这连贾府本家的小姐 （迎春、惜春）都比不上。除去外貌的因素，林黛玉的礼数规矩肯定也是错不得的。

怡红院与凤姐房中的大丫鬟们处处高人一等，紫鹃、雪雁却一直安静自处，比宝钗的丫鬟还要低调。这恐怕也不乏黛玉的调教之功。还有很多细节可以体现出林黛玉的通达人情。比如给小丫头坠儿赏钱，出手大方。宝钗的婆子来送燕窝，黛玉的一番抚慰之词也让婆子眉开眼笑。但实际上，她的这些善举并没有为她带来太多益处。在丫鬟们眼里，她依然是“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的大小姐。此种情况根源于林黛玉的性格。母亲早逝，自幼离家，相比较那个时代的大家闺秀，林黛玉受到的礼教教育是比较少的，她的天性得到了较好的保留。因此，在为人处事上，她依然是率性而为，她的这些通达之举并不是有意为之或者习惯为之，而是应当为之。这便使得她在众人眼中较为随意而不易捉摸，远不及宝钗的宽厚。简单言之，林黛玉就像一湾静水，一眼看得到底，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宝钗这湾水则深得看不到底，让人捉摸不透她的真实想法，礼法的规范已经渗入到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身上，宝钗已经习惯了做众人眼中的自己，而真正的自我则被彻底地压抑住了。

与林黛玉相比，婴宁的生活环境则从容得多。婴宁之名取自《庄子·大宗师》：“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者，撄而后成者也。”所谓“撄宁”，乃是道家修养的一种境界，是不受外界事物的纷扰，而后保持心境的宁静。蒲松龄将“撄”字改为婴，在强调婴宁心境平和之外也突出了婴宁的童心。老子便推崇“婴儿之未孩”的真心，至明李贽提出“童心说”以后更是将人先天的“真”推崇到了极致。在蒲松龄笔下，“世情如鬼，花面逢迎”，人间的许多正人君子反倒不及世外的那些多情鬼狐可爱。他们绝少受到世间礼法的束缚，可以自由地追逐情爱。

婴宁生活在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她虽“年已十六”，然“呆痴裁如婴儿”，不避生人，遇人辄笑，一片天真烂漫之情。应该说，在婴宁为了恋人踏入现实环境的初期，她对人间的世情、人情还是抱有乐观心态的。笑声是她用来应对各种琐事和人情的有力武器，“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邻女少妇，争承迎之。”婆母虽对她略有不满，但在忧闷时，“女至，一笑即解”。在一个不算仕宦大家的家庭里，婴宁的真性情是可以被容忍的。但当遇到礼法制度最为敏感的男女问题时，婴宁的笑则为她招来了大祸。婴宁爱花，攀树摘花时被西邻之子撞见，“凝注倾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自以为婴宁有意与他，于是夜往墙底赴约，结果被婴宁用枯木巨蝎折磨了一番，不久即命丧黄泉。这一段颇能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王熙凤对贾瑞的戏弄。在男权时代，男子的欲望是凌驾于女子的意志之上的。而婴宁与王熙凤的反抗无疑为礼法时代的女子争取到了宝贵的尊严。

但婴宁的结局便不那么乐观了，婆母的指责让她再不复笑，虽然于礼法上无可指摘，但人的本真情性却被人为地扼杀了。从这个方面来看，婴宁身为异类的特殊条件使得她脱离了尘世的繁文缛节，她的物性反倒是为她保留了人性中最本真天然的一面，使得人们忘却她是异类的事实。但被压抑和扭曲的社会现实则又让她最美好的品质消失了。人类遗失已久的本真情性被世外的狐仙保留，但人类却又以正统的姿态扼杀了它。这不只是婴宁的悲剧，更是人类自己的悲剧。从婴宁到林黛玉，现实的压抑更加的紧迫，无论是具备异能的狐仙，还是不问外事的小姐，她们只要想存在于这个社会，便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本性。

