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空洞肺癌合并癌旁曲霉病1例并21例文献分析

吴 婷， 施 毅， 张 明， 袁冬梅， 苏 欣

·论著·

非空洞肺癌合并癌旁曲霉病1例并21例文献分析

吴 婷， 施 毅， 张 明， 袁冬梅， 苏 欣

目的 掌握非空洞肺癌合并癌旁曲霉病的临床特征、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 对1例肺癌合并局部侵袭性曲霉病患者的临床表现、纤维支气管镜(纤支镜)检查和病理诊断进行分析；回顾1984—2011年国内外非空洞肺癌合并癌旁曲霉病的文献资料，总结患者临床特点。结果 该例患者纤支镜活检病理示曲霉感染，伊曲康唑治疗后复查纤支镜活检病理疑似合并肺鳞癌，行肺叶切除术后确诊肺鳞癌合并肺曲霉病。文献回顾纳入21例临床病例报告，显示非空洞肺癌同时可合并原位曲霉感染临床较少见且易漏诊。结论 非空洞肺癌患者确诊同时可合并癌旁曲霉感染；对于没有真菌易感因素的肺曲霉病患者，要考虑合并肺癌的可能；治疗肺癌的同时，需关注癌旁真菌感染的治疗及归转。

肺癌； 肺曲霉病； 漏诊

曲霉属常见的致病菌种包括烟曲霉、黄曲霉、黑曲霉、土曲霉和构巢曲霉等，可通过呼吸道吸入曲霉孢子而致病[1]。肺曲霉病多见于免疫抑制、慢性肺部疾病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2]。尽管有研究表明25%肺癌患者在确诊时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曲霉培养阳性[3]，但其临床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确定。有研究认为，在无明显全身免疫抑制的实体肿瘤患者中并存曲霉感染并不多见[4]，多与肿瘤化疗及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有关[1,3]，或与本身合并肺结核空洞、支气管扩张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等肺基础疾病相关[5]。无肺部基础疾病者在治疗实体肿瘤前并发肺部曲霉感染则更少见，其多与癌性空洞性病变内曲霉腐生性感染相关[6]。而非空洞型肺癌治疗前并发肺部曲霉感染则罕见。目前国内外文献仅有某些个案报道非空洞型肺癌确诊同时合并真菌感染[7-20]，现报道1例肺癌合并癌旁曲霉病病例并行文献回顾，分析其临床特征、治疗及预后情况。

