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韩国人的“中国绿卡”故事

陈融雪

52岁的林永喆，是常住中国的12万名韩国人之一，85万名外国人之一，持有中国绿卡的7000人之一，也是青岛持有中国绿卡的74名外国人之一。

“中国绿卡”确实是浅绿色，身份证大小，卡片上有林永喆的照片、姓名、国籍以及有效期：2014年9月21日至2024年9月21日。

林永喆指点着让本刊记者看卡片背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字样——看得出来他有几分骄傲。

拿到“中国绿卡”，距他初次到中国整整25年。

1989年8月，27岁的林永喆以总经理身份，带着45万美元抵达青岛，建立了山东省首家、中国第二家韩资企业青岛托普顿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普顿公司）。

“那个时期，韩国政府对我们到中国投资态度并不积极。”林永喆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在他到中国3年后，中韩才正式建交。

“截至目前，青岛已发放绿卡74张。按申请绿卡的四类情况划分，最多的是夫妻团聚和家人投靠，有41人。以特殊贡献获得绿卡的仅8人，包括‘千人计划引进的5人。”青岛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吕宏告诉本刊记者，新修订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将设置更加灵活务实的申请条件，降低“绿卡”申请门槛。

三十分之一成本的吸引力

林永喆当初选择中国，首要因素是韩国招工之难——“就像今天的中国，劳动力成本高，招不齐人。当年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想把加工基地迁到韩国之外。”

托普顿公司考察了泰国，在中国又考察了北京、烟台等多个城市，最终选定了离韩国不远的青岛。

令他高兴的是，“一名韩国工人的工资可以雇用30名中国工人！”可他听说，从未见过外国工厂的村民惶惶不安：“到外国厂里工作，这不是要受资本家剥削吗？”

那时的中国，许多地方也让林永喆感到惊奇——工人的工资条里竟有副食品补贴、取暖费、妇女生育费等十几条细目。

为了统一中外标准，青岛市劳动、物价等六部门到托普顿开碰头会，合并了这些细目，制定了韩资企业在华的第一个工资标准。

现任托普顿公司厂长的赵梅善，是当时第一批进厂的员工。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那时的工资是每月一百七八十元，而镇上的小厂只有五六十元，“工资差不多是镇办厂的三倍 ，谁不愿意来！”

许多人托关系要求进厂当工人，但有两人却是不要工资的，“青岛市政府派了两名机关干部来上班，政府给发工资。”林永喆记得很清楚，那时的青岛市长正是日后转任湖北和上海的现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驻厂干部的任务就是“贴身”了解外企的运营和需求。多年以后，这两名干部成为青岛涉外和招商部门的骨干。

招商“代言人”

作为当地首家韩资企业，林永喆成了青岛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

他连年随俞正声到韩国招商，“每次都邀请几百家企业，大厅坐得满满的，我就跟他们说，来吧！中国政府很支持，在中国能赚钱！”

林永喆的公司也成为外资考察青岛投资环境的首站，义务接待了成千上万的考察者。林永喆不厌其烦地告诉来访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外资需要投资证书、再办营业执照、到银行开户、到公安刻公章……这些繁琐细碎的手续‘特事特办，3天就办好了！公司成立后第三个月就生产出产品，第四个月产品即远销海外！”

在中国的土地上，托普顿公司的年营业额迅速突破千万美元，成长为韩国排名前三的扬声器企业。

至2010年，青岛落户了5000多家韩资企业，近一半都由林永喆直接或间接引进。

如位于城阳区流亭街道的青岛茶山人造首饰有限公司，是在林永喆的协助下引进的。通过该公司总经理崔荣哲的宣传，先后又有二三十家韩国企业落户青岛。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曾禁止外资进入的商业、金融、保险、航空、律师和会计等行业逐步放开，在青岛的韩国企业越来越多，包括现代、LG、三星等世界500强。2010年开始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居留中国的外国人中，韩国人的数量高居榜首。

而在青岛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新闻处处长孙大林看来，林永喆不仅帮助青岛招商引资，更大的贡献在于创立并推广了“中方厂长”制度——在外企中引入中方管理者，可有效克服“水土不服”。

“外国企业家最关心的就是，来中国投资安全吗？效益如何？中国工人听话吗？”林永喆告诉本刊记者，对于如何管理中国工人，他也经历了一个摸索过程。

开始是韩国管理者管理生产，“但韩国人都是急性子，与中国工人之间常发生摩擦。”林永喆说，后来他们开始用中方代表管理生产，每年都组织中方管理者到韩国轮训，时间长则一两年，短则一两周。

