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上的柳龙光

陈言

1949，是个意味深长而又敏感的年份。

在那年的1月27日，有一艘叫做太平轮的船，从上海启航，驶向台湾。接近零点时分，太平轮在舟山群岛海域白节山附近与货船“建元轮”相撞沉没，近千人罹难。然而因战乱流离，罹难者转瞬间成了历史的失踪者，能够诉说死者身份地位的那些漂流在海上的珠宝首饰、佛像牌位和木箱文牍，似乎比人类的命运更久长。时隔一个甲子，台湾作家张典婉通过采访太平轮生还者、罹难家属和相关人员，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包括失事后的法院起诉书，编辑成《太平轮一九四九》一书，意在“填补历史来不及填补的空白，替换恶性对抗与猜忌，朝向和解共生迈进。”（张典婉语）她戮力捕捞流离记忆，为我们拼接出了那段斑驳的历史图像。然而就罹难的个体而言，捞起的只是有关少数人的记忆，更多的人沉于流沙。

1.孙敬者何

那更多的人之中者，便有一个乘坐三等舱、名叫“孙敬”的人。

孙敬何许人也？笔者在2011年与作家梅娘访谈时，梅娘披露，她的丈夫柳龙光当初到台湾使用的就是“孙敬”这个名字，死于太平轮海难。柳龙光的妹婿吴振霖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中也提及，柳赴台前暂居上海期间曾使用这一名字。柳龙光是在1948年冬携契妻儿前往台湾的。不久即返回大陆，据说是作为共产党地下党的他受当时北方局领导刘仁的委派，要去做策划国民党东北行辕少将参谋兼东北蒙旗联防指挥部司令官乌古廷起义的工作。尽管有证据证明他跟刘仁有所接触，但尚无有力的资料佐证他的地下党身份。退一步而言，做如此策反工作，怎么可能到台湾？当时在台主政的陈诚为确保台湾治安，防堵可疑人士、亲共人士滞留台湾，厉行户口检查，以达“肃清内奸”之效，这也是台湾白色恐怖的开始。

2.柳龙光与梅娘

总之，那次海难制造了诸多历史谜团，对许多个个体生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梅娘长期生活在政治磨难与阴影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柳龙光的政治身份和他的离奇辞世：

柳因为海难辞世，躲过了这些说不清的历史纠葛，陷进去的是我，人家硬说柳并没有死于海难而是去台湾做了国民党的特工，我从小穿过日本衣裳，又有誓共生死的日本父辈，有众多的日本好友，可以判定是货真价实的日本特工。与匿藏在台湾的柳遥相呼应，谋划做出对不起人民的事。

所以在人民共和国进入“反右”、“文革”时期，梅娘将与柳龙光有关的所有有形物质，如照片等大多作了剪切或撕毁，太平轮、柳龙光成了不容开口的禁忌。

柳龙光再次出现在梅娘的文字里，是1979年获得平反、恢复公职之后。梅娘把二人初次相识的时间地点设定在充满象征意义的1937年日本东京的内山书店，柳龙光的身份是在内山书店打工、关心中日时事的早稻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为追求自由恋爱，梅娘拒绝了“满洲国”新贵的追求，毅然与柳结合。梅娘还描述柳龙光任职《华文大阪每日》新闻社之后他们在日本的生活：如饥似渴地寻觅救国之路，互相辩论，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而他们的住所也成了来自“满洲国”的年轻人的文艺沙龙，是著名的反抗作家凝聚的中心。

梅娘笔下的柳龙光是一个勤勉、热情、进步、爱国的革命青年。

3.柳龙光其人

然而柳龙光的历史面貌并没有那么简单。

柳龙光（1911—1949），满族人，本名柳瑞辰，笔名红笔、系己。1911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父亲柳惠生是吃皇粮的满清皇族，祖辈有过四品带刀护卫，宅院位居古都城西的按院胡同。柳龙光在他的童年时代，还曾随父客居江南水乡，记忆里有姑苏的石桥、铺着石板的小巷、马拉车、小溪，以及乘坐俩人肩抬着轿子上蒙馆去的情景，童年生活优渥又安乐祥和。后来因政治动荡，皇室衰退，柳家俸禄日益减少，变得连养家糊口都困难起来。“满洲国”成立的次年1933年，柳惠生到长春，托皇室里的老关系为自己在“满洲国”谋了个科员的职位，同时还把二儿子柳瑞仲送进伪皇宫做事。但是“满洲国”的生活似乎并不如意，柳惠生后来又回到了北京，过着窘迫多病的生活。