1 病例报道

患者，女，59岁，农民。因“咳嗽、咯痰、胸痛、胸闷2个月余”于2012年7月17日入院。患者于2012年4月出现咳嗽、咯痰，间断使用头孢菌素类抗生素治疗后症状反见加重，并伴有胸痛、胸闷、气喘。同年7月于当地医院行胸部CT检查示左肺门阴影(见图1a、b)，纤维支气管镜(纤支镜)检查示左上叶尖后段开口新生物，表面覆盖白色坏死物，新生物活检病理示“曲霉感染”，当地医院予左氧氟沙星及氟康唑抗感染1周，症状无好转，遂转入我院。病程中，患者曾有发热1次，自服退热药后次日体温恢复正常。近2个月体重减轻5 kg。既往体健，无慢性咳嗽、咯痰、胸闷、气喘病史。入院后体检：体温37 ℃、心率70次/min、呼吸16次/min、血压120/75 mmHg，心肺听诊无异常。实验室检查示：血常规、肝肾功能正常，血嗜酸粒细胞正常，红细胞沉降率(血沉)增快(33 mm/h)，血清G试验阴性(9.90 pg/mL)、GM试验阴性(0.28)、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阴性，血清肿瘤指标CEA明显增高(48.6 ng/mL)；CA19-9 (2.77 u/mL)和细胞角蛋白19片段(7.38 ng/mL)均增高，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SGF)阳性。入院后，纤支镜检查示左上叶支气管开口处白色带蒂新生物阻塞管腔，活检病理示“红染坏死物中见曲霉”，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培养示“烟曲霉生长”(见图1c、d、e)，予伊曲康唑静脉滴注(0.2 g，1次/d，第1、2天剂量加倍)。1周后复查纤支镜与前次相比较无明显改变，再予新生物活检，病理示“大片凝固性坏死伴真菌感染(曲霉)，另见少量支气管黏膜间质内一小团角化细胞，不除外鳞癌”(见图1f、g、h)。随即行PET/CT全身肿瘤断层扫描，结果示“左上肺不规则软组织影，18-F脱氧葡萄糖(FDG)代谢值增高，标准化摄取值(SUVmax) 9.5；左肺门肿大淋巴结，FDG代谢值增高，SUVmax5.1，结合病史，不除外肺癌可能”。综上考虑左上肺鳞癌Ⅱb期，予伊曲康唑抗真菌治疗2周后行左上肺叶切除术。术后病理示“左上肺低分化鳞癌，个别脉管内见癌栓，支气管周围淋巴结(3/6)见癌转移”(见图1i)。至此，确诊患者为“左上肺鳞癌Ⅱb期(pT2bN1M0)、肺曲霉病”，术后继续给予伊曲康唑静脉滴注2周。出院后患者因不能耐受伊曲康唑口服液，改为伏立康唑片口服(200 mg，2次/d)，1周后复查示肝功能受损(肝酶显著增高)，遂自行停药。共计抗真菌治疗5周。同年9月患者为行术后辅助化疗再次入院，查血清CEA较前降低(4.7 ng/mL)，血清G试验阴性(9.90 pg/mL)，胸部CT示“左上肺癌术后改变”，未发现新发肺部肿瘤或曲霉相关病变改变。予多西他赛联合奈达铂辅助化疗4周期，化疗期间病情评估稳定，无肺部曲霉感染复发相关症状。2012年12月患者出现右胸剧烈疼痛，无明显咯痰、发热症状，复查 PET/CT及头颅MRI检查示骨骼、头颅、胸膜及肺内广泛转移病灶(图1j、k、l)，行全脑放射治疗及肺内局部病变射波刀治疗，同时予吉西他滨联合奈达铂化疗1次。2013年2月起患者病情持续恶化，呈肿瘤晚期全身衰竭表现，实验室检查无曲霉复发证据，于同年3月放弃治疗，同月死亡。

2 文献分析

既往较多文献报道恶性肿瘤患者放、化疗后免疫抑制继发真菌感染以及结核、肺癌等肺部空洞性病变合并慢性肺曲霉病[6]，少有文献报道非空洞性肺癌确诊同时合并同一部位肺曲霉病。以“bronchogenic carcinoma”、“lung cancer”和“aspergillosis”等为检索词，未设定时间限制，检索Pubmed数据库，共获得7例非空洞性肺癌合并癌旁曲霉病病例报道，其中日本4例，我国台湾2例，美国1 例[7-11]。以“肺癌”和“曲霉”为检索词检索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中国医院数字图书馆期刊全文数据库，获得14例肺癌确诊同时合并癌旁曲霉病报道[12-20]。国内外21例文献报道中，最早发表于1984年，最近发表于2011年，所有患者均经手术或活检病理确诊，确诊时均无免疫功能缺陷表现，均未接受放、化疗。

比较文献报道21例临床资料，将病情进展过程、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确诊方式及诊疗过程归纳如下。

Panels a, b: Chest computed tomography showed a mass in left upper lobe. Panel c: The first bronchoscopy revealed a white lesion occluding the bronchus of left upper lobe. Panel d:Aspergilluswas found with large number of hyphae and spores (HE stain×400). Panel e:Aspergillusfumigatuswas identified from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Panel f: After one-week treatment with itraconazole, the second bronchoscopy did not find obvious change to the white soft lesion. Panel g: Aspergillus hyphae was found again from the second bronchoscopy specimen (HE stain×400). Panel h: Pathologic examination also reported keratinocytes in bronchial mesenchyme (HE stain×200). Panel i: Diagnosis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as confirmed by histo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pneumonectomy specimen (HE stain×400). Panels j, k, l: After 4 cycles of chemotherapy, PET/CT showed tumor metastasis to right lung and brain.

