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两题

孙绍振

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两篇旧作，当时未曾发表，今日仍有阅读价值，借《福建文学》篇幅，以飨读者。

——前记

恢复中国人完整的感觉

女作家赖妙宽是学医出身的，她的特殊文学感受力常常和医学联系在一起。有一次她告诉我：人的器官长在身体上是很可爱的，但是一旦被切割了下来（比如，躯干、头颅），就变得可怕了。这种说法触动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为什么，舍不得轻易把它忘记。冥冥中感到，这里不仅仅是一种身体感觉的奥妙，而且应该有比躯体感觉更深刻、微妙的意味，也许它竟是某种象征。但是一下子没法说清。直到我第二次到了香港，那是在1995年，我才找到了对这种感觉的比较准确的阐释。

我不知道，别人到了香港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反正在我自己心里很是复杂。自然，香港的繁华，香港人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族相比。就拿海洋公园来说，它不像东京和巴黎那样，连名称也满足于对美国迪斯尼乐园的模仿，而是把洛杉矶的迪斯尼乐园和圣地亚哥的海洋世界结合起来，此外，还加上了宋城、云冈石佛那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香港人的文明程度，遵守公共秩序的自觉，可以和随时准备接受命令的德国人相比。在香港，绝对没有法国地铁入口常见的一些人，他们不买票从三角门档下钻进去，更没有纵身一跳就越过了地铁收票处的青年人。按一个西方新闻机构的统计，香港人办公室里的紧张程度是全世界第一。这也就是说，连号称“经济动物”的日本人都被甩在了后面。一些英国的年轻人居然跑到香港来当跑堂，这是因为香港人的工资比之英国要高得多，特别是香港的大学教师的工资，比之美国的还要高出一倍。这充分说明，香港的繁荣是香港人发扬中国传统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结果，并不是英国殖民主义的恩赐。香港人身上凝聚着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勤劳、智慧、精明的传统，而且也渗透着全世界最先近、最现代的文明精神。只要到黄大仙庙去看看那些进香的男女老少，不论是时髦的妙龄靓妹，还是西装革履的老者，其虔诚绝对不亚于巴黎圣母院里踮着脚尖走路的游客和跪在白袍神父面前忏悔的金发女郎。比起内地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在香港人身上有着和现代文明的奇妙结合。最古老的和最现代的文化是如此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显出了东方的庄重和西方的虔诚，既没有德国人的那种不近人情的古板，也没有英国人的那种自以为优越的绅士派头，更没有美国人的散漫和肤浅（当然说得好听一些，是幼稚）。

这给我这个在欧洲和美国受尽潜意识里民族自尊心的折磨的中国人以莫大的安慰，令我感到深深的自豪。

但是伴随这种自豪的却并不完全只是喜悦，有时也有些许辛酸。这并不需要多么深刻的思索，只要往街头一走，这种辛酸就油然而至。每个从内地初到香港的中国人，如果不会讲广东话，就必然要默默地、反复地体味这种辛酸。你开口问路，你得到的反应常常是：没有回答，没有表情，没有人类交往时任何内心活动自然而然的流露。我绝对想不起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张表情完全空白的脸，甚至连敌意也没有。这时，从他们的眼睛——灵魂的窗子，看到的也许只有天文学家所说的黑洞才能形容，对于以合群为特点的灵长类来说，完全是一道无解的方程式。

我在巴黎地铁曾经迷路，碰到一个因为绝对瞧不起美国人而懒得用英语回答我的法国女大学生，但是她还是把我领到了地铁出口处，虽然因此她损失了一张地铁票。在美国秩序最坏的纽约，哪怕是碰到黑人，他们也会不厌其烦地给我指路，虽然事后少不了要向我索取一点小费。在旧金山，一个不懂英语的西班牙妇女，唯恐我听错了她的意思，特地把我领到了我要去的地方。然而，在香港我面对的常常是一张完全漠然的脸，是他们不愿浪费表情，还是他们和外地人交往时，已经完全遗忘了东方的礼仪，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恼火的谜。实在没法，我只好向一个西方人问路，此人倒是很热情，不但为我详细地指路，而且还要把我带到可以看到我要去的地方的路口，不过我相信自己的辨别方向的能力，断然谢绝了。

我把我的困惑请教过一个老香港，他说，普通香港人大多数不懂普通话，连大学生都不大会讲，他们只会讲广东话。这几年已经好多了，过去还要更加严重。以后你碰到这样的情况，用英语问路好了。

