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禁与重生

李旺

中国当代小说中，大致出现过两类叙述囚犯故事的小说。一是“十七年”期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些小说中的囚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获刑，是为信仰而奉献的一群，是不可战胜的革命英雄。二是“新时期”小说中被称为“伤痕”、“反思”的小说，这些小说中的囚犯是冤屈者，或是曾经的革命英雄或是革命的同路人，他们的冤屈、不平被呈现为历史的曲折，他们对革命的信念历劫弥坚。陈铁军的小说《谁也别想走》叙述的囚犯故事则和上述两个当代小说的传统不构成呼应关系，该小说中的囚犯大都和革命信仰无关，最突出的一点是，这是一篇表现国民政府监狱中的囚犯的故事，且发生在日军侵华的1938年。小说中的囚犯对抗战的参与可以说是一个偶然，这些囚犯的精神的升华和上述两类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都坚信一个革命信念毫不相同。在对一种绝对的革命精神的摒弃层面上，陈铁军的小说《谁也别想走》应该受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先锋小说特别是90年代末期新历史小说叙述观念的影响。

小说的叙述由叙述者“我”和“我”的祖父陈五长的回忆录交叉完成。“我”的叙述为主，陈五长的回忆录辅助叙述。由“我”和陈五长的回忆录构成的故事情节中，又主要由魏神父的故事与姜白驹的故事组成。而这些故事组成了一个稀有的事件：抗战初期日军侵犯河南省之际，省第一监狱囚犯随监狱转移，转移囚犯与日军游击作战，最终以少胜多，是一则不多见的抗日传奇。

小说的传奇性质首先表现在主要人物魏神父身上，出身天主教家庭的他以感化犯人为天职。披麻戴孝为崔神炮葬母，发誓作保让染病的小李三出狱就医，为犯罪嫌疑人洗清冤屈，冒着性命之忧寻找逃兵马孬，特别是在日军轰炸途中，他先跪求再枪指副看守长赵得标请求给犯人松绑感化了所有犯人。魏神父的为日军所伤，特别是魏神父以死让他们自由离开，激发了犯人们对日本人的仇恨。囚犯对日军的抵抗，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魏神父的纪念，对魏神父所传授的重新做人获得新生精神的纪念。

小说的传奇性还通过姜白驹的经历呈现出来，姜白驹的传奇性首先来自于他的身世，军统豫站调查员出身的他，却由于私人屈辱而深陷牢狱。其次，报国无门的他却在绝境中发挥了自己所长，克敌制胜，以少胜多，最后以身尝毒，与日军同归于尽。姜白驹的智勇双全，集国军特务与江湖豪侠一身的形象富有吸引力。小李三、崔神炮与姜白驹一样，抗战的非常态让非常态的他们迸射出独特的性格与精神光辉。《谁也别想走》呈现了抗战题材小说中一种陌生的人物形象序列。

当小说结束，仅存的七个人（六个囚犯，一个技师）抵达囚犯迁移目的地嵩县的时候，镇上人们与县警察所的惊讶目光，给囚犯们的传奇故事涂上了最浓重的一笔，这样的结局也不无讽刺、慨叹，甚至是沧桑。其一，囚犯没有四散奔逃，与日军对抗其实已经是一次重生。其二，河南省府早已经转移他处，甚至忘记了转移中的囚犯，但囚犯却赴约一般，践行了一种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囚犯的纪律，而这种践行的精神动力，源自于魏神父关于重新做人的嘱托。在全省溃逃的历史背景中，这份对嘱托的遵守，可以称得上是囚犯的又一次自救与重生。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