图1 病程各期影像和病理检查结果

Figure 1 The results of imaging and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t each stage of disease

2.1 一般资料

21例患者中男17例，女4例，年龄36～75岁，中位年龄61岁。5例患者有吸烟史。既往1例患者有高血压病史，1例哮喘病史，2例肺结核病史(影像学无空洞表现)，2例无特殊病史，其余15例患者未记录既往病史。

2.2 确诊方式

21例患者中，2例确诊方式不详。另19例肺癌确证方式由纤支镜活检确诊8例(42.1%)，外科手术切除确诊8例(42.1%)，肺穿刺活检确诊3例(15.8%)；肺曲霉病确诊方式为纤支镜病理确诊15例(78.9%)，手术切除确诊4例(21.0%)，其中纤支镜活检及手术病理均发现曲霉1例(5.2%)，肺穿刺活检确诊1例(5.2%)。在8例肺癌及肺曲霉病均由纤支镜活检确诊的患者中，最少行1次纤支镜检查，最多行12次，中位次数为2次。

2.3 病理类型及病灶位置

21例患者中鳞癌7例(33.3%)，腺癌7例(33.3%)，小细胞癌5例(23.8%),未明确报道类型2例(9.5%)。按肿瘤位置分，左肺癌9例(42.9%)，其中肿瘤位于左主支气管4例，左上叶支气管2例，左下叶支气管2例；右肺癌12例(57.1%)，肿瘤位于右主支气管2例，右上叶支气管5例，右中叶支气管1例，右下叶支气管2例，2例未明确标注位置。真菌类型通过病理及培养确诊曲霉21例，其中培养示烟曲霉2例，黑曲霉1例，其余株未区分曲霉菌种。

2.4 临床表现

2.4.1 主要症状 咳嗽14例，咯血或痰中带血6例，胸痛6例，发热4例，咯痰4例，胸闷1例，气急2例，消瘦2例，呼吸困难、声嘶各1例。

2.4.2 影像学表现 21例中2例无影像学描述，余下19例影像学较未合并同部位真菌感染的肺癌患者无明显差异：表现有肿块结节阴影14例(73.7%)，其中单发病灶13例(92.9%)，两肺多发病灶1例(7.1%)，肿块位于肺门及纵隔淋巴结肿大3例(21.4%)；肺不张6例(31.6%)，胸水2例(10.5%)，支气管扩张伴感染表现1例(5.3%)。

2.4.3 纤支镜下表现 21例患者除2例文献报道不详外，其余19例中16例(84.2%)行纤支镜检查；15例描述纤支镜下表现，其中新生物阻塞管腔13例(86.7%)，新生物表面附有白膜、坏死苔4例(30.7%)，无明显异常2例(13.3%)。

2.4.4 实验室检查 3例患者记录血白细胞计数，1例正常，2例增高。

2.5 漏诊、误诊情况

21例患者中，13例(61.9%)初诊为“肺炎”、“肺结核”、“肺霉菌病”，漏诊恶性肿瘤；肺癌诊断最短延误4周，最长延误半年，平均延误时间为12周。仅3例(14.3%)在出现症状1个月内通过纤支镜活检及时确诊了肺癌和肺曲霉病。误诊为肺炎行抗细菌感染治疗者3例(14.3%)，误诊为肺结核行抗结核治疗者2例(9.5%)；11例(52.4%)患者则是在纤支镜检查确诊肺曲霉病后，因仍怀疑恶性肿瘤或抗真菌效果不佳而积极采取反复纤支镜、肺穿刺、手术等有创检查从而最终确诊肺癌。此外，4例(19.0%)患者初诊仅考虑肺癌而漏诊肺曲霉病，行手术及纤支镜活检，在病理确诊肺癌同时又发现肺曲霉病。