以后，我就用英语问了一两回路，那些听懂英语的自然是比较热情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而那些听不懂英语的，本来没有表情的脸突然就变得很复杂地做出笑脸来。有一些人缺乏做出笑脸的技巧，就满脸惭愧、惶恐，乃至耳根都红了起来。连忙用广东话说，对不起，我听不懂。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的刺激比之他们不予理睬更加严重。为什么听不懂自己祖国的语言，就心安理得，而听不懂殖民地官方的语言就要惭愧起来。这种心灵的、情感的扭曲，自然是一种历史的遗产。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殖民当局把英语当作唯一官方语言，在大多数中小学里，课本（除了语文）不是用汉语而是用英语写的。这种民族耻辱，难道是漫长的时间所掩盖得了的？我知道世界上，有许多民族正在为自己民族的语言而斗争，甚至不惜付出生命和鲜血的代价。这是因为传统的精神财富都是积累在自己的话语里的，它不可能像萤火一样地漂流在空气里。没有自己民族的共同语言，人们不但无法毫无损失地保存自己祖宗的精神血脉，而且连正常思维都要打折扣。这就怪不得香港人考美国人的托福的成绩不但不如新加坡，甚至还落在中国内地之后。香港人大概在小学里都念过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吧，被剥夺民族语言之痛，想必他们不会不理解，但是在这个现代文明最昌盛的地区，漫长的殖民文化统治的麻醉性使得人们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超出正常限度的容忍。

这时，我想起了学医的女作家的那个感觉，当本属于人体的手臂断裂出去以后，人体自然是感到疼痛的，但是那断裂出去的手，它会感到疼痛吗？据我粗浅的医学常识，当手臂离开人体之初，它的痛感神经肯定不会立即死亡。但是，它活着的时间可能是很短的。不久之后，会因为缺乏氧气和营养而逐渐死亡；它主管疼痛的神经元也就跟着失去了对于外部世界各种刺激的感应能力了。而这个时候，人的躯体上的每一根神经却仍然活着，那痛感神经却能长时期地把疼痛传输给大脑。

自然，拿这来比喻香港的百年民族耻辱也许并不完全合适，因为它作为祖国的一脉骨血，并不像割断的手臂一样，它的神经，包括痛感神经并没有死亡。因为民族精神是不可能割断的。英国人统治印度三百年，并没有改变印度的文化和任何一种民族语言，尤其是印度的音乐。香港被英国殖民文化统治才一百多年，香港人的中华文化精神是不可能像人体的任何一种器官一样被斩断的，也许，它的神经只是冷冻着。

任何痛感都可能因为时间的延长而淡忘，但是民族的屈辱不但不会遗忘，恰恰相反，由于中国的历史结束了受屈辱的阶段，内地的强势文化正在无声地呼唤着香港人潜意识里中华文化的血脉。因而，这一两年来，在香港报刊的广告栏里、大学里的电梯上、走廊上，到处都有学习普通话的广告，有初级班的，也有高级班的，就像我们在内地一些大学里，经常看到一些英语托福速成班一样。我还看到基督教会组织的汉语教学班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

自然，要恢复母语的自由思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但淡化了民族的辛酸感，相反，却有一种奇妙的历史机遇的幸运感。

不久前，我到香港城市大学去拜访一个美国学者不得不问路时，我遇到的大学生，虽然听懂了我的问话，但是却不能自由地回答。他们非常抱歉地请来了另一位同学，他的普通话受到广东话的舌面上颚音的干扰比较少，再加上手势和表情的帮助，我们之间很快就沟通了。于是我就第一次享受到和讲广东话的香港人心领神会的微笑。我的微笑，是出于一种庆幸，我再也不用忍受在中国地面上，和中国人用英语交谈的痛苦了。而他的普通话也许是第一次获得被同学认可的优越和荣幸，并且也是第一次享受到和一个多少带着北京味的人交谈时的轻松的认同。会心的微笑，在他说来，是对一个完整的中国人全部感觉的恢复。也许他是第一次体会到，在这以前，他的中国人的感觉一直是不完整的。如果不是像残肢，也许更像色盲。他今天的笑容里有第一次看到五彩缤纷的兴奋吗？这种兴奋是不是唤醒冷冻了一百多年的潜意识，他感到做一个完整的中国人的舒坦吗？