对现实的反抗与对情的坚持

婴宁和绛珠仙草的入世在抛却报恩的因素外，其对尘世生活的向往是她们最大的动力，这其中自然是以爱情为主因。

婴宁与林黛玉的爱情生活是两部作品中极为精彩的篇章，作者为她们的爱情各自安排了一个浪漫的缘起。在《婴宁》中，女主人公婴宁本是人与狐所生，为鬼母养大，她的身上既有狐的神通和狡黠，也有人性的纯真。一次邂逅中，男主人公王子服为其倾倒，从此不思饮食，病体难支，这个多情的士子如同《聊斋》中的大部分书生一样，对恋人至诚感人，堪称“情痴”。但王子服身上也充满了孱弱与无力，显得苍白而呆板。如果故事就此进行下去，他遇到一个美丽的狐仙然后共结连理，则《婴宁》也就泯然于《聊斋志异》中的众多故事中了。然而，婴宁的笑挽救了这一切。

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益？”曰：“以示相爱不忘。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生曰：“我所为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首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

这个爱笑的狐仙成为故事最大的亮点，也是整部《聊斋志异》中塑造最为成功的女性之一。婴宁对王子服的调侃半真半假，鬼母称其“呆痴”，婆母也感慨“此女亦太憨生”，她给人的印象就是憨而不知愁。所以当婆母训斥她“憨狂尔尔，早知过喜而伏忧也”时，就等于逼迫她认识现实的“愁”。从世外不知烦忧的狐仙到再不复笑的婴宁，我们在意识到外界对她的压迫时，也应当注意到婴宁的反抗。婴宁的转变引起了家人的不安，婆母说：“人罔不笑，但须有时。”然而“女由是竟不复笑，虽故逗，亦终不笑；然竟日未尝有戚容。”在这种矫枉过正式的作法中，婴宁的倔强与反抗可见一斑。endprint

婴宁的爱情起于“笑”，却以“不复笑”延续了下去，虽然后得一子，“大有母风”，但对爱情本身来讲已经丧失初见时的那种纯真之谊。懦弱的王子服在婚后极少出场，我们可以想见他在妻子与母亲之间为难的样子，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就此消磨在了现实的平庸中，对婴宁来讲，大约也有“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之感吧。

如果说婴宁与王子服的爱情之真更多地体现在婴宁的本性上，那么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之真则更多地回归到了爱情本身。林黛玉本是西方灵河岸的绛珠仙草，后得赤瑕宫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于是得以延长年岁。后来修成女体，又适逢神瑛侍者欲往人间历劫，绛珠仙草便发愿随他一起下凡，将毕生眼泪还他，以酬灌溉之情。

这个独特的还泪故事一直为人所称道，林黛玉的眼泪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我们可能会对林黛玉的小性子和哭哭啼啼感到不耐烦，但换个思路看，根据宝黛的前世宿缘，林黛玉这一世的眼泪都是固定的。她的每次哭泣实际都是在加速生命的终结，“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林黛玉的身体与灵魂透明的似乎只有眼泪。当她把它们还回去后，如花的生命便迅速地枯萎了。她的空灵和诗性通过这个优美而悲哀的故事被进一步强化了。眼泪在宝黛的爱情中是对情的升华。她的眼泪荡涤了爱情中的一切贪婪和欲望。剩下的是绝对的真——真心、真意、真情。

从蒲松龄到曹雪芹，对情的认识无疑有了更大的进步。从对主体情意识的呼唤到推崇“有情之世界”，从明中叶到清初期，《牡丹亭》、《聊斋志异》都是飞跃性的提升，而《红楼梦》则无疑是集大成的最高峰。然而《红楼梦》一出，后世再无堪匹敌者。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最终应了贾母那句话：“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对真的推崇，对情意识的建构就此成为绝唱。

林黛玉与婴宁的文化内涵

婴宁由笑到 “不复笑”，起因是西邻之子事件。而她的哭则源于她的孝。婴宁为狐女所产，亲母临去时将其托付给鬼母。婴宁出嫁后，念及养母“岑寂山阿，无人怜而合厝之”，不觉潸然泪下。王子服听罢，便和婴宁寻得鬼母坟冢，与秦氏墓合葬。临近结尾的这段描述颇让人吃惊，我们已经习惯了憨笑的婴宁，习惯了她的狡黠和聪明，也为她的“不复笑”感到惋惜。可是，婴宁所表现出来的孝顺与体贴却是出人意料的。

“隐于笑者”而大智若愚的婴宁形象就此得到了新的升华。这个集孝道与真性情于一身的狐仙正是一种理想人格的反映。正如前文所讲，婴宁身上是人间消失已久的美德，作者塑造这样一位狐仙形象正是对这种理想人格的推崇。程朱的格物致知将“道问学”的传统推向了高峰。天理之下，人欲显得渺小而不值一提。个人的性情只有符合天理才为正道，否则便是邪祟。整个社会在他们所树立的崇高道德理念下被压制了几百年。直到明中期，王阳明宣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理”全在人 “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情动于心而发出者即为真情，“心”即是“天理”，即是标准，从“心”而行者便是真人、真性情，舍此便是假人。