现在，托普顿公司的600余名员工中，只有4名韩国人。

撤还是留

高峰时在青岛的韩资企业有5000多家，而现在只有2000多家。

“走的主要是些小工艺品企业，他们去了越南和缅甸，那里的工人月薪只要1000元，甚至500元多点，但中国现在3000元一个月，还招不齐人！”林永喆说。

托普顿公司在广东的分公司，因为配套企业撤离，2011年时随其迁往印尼。

林永喆仍然决定扎根青岛，积极和当地的大型企业合作，如海信、海尔等。2014年，这家企业的营业额为3000万美元，而2010年时是4000万美元。

孙大林认为，对于外企，“中国机遇”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二三十年前的机遇是低廉劳动力和超国民待遇，现在则是“一带一路”下互联互通和“新常态”下创新驱动造就的机会。

林永喆深有体会——1989年时，韩国与青岛间往返都要由香港转机。原材料在两国运输中转运，通关就需要1个月，公司往往是开工半月、停工半月。

现在，青岛机场日韩航线公交化，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架客运航班从青岛起飞前往日韩。

“‘一带一路将带动沿线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我们这样的产品出口企业是极大的好事。我们也支持亚投行，用美元结算太麻烦。”林永喆显然对中国的新战略颇有些研究。

林永喆的妻子李胜姬，自1990年随他到青岛后在当地开办了针对韩国孩子的幼儿园。这对夫妻都没有专门学习汉语，但20多年的中国生活，已令他们能够给韩国朋友当导游，也足够在菜市场“讨价还价”了。

从1年到2年，到永久

很长时间里，每个月都要往返于中韩之间的林永喆，其护照上的“外国人居留许可”有效期都是一年。每次签注都要提前7～15天，也可以再缩短周期，就是向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特别事由”。

即使如此不便，他也没想过要申请绿卡，因为“听说中国绿卡是全球最难取得的绿卡”。

不过，青岛出入境管理局一位叫陈元成的外事警官主动找上了他。

陈元成负责境外人士的签证和绿卡事务。在每年对外企的“大走访”中，他听到最多的需求是“需要更快捷、有效期更长的签证”。在他的记忆中，过去青岛每年才发放大约6张中国绿卡。

虽然青岛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吕宏和多数青岛人都认为，林永喆是当地的特殊贡献者。但按照过去的“中国永久居留证”申请条件，林永喆尚不能入围。

后来林永喆成为青岛“外籍高层次人才库”中的300名外国人之一，居留许可从每年一办延长到两年一办。

“许多人只听说办绿卡难，却不知道自己符合条件。”陈元成告诉本刊记者在2013年的“大走访”中，他详细了解了林永喆的情况，发现其符合“任职”类绿卡申请条件。

经过半年的资料报备，2014年9月，林永喆成功申请到了“中国永久居留证”。

“中国绿卡”是什么证件

获得中国绿卡的条件分为投资、任职、亲属投靠及特殊贡献四类。

林永喆依据的是“任职类”——“在对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单位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才可以申请绿卡。”

对此，陈元成解释，首先，在公司任职必须任职副总以上4年，4年里在中国居留累计不能少于3年。其次，任职的公司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执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或者重大科研项目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或者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且纳税记录良好。

不少外企高管在“4年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这个门槛前铩羽而归——譬如青岛欧特美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不过，欧特美股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美籍华人叶为仁每年在华居留超过10个月。因此，他已成功获得了绿卡。

叶为仁自称是个低调的人，但取得绿卡后“几乎通告了每一个友人”。对他而言，这几乎就是一个荣誉证书——“拿出去惟恐丢了！”

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热爱海钓，每年有五六次离开中国都是为了此项娱乐。

现在每次出行，他都把绿卡和护照一起带上。不过，每次使用绿卡都要解释一番。

“即使是安检人员，也很可能没见过绿卡，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叶为仁说，“尤其是在海外。有次在日本机场，还被要求复印备案。”

如果不带绿卡，护照上的签注有效期仍保持在“前”绿卡时代，就不能证明中国政府同意其入境。

无犯罪记录的“好人证”

中国政府欢迎的永久居留者还必须提供“无犯罪记录”。

“我要找美国旧金山警察局开具无犯罪记录，而旧金山不仅要证明我在美国是‘清白的，还要向台湾取证，因为我的童年是在台湾度过。”叶为仁称，办理“好人证”颇费周折。

陈元成对此解释，按照目前国家规定，申请人必须在境外的主要生活地以及在中国国内均没有犯罪记录，“‘主要生活地是指连续居留2年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在国内停（居）留期间是否有犯罪记录由受理、审核机关负责核准。”

并且，无犯罪记录的出具时间必须在申请的半年之内，否则无效。

“美国绿卡也要‘无犯罪记录，其实没那么折腾。”陈元成说，曾有“千人计划”专家及其夫人用时4个月获得“中国绿卡”。

陈元成称，2014年有近20份来自青岛的“中国绿卡”申请获得公安部审批，比往年翻了一番。

林永喆就是其中一例。

对他而言，“中国绿卡”的另一便利是可以开户炒股。当然，每次出入中国国境的时候，他还可以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通道中自由选择。

在英国汇丰集团2014年10月公布的《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中国总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超过了美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