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牌屋》里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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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英式野心，无论怎样露骨都是含蓄的；美式野心，无论怎样含蓄都更直截了当。我们在《纸牌屋》的英式文本间看到的是一场老谋深算、心机颇深的角力游戏；在美剧《纸牌屋》，特别是最近推出的第三季中，则更像目睹了一场赤裸裸的巷战。

《纸牌屋》再次“开牌”：

人人都爱《纸牌屋》？

Netflix的原创剧《纸牌屋》在不久前回归，粉丝们也马不停蹄地一口气儿看完了第三季。然而，《纸牌屋》第三季的口碑多少让Netflix有些尴尬。在专门收集媒体对影视作品评论的“烂番茄”网站上，数据显示的好评度比前两季明显降低，并且相对于媒体评论，一般观众对第三季的观感落差更大。

“本来这季的剧情应该主要开始讲述登上巅峰之后的安德伍德是怎么开始走下坡路的，但（大概）由于编剧们的犹豫不决，整季都在用各种没多大看点的政策线路来填时间”。在很多观众看来，第三季整体节奏显得有些拖泥带水，缺乏前两季中那种一触即发、扣人心弦的戏剧张力。

总体来看，美版《纸牌屋》的一、二季就像一个横空出世的美女，让人过目不忘、深深回味；第三季却更像一个昔日的“舞会皇后”，试图保住自己的后冠，所以显得太过固守经验。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这个决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近日在接受美国《娱乐周刊》采访时，《纸牌屋》的主创鲍尔·威利蒙非常强硬的回击道：“这一季在观众中出现了两极反应，但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希望进行一些全新的探索，当然就会带来一些风格和基调的变化。”

鲍尔·威利蒙还表示，他和编剧们几乎将所有的想法都糅入了第三季，他们甚至没有给下一季做任何准备。”这么做的好处是，当开始筹备下一季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展开头脑风暴。”

无论褒贬，美剧《纸牌屋》在全球的走红是毋庸置疑的。该剧翻拍自曾被英国电影学院收录进“100部最佳英国电视剧”的BBC迷你同名剧《纸牌屋》，大卫·芬奇在原故事基础上做了背景迁移，将其置换成一个美国政界故事。

《纸牌屋》真正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地方，还在于其背后的制作。与以往多以电视台主导的美剧不同，该剧的制片方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影视网站Netflix，该网站创立于1995年，一直从事在线租赁影视的买卖，在2011年Netflix网络电影销量甚至占据美国用户在线电影总销量的45%。

Netflix绕开传统操作模式，干了件预知未来的事情。他们在美国约有接近2700万的订阅用户，因此比谁都清楚观众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和电视。数据显示，每天用户在Netflix上产生3000多万个行为，比如暂停、回放或者快进，并且用户每天还会给出400万个评分，以及300万次搜索请求……Netflix决定用这些数据来制作一部电视剧。

根据数据，点击率非常高的鬼才导演大卫·芬奇和男演员凯文·斯派西，成为了主创选择；再根据“政治惊悚”这类电影的受欢迎程度，Netflix狠下心肠扔出了过亿美金，自制出了这部《纸牌屋》。

老实说，将文艺创作一丝不苟地建立在对冰冷数据的分析上，这在以前绝对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Netflix将它变成了现实。事实证明，这一招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纸牌屋》迅速成为美国及其他40多个国家播出频率最高的电视内容，评论家毫不吝啬地给予它赞美之词，称之为“是一部艾美奖水准的电视剧”。

从大卫·芬奇到凯文·斯派西：《纸牌屋》的灵魂，好莱坞的叛徒

对于观众来说，《纸牌屋》最主要的卖点和看点避不开两方面：大卫·芬奇的“导”和凯文·斯派西的“演”。

作为好莱坞最成功的商业导演之一，大卫·芬奇练就了一身讲好故事的本领。即便是像《纸牌屋》这样没有任何动作场面的政治剧，他依然能将叙事进行得不动声色又惊心动魄，并且保持了大卫·芬奇作品典型的黑色风格。