柳龙光的家道由殷实转为衰落，但是他凭靠勤奋好学的个性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29年9月从北京崇德中学（现北京第三十一中学）毕业，其后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理学院，1933年9月完成大学学业。1934年4月到奉天（沈阳）的《盛京时报》报社供职；不久即赴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和日本东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1936年4月毕业，6月到新京（长春）的《大同报》报社任职。

梅娘是在1936年下半年开始在《大同报》担任文字校对和编辑工作的，故而柳、梅二人的相识是在1936年的《大同报》报社，而非梅娘所说的内山书店。1937年，柳、梅二人结为夫妇。柳龙光自1938年开始接管《大同报》副刊，不久担任《大同报》编辑长。他一上任就对该报的副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增设“新刊介绍”栏目，使读者能够迅速了解“满洲国”、殖民母国及日本其他殖民地的文化信息，开拓了眼界；设立“红笔放送”专栏，亲自挥笔纵论“满洲国”文坛万象；同时开创“文艺专页”栏目，组织策划二十余篇攻击“满洲国”著名作家古丁的文章，强烈批判对方宗派主义的同时，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开始表现出明显的集团性。不过论战在客观上促成了满洲文坛作家派别的形成，促进了满洲文学的繁荣。1938年11月20日，柳宣告离职。

1939年2月，柳受聘到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社，任《华文大阪每日》杂志的编辑。其间他作为该杂志社的特派员赴中国沦陷区写就考察报告《和平与祖国》，陆续刊发在该刊物上。作为一个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中介，他的中国人视角使自己摒除了日本战时人类学家旁观者式的、猎奇的和单方面的观察，他能够从民族生命内部观察中国人生存状况，时而流露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感，生动地描绘了殖民主义与占领区之间的动态关系，他的考察报告为沦陷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者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4.一个另类样本

然而这里要提起注意的是：柳龙光在文章中所流露的乡土之爱并非简单地等同于爱国。因为柳在整部考察报告中是认同日本的殖民统治的，在发现占领区的各种问题之后，他往往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日本身上，以为日本是占领区中国人的救星。他既认同日本政府，对各级伪政权也有不少歌功颂德的言辞。也就是说，他身居殖民体制之内，并没有破坏体制，甚至可以说我们寻找不到他破坏体制的意图。而在情感体验上，柳的反应也异乎寻常。当旅途上被告知无战事之虞，他反而感觉无聊空虚。只有那些紧张刺激的敌对场面能够给他带来兴奋和创作的冲动，于是他说：“我下意识地觉到了我有了喜爱那苛酷的遭遇的倾向。”此时我们感觉到：殖民威压下国人的痛苦呻吟成为他写作的动力与题材，他的亲情、乡愁、同情心再真挚，也没有唤醒他对殖民社会批判的诉求，而把看似强烈的救治国族的意愿托付给了殖民主。当他企望本国人能够摆脱自卑、坚定自身的认同的同时，他本人却是在失却身份认同的前提下来考察国人的国民情感、并且是为他的雇主亦即殖民主来撰写考察报告的。而他所属的杂志社对他的考察报告怀有怎样的期待也是可以想象的。考察报告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的野蛮落后恰恰暗含着日本的文明先进，尽管他期待中国国民能够在日本人面前挺直腰杆，但是就政治结构而言，他的论述让人感觉日本支配中国也在情理之中，从中能够嗅到殖民者的教化使命感的味道。他以自己独特的身份参与了大东亚共荣体制，并为殖民统治合理化提供了话语建构。

