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美国应如何回应“中国世纪”

木怀琴

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2015年1月的《名利场》（Vanity Fair）上以《中国世纪》（Chinese Century）为题，不无夸张地指出：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中国在2015年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就该观点的学术性加以缠辩，或许会错失问题的真正价值。这套修辞背后的真实意图乃是：中国世纪的到来已是大势所趋，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如何接受这一经济现实，并对这一转变做出恰当的反应。

两百年来，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历过两次结构性变化。1815年英国击败拿破仑，开启不列颠百年治世，殖民帝国无远弗届，英镑被尊为全球货币，英国并不吝以战争推行贸易规则、保障市场自由。一战后，英国放弃主导地位，而美国最初并不愿承担新的责任。但政治孤立主义无法断绝与欧洲的商业来往，美元取代英镑，美国公司成为全球样板。总之，是经济现实将美国推上了领导地位。二战后，美国终于开始主动履行职责，在联合国的创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从而为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基础。

但是，与苏联长达半个世纪的体制对抗，似乎使美国人顽固地认为，世界经济只能是一场零和博弈。冷战结束后，美国断定自己的胜利代表着所有人的胜利，从而忽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权利。同时，以单边主义追求一己之私，强势推行并不公平的世贸制度，无意建立更加稳定的新秩序。以这些短期行为为基础，美国意欲强化自身的优势地位，从长期看来却总是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