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信仰

李韧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和家乡如影随形。家乡坐落在离福建海拔最高县城——周宁县五公里的地方，四面环山相抱，著名的“浦源村鲤鱼溪”从村中央缓缓流过，既增添了不少景色，也带来不少灵气。号称我国传统宗族文化的“活化石”的“郑氏宗祠”就矗立在村北边，成为全村几百户全是郑氏姓村民的重要精神领地。其“一动一静”正展示着这里独特的“刚柔之美”。

母亲出生于这个村庄上郑氏家族里，娘家平常却又不平凡，还真有传奇色彩。外祖父在乡下主要靠做点茶叶生意来谋生，由于天性聪颖，业余学点中医，偶也给同村人看个小病。外祖母是典型的乡下妇女，勤劳且善良，三寸金莲走在由石块铺成的凹凸不平的小巷路上，就像倒圆锥在滑行，很是艰难。小时候看着她走路真是害怕。母亲排行老二，共有一个兄长和四姐妹。听母亲讲，外祖父是一个既开明又威严，同时又极具个性的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因其仗义执言、理事公道而被推选为本县县佐，后因看不惯衙门习气，不到一年便提出辞职回家。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偏僻的小乡村遗留着清朝旧生活遗风，裹脚风俗盛行，但母亲没有被逼裹脚并可穿新式衣裳，更幸运的是还让她读了两年多私塾，上世纪八十年代母亲还偶有写信给我，约有半页纸的信多是讲“我一切安好，你莫挂念，好好读书”等鼓励的话。

在风雨如磐的年代，共产党地下组织还只是“星星之火”，其中一个“星点”也传播到了山高路远的老家。当时老百姓对共产党最大的认同就是全国人民解放了，大家一起过上幸福的日子。那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一麻袋的纸币还买不到一袋米，群众因而渐渐失望，乃至绝望。淳朴的乡村老百姓最实在，他们渴望好日子，愿意为新的美好远景而奋斗。当时本乡邻村出现一个进步青年叫凌福顺，是叶飞（当时担任闽东特委书记和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政委，后为开国上将）领导下闽东游击队第十一支队长，屡建战功，威震四面八方，被捕后敌人将其钉在十字架的木板上将其杀害，人们称赞他中国“红色耶稣”。建国后，他的英勇事迹还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受其新思想、新理念的影响，当时年仅16岁的三姨郑一心参加了地下红军游击队（后来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北上抗日）。之后，舅舅也参加当地地下红军组织。在兄妹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年仅18岁的母亲也成了他（她）们地下红军组织的交通员，常年灵活机智地奔波于各个地下组织的“据点”之间。

1936年，凌福顺在家乡被国民党军队逮捕，随后母亲也被捕，残暴的国民党军队就在当地林公庙里设审问处，用老虎凳、踩杠铃等刑具摧残母亲，母亲咬紧牙关，不吐任何革命信息，在敌人长时间的严刑酷打下，她昏迷不醒，敌人只好用冷水把她泼醒，最后在本村老人会的担保下才得以释放。而就在放行的瞬间，凌福顺将已写好的通知另一地下组织人员疏散的字条，非常巧妙地塞进母亲衣服肥大的袖口里，在万分危险情况下，母亲下意识地抓紧，随即母亲拖着全身的伤痛急速地把字条送达目的地，使得该组织得以保存，没有被敌人吞噬。这件事过去六十多年后，已是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一次回忆起这段刻骨铭心的情景，依然是历历在目，她捋起袖子，让我看当年受刑时被敌人捆绑的几道深深的粗绳勒痕，已经成为永远“雕刻”在她手臂上的地下革命“纪念章”。母亲这段英雄事迹至今还保存在县党史档案中，后来省政府在颁发给母亲《五老荣誉证书》中写道：“为表彰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做出过贡献而特发此证。”晚年时，母亲常常依依不舍地拿着这本烫金的证书轻轻地抚摸，一生中那段事迹不会因时间而被尘封，因为它记录了母亲曾用自己的生命，为青春的激情而证明、为人生的价值而证明、为信仰的力量而证明的历史。

戏剧性的是，正值花季的母亲被捕审问时面对严刑拷打所表现出的勇敢，还曾“打动”当时在场的一位国民党年轻军官，不久，这位年轻军官专门委托他人到我外祖父家说亲，外祖父似乎预见到国民党气数不长，他坚决不答应这桩婚事。第一次被婉言谢绝，该军官并不罢休，之后又多次委托他人提亲，最后逼得父女商议用“苦肉计”对付：母亲用黄土涂脸、披头散发、佯装疯癫状。外祖父深知缓兵之计不可能长久，生怕那位年轻的国民党军官从此不甘愿而变本加厉迫害女儿。于是决意选择一位有一门手艺的年轻人做女婿，目的是让女儿今后有一口饭吃，打破所谓“门当户对”及“繁文缛礼”的旧俗。他托媒人到在家制作家具的父亲住处说亲并很快成婚，演绎了父亲与母亲朴实动人的爱情故事。

父亲勤奋老实，命运坎坷，九岁没爹，带着弟弟过着半乞讨的艰难生活，14岁又没了娘，更雪上加霜。“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是当时父亲家境最贴切不过的描述。父亲与母亲结婚时，婚礼时穿的衣服是向别人借的，第二天早上母亲煮饭都找不到米，真叫苦得揭不开锅。即便是在这样的极度困境下，母亲也没有怨言，坚守“夫妻一条心，白手可成家”的信念。夫唱妇随，父亲发挥木工技艺特长，母亲在家一边养母猪来卖猪仔，一边手工制作卷烟来贩卖，里里外外忙忙碌碌。十多年过去，经过节俭勤奋和顽强打拼，终于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初步改变了“一贫如洗”的生活。母亲生养了我们六位兄弟姐妹，还想方设法供我们读书，相夫教子，终于积劳成疾，五十多岁时胃穿孔做过手术。父亲年轻时被抓“壮丁”，挨打落下病痛，长期身体不好，家里很多重活都落到母亲身上，她的一生生动诠释了忍辱负重、相夫教子的东方女子的美德。