任何一个民族的自豪都是和民族语言的自豪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人的标准的自我感觉，不但是和中国人的黑头发、黄皮肤，而且是和标准的北京话的语音联系在一起的。这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你可以不喜欢法语中的舌根颤音，也许你以为它比之俄语中的舌尖颤音要难听多了，但是巴尔扎克却以为它美极了。同样，普希金觉得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并没有什么人会觉得这是狭隘的成见，相反人们会觉得这种成见非常可爱。如果不是这样，普希金以为他们的舌尖颤音没有法语的后舌音好听，以之为羞，倒反令人觉得可怕了。一个法国人在福州工作多年，每逢讲福州山水之美的时候，就不用法语，而是用英语。翻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从来不用自己的母语来赞美别的国家的风物。听到这个看来微不足道的故事，是在二十多年前，然而，至今常常触动我的深思。

说着不同方言的中国人的心灵，只能通过中国的全民语言来沟通心灵，除此以外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代替。光是看着正在学习普通话的香港人用力地发出北京话的卷舌音的努力、认真、庄重的态度，以及顺利地发出了以后，轻松的心情，或在发声困难时，看到我为他担心、鼓励他努力的表情而发出感激的眼神，我就觉得比之受到德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的礼遇要舒坦得多了。

虽然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与陌生人的交往，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次都是非常难忘的经历。还没有到达七月一日，英国人在香港一百多年的统治留在语言上、精神上的透明的堤坝，就开始提前崩溃了。这时我又想起了学医的女作家的那个说法。它忽然变成了一个象征，不过要稍稍加以修改。一个从母体上割断的器官，曾经是可怕的、痛苦的，但是民族的历史毕竟与个人的躯体不完全相同。不管割断了多少年，那主管伤痛的神经元、主管语言的神经元，仍然会一根根地和母体对应起来，连结起来。那每一个元音和辅音的拼读，都意味着对埋藏得最深的血脉中能量的发现，都是民族自尊自信压倒殖民话语在潜意识中遗留下来的权力的一种冲刺，而每一次成功的发音，都不啻是一曲欢乐的凯歌。

我忽然记起了小时候，有一次，手指上一块肉被削破了，那血淋淋地翻过来的皮肉，实在是可怕，但是妈妈把它粘连上去，包扎起来，过了几天，手指上忽然有了某种痒痒的感觉，妈妈说，那说明那块肉又活了。后来我学了生理卫生，才知道，那是神经末梢向新的肌肉延伸的结果。这时的感觉非常奇妙。它使我想起了起死回生，化腐朽为神奇这些成语的真正含意，虽然这不过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局部的复活，但是却使我的全身洋溢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好的感觉。这种感觉的复活，令我体会到生命的精致和伟大。以后一连几天，我就享受着那种微妙的愉悦在不断地扩展。它像一首乐曲，从我的手指出发一直到达我的心里，无声地、悠扬地缭绕着，使我感到心灵的疆界像水母在温暖的海水中一样自由地、随意地舒张。

香港人和清明节

不少香港人是上世纪70年代从内地去的，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见了面，仍然是老兄老弟，甚至连不雅的口头禅都不加省略。谈起分别以后的情况，许多事情才说了一半就可以达到会心而笑的默契。和台湾人在一起就多多少少有一些客气，常常以先生相称，连握手的姿势都是比较正规的，有时，还要情不自禁地把腰略微弯一下。好像有一道无声的命令，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你，保持彬彬有礼。礼貌和客套使人在尊重中掺进了生疏感。比较起来，我感到还是香港人比较容易成为肝胆兄弟。

但是在香港住久了，又感到有一些隔膜。香港人以会说广东话而自豪，不会广东话的，如果再加上不会说英语，不要讲求职，就是和漂亮的女士见面，都不免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但在一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术会议上，每当香港人长篇大论讲西方的学问的时候，我的自尊心并不会遭受太长时间的折磨，一旦有机会，我就大讲特讲中国的古典历史的细节，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亲自射杀自己的兄弟，到中国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和乾隆活到八十岁以上。看着他们目瞪口呆的样子，我禁不住暗暗乐在心里。但是这样的法宝，只能用来对付香港人，遇到台湾人就不大能够奏效了。他们有时比我还更加精通中国古典文献。因而，在我印象中，台湾人是不好糊弄的。因而要可以神聊海侃的哥们儿还是到香港人中去找。

但是在香港，经常有些东西叫人感到不自在，有些香港人看来很平常的事情，在我却感到很难以屈从。比如，圣诞节热闹非凡，而到了春节却是家家店铺关门大吉，大街上真有秋风萧瑟，灵魂荒凉之感。春节在中国人心理上是一个分量最重的日子，不要讲对于小孩子是一年中幸福的顶峰，就是家长坐到年夜饭桌边，也会感到事业和亲情的辉煌。