这一场思想界的变革对整个历史进程都影响深远，在这股思想潮流下，崇真、崇情的观念迅速发展起来。在文学领域，这一时期的许多优秀作品都因为推崇真人而塑造了很多流传千古的人物。迨至清初，在民族政策的高压下，思想领域的活跃渐趋消散，一大批开明士人受到迫害。文字狱的捕风捉影使得清代的儒生们埋首故纸堆，在“仁义道德”的古训中消磨着自己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蒲松龄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承认人欲的合理性，并且通过作品中异世间与人世间的对比对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婴宁的形象与经历无疑是整部《聊斋志异》中最为突出的典型之一。

较之蒲松龄，曹雪芹的生活环境更为恶劣，思想辖制有增无减，何况曹雪芹自身也是“生于繁华，终于苓落”，他对社会的认识更加的深刻并拔高到了形而上的高度进行思索。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对比描写到直接揭露，两部作品的思想内涵恰似一部完整的社会史。作为曹雪芹笔下最鲜明的女主人公之一，林黛玉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她是整部作品中最为虚化的形象，作者对她的一切都尽可能的诗意化，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贵族小姐甚至比蒲松龄笔下的狐仙还要飘渺。

这两个人物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儒或道。透过之前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晰地发觉两人身上有鲜明的理想色彩。也就是说她们是超世间而又不离世间的。无论是世事与人情，还是爱情与孝道，她们的经历与情感都有着浓厚的尘世存在感。第六十四回写贾宝玉去探望林黛玉，路上看到雪雁拿着些菱藕瓜果之类觉得很奇怪，听罢雪雁陈述，宝玉暗想：“……或者是姑爹姑妈的忌辰，但我记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肴馔送去与林妹妹私祭，此时已过。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也未可定……”宝玉不愧是林黛玉的知己，深解林妹妹心中之意。“春秋荐其时食”源自《礼记·中庸》，是孔子赞颂武王和周公用祭祀礼仪的完备来体现儒家“慎终追远”的观念。从林黛玉的经历看，儒家的道德理想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她始终是以飘然物外的诗意人生为目标，而不是儒家理想的闺阁淑女。但儒家思想中颇具仪式性的礼法制度在林黛玉敏感的心里居然出现了脉脉的温情。《中庸》的这段话是歌颂周代先王祭祀仪式的规范合礼，读之则难免有程式化、仪式化的感觉，唯独林黛玉，却以自己独特的敏感领会了“丧尽礼，祭尽诚”背后的应有之意。所以，她的私祭可能是简单的，却是让我们深为感动的。

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法制度在她们心中有着不同程度的认同感。但两人的悲剧结局又在同样的高度上对这种认同感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林黛玉与婴宁身上理想色彩较为明显地体现在道家的逍遥出世态度上。婴宁自不必说，连名字都是从《庄子》中化来，她的狐仙身份为她提供了可以逍遥避世的资本。林黛玉的道家思想则集中体现在她的诗才与灵性上面。可以说，对真心的追求构成两个人物最大的特色与优势。如果说婴宁身上集中体现了诸如“童心”、“真人”等理论的话，林黛玉的思想内涵则更为复杂了。前文触及了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矛盾色彩。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林黛玉是倾向于后者的。但她明显缺乏独立性，姑且不论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对情感的过分依赖使得她很难把握自己。虽然林黛玉在精神上有着极高的悟性，却无法弥补这种缺憾。因此她也像那个时代的多数女子一样，命运和婚姻由不得自己做主。她那种天生的敏感也捕捉到了悲剧的气息，这也是构成她“眼泪不干”的客观原因之一。

林黛玉与婴宁，两个几乎诞生于同一时代的典型人物，用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演绎出了专制时代女子命运的不幸。她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对现实世界进行了反抗，然而在强大的礼法惯性之下，她们只能作为牺牲品成为制度的“顺民”。世外的狐仙也好，出身名门的贵族小姐也罢，她们惨淡收场的结局在令人唏嘘不已的同时也激起了读者心中对美好事物的真切怀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