2.6 治疗和预后

21例患者中有19例记录治疗方式。8例(42.1%)确诊肺曲霉病后予抗真菌治疗2周～4个月，通过再次行纤支镜、手术或肺穿刺检查才得以确诊肺癌。抗真菌治疗中单药2例(25.0%)，联合用药5例(62.5%)，1例未记录治疗方案。单药治疗分别为1例伏立康唑治疗2个月，1例两性霉素B 治疗1个月后更换为伊曲康唑1周。上述患者均在抗真菌治疗后通过复查纤支镜确诊肺癌。联合用药为伊曲康唑联合氟康唑治疗3个月和4个月各1例，通过复查纤支镜找到癌细胞；1例为两性霉素B、伊曲康唑、氟胞嘧啶3药联用治疗2个月后行胸腔镜切除病灶确诊肺癌；1例为两性霉素B联合伏立康唑2周后改为伏立康唑单药，再行肺叶切除术确诊肺癌；1例为氟康唑、伊曲康唑联合制霉菌素，再行肺穿刺找到癌细胞。在未行抗真菌治疗的11例中，直接通过肺叶切除术确诊肺癌及肺曲霉病3例(27.3%)；经纤支镜确诊肺癌及肺曲霉病后行手术切除1例(9.1%)，失访1例(9.1%)，化疗1例(9.1%)，死亡1例(9.1%)；纤支镜联合手术确诊后失访3例(27.3%)；纤支镜联合肺穿刺确诊后化疗1例(9.1%)。19例患者中，确诊后放弃治疗2例(10.5%)，行肿瘤化疗3例(15.8%)，仅1例(5.2%)患者记录死亡，余患者缺失后期随访资料。死亡患者系肺鳞癌确诊后8 d死于呼吸、循环衰竭。上述所有文献均未提到确诊肺癌后是否继续针对局部侵袭性真菌病行抗真菌治疗，亦未报道因肺癌手术导致急性播散性肺曲霉病及肺癌病灶上的曲霉病灶在治疗过程中的变化情况。

3 讨论

侵袭性真菌感染通常发生于免疫缺陷宿主，如实体器官移植及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化疗药物及糖皮质激素患者。此外，糖尿病、肺结核和其他慢性肺部疾病(肺囊性纤维化、COPD)等患者亦是危险人群。无基础疾病的非免疫缺陷人群也可发生真菌感染，多有霉菌环境暴露史，但临床少见且易误诊。对于本文总结的21例肺癌患者，既无明确霉菌环境暴露史，亦无明显免疫抑制表现。无免疫抑制患者肺癌合并癌旁曲霉感染考虑有以下原因：①曲霉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具有极强的孢子生成能力，一般空气中含有1～100个孢子/m3[21]，分生孢子直径仅2～3 μm，能够直接进入肺泡，使肺组织成为曲霉感染的主要靶器官。②作为条件致病菌的曲霉既可以在呼吸道腐生定植，亦可以引起侵袭性感染。肺癌病灶局部黏膜免疫屏障破坏，同时多有组织坏死，致使曲霉有机会定植、腐生、进而发生局部侵袭感染[6]。