它意味着一个人和他的亲属之间牢不可破、血脉相连的亲情，失去了这种精神联系，就不能说你的中国人的感觉是完整的。许多中国人就是到了美国，成了美国公民，不但不敢稍稍懈怠这个家人重聚的节日，而且更多的人，把鞭炮放得特别响，让围观的美国孩子眼红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在香港，居然变成了这样一个冷冷清清的样子，实在令人伤感，甚至愤恨。

至于走到街上，一看那地名，什么英皇道，太子道，连铜锣湾这样地地道道的中国地名都有一个英文名字causeway bay，时时刻刻在提醒你这里的话语权并不在中国人手里。乘坐着香港的地铁，听着英语和广东话的广播，独独没有普通话的，你不由得想起，这里有一只无形的权力之手，在顽强地扼杀着、阉割着你的中国人的完整感觉。它宁愿让你感到你是广东人，也就是只让你有半个中国人的感觉。而英语的特殊尊贵地位，实质上是把你的灵魂的一大部分领土割让给了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意味着你的心灵的每一根神经天生具备的连通中国长江黄河的感觉力和表达力受到了阻断。事实上，不用福柯的话语理论，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这种残缺的母语被筑起了一道透明的、柔韧的殖民主义心态的屏障。

但是一到台湾，在语言方面沉重的屈辱之感就像被一阵豪雨吹走了，令人享受到从肉体到灵魂的清凉。听台湾人讲话，却是一种享受，令我时时刻刻感到确确实实这是在中国。不论是学生还是商人，其北京卷舌音的准确往往超过了许多广东人、福建人，音调之标准，也许连一些山东人、四川人都要肃然起敬。再看那街上的路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维八德，你打听一次路，就感受到一次至圣先师在千年以外的冥冥之中对你的召唤。尤其是到了故宫博物院，看着那些穿着中学制服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仔细地观赏着甲骨、钟鼎、唐宋名画、魏晋书法，神情中流露出的虔诚和惊叹，不管多么严格的礼貌也挡不住你不由自主地用目光直视他们。你和他相接触的何止是目光，你甚至听到他们的心灵穿过历史的帷幕和古老的祖先在对话。当你看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听到大厅里英语、法语、甚至是阿拉伯语的解说时，你不难发现，这些年纪很小的中国人，也就是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时间最短的一代人，也许是每来一次都增加了一些中国人的感觉的庄严的分量，自豪的深度。你们之间的联系不仅是皮肤和头发，也不仅是语音和风俗，而且是受着列祖列宗深邃的目光的审视的。你要让这些小中国人剥夺中国人的感觉，是不可能的。

在台湾，没有香港那样荒凉的春节，就连我们内地都忽略了的清明节也是热闹非凡的。这是一个祭奠祖先的节日。其认真的程度却是并不亚于春节的风光。看了那一天从台北到台南、基隆的公路几乎完全堵塞就可以想知一二了。朋友的、情人的约会不言而喻地延误了，甚至商务的谈判都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了。如果春节是为了活着的家人团聚，共享三百多天的成就的话，那么清明就是和故去亲人的灵魂互慰互勉的日子。

我们这个把家庭看成是灵魂的一体的民族，有其特别的精神联系方式。正是这种联系方式，使得我们民族在感情上有了特别强大的凝聚力。对于这种凝聚力，只有到了台湾，才更有体悟。正是由这种体悟，我才更加深刻地领会了，为什么在德国大学里有那么多的假日；尤其是在复活节前后，常常是莫名其妙地放假。有时一个星期往往只上三四天的课，有时忽然来了一个一连十天的长假。起初，我以为这是宗教迷信，这对于以勤劳刻苦著称的日耳曼人来说是不是一种反讽？到了台湾，过了一个全世界最拥挤的清明节，我才明白了，这是一个民族传统和精神凝聚力的盛大仪式。任何民族精神在历史的风尘中，总是要有一点磨损的，就是拧得再紧的螺丝，也会为时间的风雨朽蚀，它需要定期加油和维修，而传统仪式就有定期的精神的维修功能。

在现代生活中，不同的职业就像风吹云朵一样把人们抛向世界的四面八方，人们的感觉被不同的生活考验和挑战所分化，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各自不同的感觉世界中，互相隔膜得都麻木了，只有在这民族仪式的跪拜香火中，共同血脉的人们才能够回到统一的感觉上来。在忍受拥挤、等待延误的班机的过程中，这种感觉就特别集中在同一的焦点上。正因为这样，1996年清明节，我坐在淡水临河的一家大酒店里久候朋友不至，眼看着堵得无法通行的小汽车的长河在微微的细雨中，以全世界最大的耐心等待疏通的时候，我所感到的不是失去和朋友相聚的失望，而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伟大。