1941年下半年，柳龙光从大阪每日新闻社辞职，与梅娘先后回国，定居北京。是年秋，武德报社的编辑长管翼贤升任华北情报局局长，经武德报社社长龟谷利一介绍，柳龙光到武德报社接替编辑长一职，其间曾短暂担任《国民杂志》主编。1942年9月，华北作家协会成立，柳龙光担任干事长，实际掌管事务，华北作家协会的舞台上，他是绝对的主角，围绕他而展开的文学活动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他意欲通过组建统一的全国性文学团体、提倡“国民文学”的口号等文化活动，与周作人对抗，来实现他所属的年轻的文学集团占据北京文坛的核心地位的梦想。1940年代初的北京文坛上发生了有名的沈启无“反噬”恩师周作人的事件。周作人深知沈启无背后以柳龙光为首的华北作家协会年轻作家成员的对抗势力，他在发表与沈启无断绝师生关系的“破门声明”的同时，也与沈参与的团体或事业及刊物划清了界线。在1946年高等法院审理周作人汉奸案的法庭上，周作人指责梅娘在日本占领时期勾结日本人反抗自己，把对柳龙光由来已久的怨恨向梅娘宣泄出来；与此同时，周作人的友人弟子徐祖正、杨丙辰等五十四人上书高等法院，为周作人所做的辩护。其中谓：

周氏虽置身官阶，不与当时权要作无味之应酬，或作媚日之行动。所以对于华北宣传奴化性之作家协会向不参加……因此日伪文艺界以片冈铁兵、林房雄、柳龙光为号召，在大东亚文学家大会中，日本代表片冈铁兵公然主张扫荡华北老作家，认为周氏思想落后、行动过于消极、未与彼辈少年作家同流合污，目之为残余敌人之一。（徐祖正等：《周作人服务伪组织之经过》1946年6月28日）

在这里，这一群围绕在周作人周围的文化人直接把柳龙光、而不是沈启无当作与周作人对抗的出卖民族利益的代表性人物，试图消解周作人的“文化汉奸”之罪行。当然，审判结果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

不过在沦陷区文坛上异常活跃的柳龙光的名字也同样出现在文化汉奸的名单上，只是他幸运地逃脱了整肃。时任北京市长的熊斌（1945年8月16日至1946年7月15日），是柳龙光就读辅仁大学时的一个同学的亲戚。熊在事先得知北京的文化汉奸名单后，就私下转告柳龙光，柳名列其中。于是，在文化汉奸的名单公布之前，柳龙光、梅娘携带女儿逃离北京。他们乘火车到天津塘沽，再坐船到营口，然后坐胶皮轱辘的马拉车到沈阳，最后转乘火车辗转到梅娘的老家四平。从营口到四平，一路都是共产党设立的关卡，梅娘同父异母的二哥拿着东昌实业公司的介绍信去营口迎接他们。到了四平，梅娘的家人通过关系给柳龙光报了户口，改名“孙敬之”。在四平滞留一年多，然后到了上海，又摇身变为“孙敬”。

柳龙光，在被诸多文学史家视为文化汉奸时，他保护东北反日作家袁犀等、为山丁等作家提供工作，以及由他推动的中日文化交流等工作也不应该被一笔抹杀。他的民族认同在忠/奸、正/邪、友/敌之间交叉穿梭、流动，这是我们考察沦陷区中国知识人民族认同的另类样本。他在1949年1月27日那天奋力登上超载的太平轮，除了要赶上第二天与家人的除夕团圆饭，恐怕也在为正名他日后的政治身份而奔忙吧。

同样仓惶出逃的那些名流、富商和众多不知名的小人物，何尝不是内战裹挟的难以逃遁的命运使然？近日上映的由吴宇森执导的电影《太平轮》把那场海难拍成了爱情史诗，不禁让人扼腕：殖民的伤痕尚未愈合，内战的枪声迫人流亡，那划破天空的哭嚎声中哪有诗？！哪有风花雪月？！1949年的恐惧、悲恸与仓惶不安是那个大时代的注脚，尽管那些体验已变得遥远陌生，历史的书写仍然不应如此简单肤浅。历史是一笔糊涂账，我们的太平愿景何以达成？

（选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