临床资料相对完整的肺癌合并癌旁肺曲霉病以个案报道居多。此外有3篇较大样本的相关临床报道[3，6，22]。这3项研究因为发病原因、诊断和资料完整性等原因，未能纳入本研究分析，但对于充分认识肺癌合并肺曲霉病有重要意义，故在此分别阐述。2003年Malik等[22]报道了印度42例支气管癌合并肺曲霉病。其中男40例(95.2%)，女2例(4.8%)，39例有吸烟史。鳞癌29例(69.0%)，腺癌10例(23.8%)，小细胞癌2例(4.8%)，不能确定类型1例(2.4%)。主要临床症状为咳嗽、胸痛和纳差等。肺曲霉病诊断通过BALF培养、血清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等方法检测诊断。BALF培养示6例(14.3%)曲霉，其中烟曲霉4例(66.7%)，黄曲霉2例(33.3%)。2010年，Biswas等[3]依据BALF培养、BALF及血清抗原检测结果，报道了60例印度慢性肺部疾病患者真菌定植情况。其纳入的慢性肺部疾病包括肺癌、结核后遗症(如空洞、胸廓塌陷、纤维条索)、支气管扩张、胸腔积液、支气管哮喘、COPD 、间质性肺炎7种。该研究发现，不同慢性肺部疾病定植的真菌类型具有明显差异，曲霉在肺癌患者、念珠菌在结核后遗症患者中表现出一定的定植亲嗜性。2013年 Nilsson等[6]撰文归纳了41例肺部肿瘤确诊同时合并曲霉感染患者文献，其中肺类癌6例，肺癌35例，未提及曲霉病诊断依据。在35例肺癌合并肺曲霉病患者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男性占绝大多数，该特征与肺癌、曲霉病在男性中发病率高相一致[1]。绝大多数患者有慢性肺部疾病危险因素，普遍有吸烟史，没有明显免疫抑制表现；少数患者有代谢疾病，营养失调、肿瘤高危因素致免疫系统受抑。该组患者中位年龄为64岁。其中鳞癌16例，腺癌13例，大细胞癌4例，肉瘤样癌2例。肿瘤坏死、溃疡、局部免疫损伤、空洞形成和气道分泌物清除率下降等原因导致真菌易于定植、生长和侵袭。按照肿瘤形态、位置特征可划分为4类：①肺癌中央坏死性空洞18例；②支气管阻塞型肺癌10例；③继发于先存的肺部空洞病变的肺癌(如结核、肺血栓、慢性曲霉病)5例；④无典型特征患者2例。35例中，病灶位于上叶28例，由于上肺空洞型病变较多，易形成曲霉球或慢性坏死性肺曲霉病[6]，两侧分布无明显倾向，与本文结果一致。影像学表现为空洞性病变28例，曲霉球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占23例，而与本文所述一致的非空洞性肺癌仅占7例。在7例非空洞性肺癌患者中，4例在坏死组织中发现曲霉菌丝，考虑定植；另外3例为局部侵袭性肺曲霉病。35例患者中，19例起初仅诊断为“曲霉球”或“曲霉病”，并未怀疑恶性肿瘤，漏诊率达54.3%，与本文所述21例的结果相近。由于肺癌确诊前行长时间的抗真菌或抗结核治疗致使16例患者延误肿瘤治疗。造成报道中肺癌而非曲霉病漏诊率高的原因亦是由于临床医师更倾向报道最终诊断为“肺癌”而造成偏倚。所有患者在确诊肺癌后均缺失对同时合并的曲霉病的治疗及随访资料。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具有肺部基础疾病的患者容易发生曲霉的定植与感染，肺癌也不例外；空洞型肺癌更容易合并肺曲霉病。非空洞型肺癌同时合并肺曲霉病时，漏诊其中的一种疾病很常见。故我们考虑本院1例与文献报道21例[7-20]为肺癌造成局部免疫屏障破坏，继而罹患肺曲霉病。该21例通过病理或培养确诊曲霉病，但均未能明确区分曲霉定植与侵袭性肺曲霉病，亦对治疗记叙不详，为对癌旁合并的肺曲霉病的认识带来困难，仅8例患者给予抗真菌治疗，最短2周，最长持续4个月。本院这例患者，我们更倾向于肺癌合并局部侵袭性肺曲霉病，给予静脉抗真菌药1个月后改为口服，患者自行停药后曲霉病无复发。

综上，有如下问题亟待探讨：①如何界定肺癌旁合并曲霉感染的性质，即鉴别曲霉定植还是侵袭性肺曲霉病，是临床难题。因为肺癌合并肺曲霉感染大多为慢性肺曲霉病。诊断肺曲霉病时，即使呼吸道标本曲霉培养阳性时，也需要结合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表现来判定其临床意义。慢性肺曲霉病患者症状较轻，往往无发热，仅表现为慢性咳嗽、咯痰和痰中带血，影像学表现为肺部肿块影，伴或不伴空洞。这些表现与肺癌相似，给全面诊断带来困难。如结果所述，1/3患者初诊为 “肺曲霉病”，漏诊恶性肿瘤，原因系患者症状、影像学均无特殊表现，同时临床医师亦满足“肺曲霉病”这一少见的真菌感染的诊断。Malik等[22]和Biswas等[3]均通过BALF培养、BALF和血清抗体检测诊断肺癌旁是否存在曲霉定植，尤其Biswas等[3]认为这些患者均为癌旁曲霉定植。Nilsson等[6]认为无明显免疫抑制的空洞及非空洞患者中，肺癌合并非侵袭性曲霉病(曲霉球、定植)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但如前文所述，也存在局部侵袭的表现形式[6]。Nilsson等[6]总结了4例肺部肿瘤合并曲霉感染的表现形式为局部侵袭的方式，分别为1978年Monie报道[23]1例空洞性肺鳞癌、1990年Kumar等[24]1例肺类癌、2000年Yoshitomi等[10]1例非空洞性肺腺癌、2010年Olobatoke等[25]1例肺肉瘤患者，故将本文患者的曲霉感染性质归纳为局部侵袭。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即使在肿瘤表面的坏死组织中发现曲霉菌丝生长，也有可能为腐生，不能将其作为诊断肺曲霉病的病理证据。因此，有人提出将其归为腐生性感染(saprophytic infection)这一中间状态。②临床诊疗过程中倾向单纯满足于恶性肿瘤的确诊及治疗，对于同时合并的曲霉病的治疗及归转缺乏关注。本院患者先后2次纤支镜活检病理均在坏死组织中发现曲霉菌丝，BALF培养阳性，GM试验阳性，抗真菌治疗2周后切除的肺组织内未发现曲霉。我们参照“肺真菌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6]认为其满足肺曲霉病诊断标准，而予手术前后抗真菌治疗1个月。因患者行肺切除术，因此药物抗真菌治疗的疗效难以判定。而对于手术可一并切除肿瘤与肺曲霉病灶的患者，其抗真菌治疗的药物选择及疗程有待进一步研究。Cadranel等[27]发表的一项关于伏立康唑治疗慢性肺曲霉病的前瞻性临床研究表明，予纳入的41例确诊为慢性肺曲霉病患者持续6～12个月的伏立康唑200 mg，2次/d治疗后，在随后6个月的随访中，13例(31.7%)患者病变影像学改变及真菌清除达到部分(≥50 %)或完全缓解，临床症状减轻、生活质量提高。由此表明对于慢性肺曲霉病，药物抗真菌治疗可使患者获益，但疗程长。因此，对于预期生存较长、而又不能接受手术治疗的肺癌合并慢性肺曲霉病患者，应当给予抗真菌治疗。但抗真菌治疗的方案、疗程及其对肿瘤治疗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探讨。上述问题对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亦需在临床工作中进一步总结。