就在我自以为是地以为自己有了崭新的发现之后，我回到了香港，和朋友们谈起中华民族伟大的凝聚力的感想，他们都感到高兴。但是同时，也不得不纠正我的一个错误，那就是，每一年的春节，香港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祖宗的节日，他们把空空的大街留给英国人，却纷纷跑到内地去享受和亲人团聚的幸福去了。不信可以看，每逢春节，通往内地的飞机票、火车票都提前订购一空。在罗湖桥头，那浩浩荡荡的人龙绝对比之从淡水到台南的车龙要壮观得多。香港人对于任何形式的排队向来缺乏耐心，但是对于春节回乡的排队却习惯成自然，几乎可以说，漫长的等候，用忍受来形容已经不太准确，严格来说有一种享受的味道。而且香港人向来就是极其慎重地过着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的。

而且，邮票上的英国女王的头像正在为紫荆花的图案所代替。当你走在英皇道上的时候，许多香港人已经不用广东话去读它，脑海中出现的已经是标准北京话的拼音。英皇道路牌制作虽然堪称精细，文字还没有来得及变化，但是这个名字的权威已经斑斓驳蚀，变成了对它无情的反讽。也许在一段时期里，这个名字还不会马上驳落，但是，它给你的感觉已经不是大英帝国当年日不落帝国的飞扬跋扈了。也许香港人刻意为了让彭定康这个末代港督在经过这里的时候，体验一下溥仪式的凄凉。也许在他的内心，还有一种很容易用外交辞令掩盖的、隐隐约约的哀伤。想必他眼看香港临时立法会已经通过了新的公众假期，其中就不但有清明节，而且有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也许他很难理解香港人为什么急于宣布和祖宗对话的清明节，而且恢复那已经快要失传了的重阳登高，遥望亲人的假日，甚至还有一个纪念中国第一个诗人的节日。大英帝国即使在她最辉煌的年代也没有想到定出一个公共的假日，来让他的臣民和英国最早的诗人作灵魂的沟通。

我并不感到奇怪，为什么香港人一下子要拥有超过内地的中国人所享有的传统节日数量。有一首歌曲说，不在乎朝朝暮暮，只要是曾经拥有。今天的香港人的回答只能是：因为失去得太多、太久，因而就有权更多地拥有。

对于台湾人也一样：他们的民族感觉曾经被更残酷地剥夺过。

香港临时立法会在日理万机之际，这么早就决定给从查理义律以来的每一个港督一个照会。一百五十多年的民族仪式、民族文化的剥夺，其效果等于零。也许，这是“肥彭”（香港人对彭定康的戏称）永远也不能理解的。这么多年的英国文化的霸权，即使持续不断的倾盆大雨，在中国文化浩渺的洋面上，也转眼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管他多么想保持英国绅士派头，只耸耸肩表示遗憾，但是让大英帝国的最后一面旗帜由他手里降落下来，他总感到不是滋味。香港人不去马上改变英皇道的名字，也许就是为了给他以充分的时间去体会这种特殊的滋味。

其实他的这种酸溜溜的感觉是多余的。香港人从来就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仪式，遍布于香港银行大楼面前的石头狮子，以它的尊严可以作证。黄大仙庙前，挤在一起跪倒在庭院中的善男信女可以作证。你的士兵的皮靴可以在我们的土地上行走一百年以上，但是这块土地上的精神血统是不可改变的。正等于在台湾，日本处心积虑地强行推行日语的结果是一场空一样，中国的精神始祖孔夫子的英灵、中国民间的义的观念比之在内地更为神圣。这种生命力不仅表现在肝胆朋友们的奋不顾身上，而且表现在海洋公园里的宋城上，在大箭山顶上的全世界最高的佛像上。

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之处，就是一种神奇的民族凝聚力。他们不像欧洲移民，到了美洲土地，第二代人就不在乎自己是爱尔兰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了。何况香港人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血浓于水这个真理是永远响亮的，而且是具有神圣的号召力的。对于我来说，还有更鞭策的意义：多少年来，由于一种对于唯物主义的粗糙的，甚至是粗暴的理解，我已经淡忘了许多传统的节日，自从50年代以来，我已经不记得，曾经在什么时候认真地过一次清明节了。似乎是出于一种浅薄的时髦心理，我常常以对传统表示藐视来炫耀我对于无神论的忠诚。最可怕的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到这是一种心灵的残缺了。

从今以后我要好好过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了。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