我是家中排行最小的孩子，承受父母阳光雨露自然也最多。遗憾的是初中毕业那一年，父亲病逝，作为农村小孩，又遇家境困难，继续升学十有八九是要泡汤的，但在母亲的坚持下，通过兄弟帮助，我终于念完了高中。由于种种原因，当年高考失利，母亲却没有一丁点的责怪，相反还是多多鼓励。当时农村人最喜欢听《隋唐演义》、《杨家将》、《岳飞精忠报国》等故事，因为这些故事演绎的都是外面大地方人的精彩。人们认为“大地方”就是开阔通透，风水好，相比较自己生存的小山区，自然引发对城里人的羡慕。当时农村小孩要想“翻身”，很大程度上只有走高考这条“独木桥”，才能扭转自己的命运。母亲虽然是一名农村妇女，一辈子蹲在乡下，但她心胸开阔，眼界较高。她曾很形象地对我说，村里鲤鱼溪的“鲤鱼”只有跳到“大地方”才有变“龙”的机会。她坚信，只有到大地方，才能有大作为、大贡献。我最后一次高考本要放弃，还是母亲坚信自己儿子，用心良苦地要我记住她给我取的曾用名“后贵”的寓意，激励我不要气馁，还动员近九十岁的外祖母来安慰和劝说，来鼓舞和坚定我的信心，果真这一年我终于圆了大学梦。然而，就在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外祖母却离开了人世，无法分享外孙的快乐，也成为我永远的遗憾。

青年时期母亲从事过党的地下革命事业，解放后，对党和政府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血缘”的深厚感情，其潜意识中期望自己儿女在当年自己未尽事业上有一种特殊的延伸。在大学读书时，她经常叮嘱我要好好学习，今后要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人。受她影响，大学二年级我就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成为本年级中最早的学生党员。大学毕业征求她的意见，是回到她身边还是留在大学工作好，她毫不犹豫并非常朴实地回答，哪个地方大就在哪个地方好了，没有像当时绝大多数农村人理念中养儿防老并为自己着想的思想意识。当时从福州回老家的路要走近十个小时，似乎不亚于“蜀道”的艰难，有时车开到崎岖路边，看着车轮旁边的万丈深渊峡谷，令人胆战心惊。走上工作岗位，她又常常对我说，你父亲当年苦不堪言，读不起书，从未摸过课本，是个十足的文盲，现在你大学毕业了，你要好好工作，报答国家。即便在生命垂危之际，母亲仍不忘嘱咐我：“莫担忧，安心工作吧。”一次昏迷后醒来，家人问她：“要不要叫后贵回来？”她不假思索地说：“他工作忙，不要影响他。”母亲的心中写满的是“大我”，唯独没有卿卿之“小我”。

岁月流徙，人渐老去，母亲最后于93岁那年离开了我们。母亲一生充满艰难困苦，受当年胃病及偏食等因素影响，一生对鸡、鸭、鱼及牛奶等有营养的东西几乎不吃。到了晚年，小房屋楼上楼下成为她的生存天地，但绝少依赖人，即使在身体极其虚弱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从二楼蹒跚而下到一楼吃饭，生活过得极其简朴。每当怀念母亲时，我时常在想：老人家为大家无私奉献的是那么多，而为自己需求的是那么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引擎和支撑让她走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我想只能是归功于她信仰的力量。最典型的莫过于她当年追随先进青年投入地下红军革命事业，表现出不怕杀头的英雄气概。除此而外，母亲一辈子爱整洁爱漂亮，即使年老行动不便时，头发依然梳理得几乎一丝不乱，衣服照样干干净净，思维也清清楚楚，几乎所有见过母亲的人无不称赞她的和谐慈祥。事实也是如此，她对待亲朋邻里是那样乐善好施，对克服困难是那样有决心和信心，对待儿女是那样激励奋发图强。这些对人生的积极态度都是她信仰的力量。

又是一个没有她的春节来临，团圆的氛围渐渐浓厚，我心越是孤寂。母亲健在时，我没有读透她“活着”的“有限性”，当母亲离去后，她“活着”却成为我思念的“无限性”。当下，回报母亲的“物质”再丰裕，也只能是一种“供品”，回报母亲的“精神”再充沛，也只能被“绝缘”。给母亲的“三春晖”无法再兑现，回忆的“千秋情”成了永远的痛楚。2000年我曾为感恩母亲的信仰之爱给我的影响，写下了《祝福你——吉祥母亲》。作为读书人，最大的寄托就是通过这“一纸诗文”在心中焚祭，但愿天堂的母亲能接收到我遥祝的香息：

当我在夜色里/你用月光为我祈祷未来梦/当我在蓝天下/你用阳光为我编织人生彩虹/你一句句叮嘱/宛如春天对绿草的期盼/你一次次微笑/犹如秋天对果实的赞赏/当我在风浪里/你用信念为我扬帆起航/当我在冰雪中/你用意志为我点燃理想/你仁言慈行的温暖/充足了我前行的力量 /你千山万水的牵挂/铸固了我幸福的平安/啊！母亲，慈祥淑贤的母亲/天地良心/母亲一颗心/乾坤爱心/母亲一颗心/情深似海啊恩重如山/我永远永远永远祝福你/吉——祥——母——亲！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