血清学检测对于肺癌合并曲霉病诊断有提示性意义。Malik等[22]报道的42例患者中，培养示6例(14.3%)曲霉阳性，血清学检查示9例(21.4%)在免疫扩散试验(Immunodiffusion， ID)、ELISA、斑点印迹法试验(DBA)3组试验中抗曲霉抗体均阳性，血清学检查比培养阳性率高7.1%。Biswas等[3]与Mailk等[22]报道相一致，即支气管癌合并曲霉感染中血清试验比培养敏感性高。但在上述资料中，均未涉及血清G试验和GM试验且未对曲霉定植与感染的界定行进一步研究。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肺癌合并肺曲霉病虽然少见，但临床屡有发生，且随着肺癌发病率的上升及其生存期的延长，其临床意义将越来越显著。一方面，对于没有真菌易感因素的曲霉病患者，要考虑其合并肺癌的可能，必要时需积极、反复进行纤支镜和肺穿刺等检查以减少肺癌漏诊；另一方面，要关注肺癌确诊患者是否合并肺曲霉病，积极界定是曲霉定植还是侵袭。肺癌合并肺曲霉病如何治疗及其对于预后的影响，需在临床工作中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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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avitary lung cancer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one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21 cases

WU Ting, SHI Yi, ZHANG Ming, YUAN Dongmei, SU Xin

.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Nanjing General Hospital of Nanjing Military Command, Nanjing University Clinical School of Medicine, Nanjing 210002, China)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non-cavitary lung cancer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Method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bronchoscopic biopsy and histological analysis were reviewed in one case of non-cavitary lung cancer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The similar case report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84 to 2011 in the world were reviewed and analyzed. A total of 21 cases were included and reviewed with the relevant clinical data. Results Bronchoscopic biopsy results revealedAspergillushyphae in the tissue. Bronchoscopic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a week after antifungal therapy with itraconazole. Further pathologic results found suspicious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ulmonary lobectomy was done. Lung squamous carcinoma and aspergillosis were confirmed. The subsequent literature review of 21 cases showed that non-cavitary lung cancer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was rarely reported and maybe underdiagnosed. Conclusions Non-cavitary lung cancer patients may be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t the same time if untreated. We should raise the suspicion of malignancy in aspergillosis patients without strong risk factors for fungal disease. We should keep an eye on the treatment of aspergillosis while treating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lung cancer;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underdiagnosis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330035)，南京军区医药卫生科研基金(12MA082)。

南京大学医学院临床学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南京 210002。

吴婷(1987—)，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肺部感染研究。

苏欣，E-mail：suxinjs@126.com。

R379；R734.2

A

1009-7708(2015)04-0302-07

2014-05-28

2014-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