然而，在好莱坞，制片商都不喜欢导演大卫·芬奇。他拍电影不仅要价很高，还特别挑本子。像《钢铁侠》、《变形金刚》这样的爆米花电影他连看都不看。此外，他还不接受任何对拍摄的限制和对剪辑的干涉。很多时候，他连宣传都不让别人插手。几乎在拍每部电影时，他和制片方的关系都会闹得很紧张。

大卫·芬奇将出道之作《异型3》视为毕生耻辱。20世纪福克斯不仅干涉拍摄和剪辑，还要他每天汇报次日计划，最后双方公开反目；在《七宗罪》的拍摄中，他和制片人就影片结局发生严重冲突。因布拉德·皮特坚决支持大卫·芬奇并威胁罢演，制片方才勉强妥协；他公开吐槽好莱坞“把观众当成农场里的牛”，拍的都是千篇一律的电影，还发誓要打破观众对好莱坞电影的一切想象。

就在他对好莱坞制片方不满之时，直接拍出一亿美元预算并保证他绝对主导权的Netflix显然是更好的合作者。Netflix靠《纸牌屋》这部剧逆袭了行业霸主HBO，成了全美用户最多的视频供应商，股价也跟着暴涨。

相较于导演大卫·芬奇的叛逆出位，演员凯文·斯派西的发挥则完完全全是在水准之内。

这世上或许只有两种演员，一种是竭尽全力地表演角色，另一种是轻而易地举地将自己变成角色。凯文·斯派西显然属于后一种。Francis Underwood这样的角色固然复杂艰深、冷漠、好色、聪明、阴狠，但基本上还是没有超出一个“常规政客”的范畴，因此表演起来看似简单，其实非常难。这个难度不在于角色的难，而在凯文对自身的要求。单纯地刻画人物容易流于平庸。凯文·斯派西的表演使得Francis没有掉入庸俗的孤独渲染和“人物在时代洪流中命运挣扎”等陈词滥调当中。

《纸牌屋》的文本溯源：“这样一个“包含激情、野心、弱点和邪恶的故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共通的”

有人说，英式野心，无论怎样露骨都是含蓄的；美式野心，无论怎样含蓄都更直截了当。我们在《纸牌屋》的英式文本间看到的是一场老谋深算、心机颇深的角力游戏；在美剧《纸牌屋》，特别是最近推出的第三季中，则更像目睹了一场赤裸裸的巷战。

《纸牌屋》最初的文本是迈克尔·多布斯（Michael Dobbs）的三部曲小说——《纸牌屋》（House Of Cards）、《玩转国王》（To Play the King）、《最后切牌》（The Final Cut）。尽管在主要人物设置、主要情节走向等方面，美剧《纸牌屋》遵循了很多原著小说和BBC版电视剧，但实际上，《纸牌屋》原著和美剧《纸牌屋》，已经基本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品。英、美两国基本国情的不同，决定了《纸牌屋》从文本到美剧的差异。

由于英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英式政治总是不可避免地裹挟着一丝贵族气息。英版主人公弗朗西斯·厄柯特（Francis Urquhart）出身于苏格兰高地的贵族之家，“Urquhart”就是一个古老的苏格兰姓氏，他的家族城堡也修建在尼斯湖两岸。相比之下美国版《纸牌屋》的草根气息更浓，体现了“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价值观。主人公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小巷里的一个平民男孩，他用自己的奖学金考上大学，本科从军事院校毕业后去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在那里他认识了太太克莱尔。克莱尔富裕的家底成为他竞选的最初经济来源，这样一步步地，他从政界的小角色跃升为多数党党鞭，党鞭至副总统，最后终于通过自己和妻子的层层谋略、合纵连横，成为美国总统。

《纸牌屋》在全球大获成功和它充满意味的名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政坛厮混多年的迈克尔·多布斯将政局比喻为一场扑克牌。从首部曲《纸牌屋》第一章的“洗牌”，到末部曲的“最后切牌”，这场异彩纷呈的纸牌游戏正等着我们去观看、评论、学习。但是在美剧《纸牌屋》里，作者这种精心构建的“纸牌”意象却似乎被冲淡了，而只剩一个空名。

原著中有一段话道出了沧桑政治的本质：“威斯敏斯特曾经是个河畔沼泽地。然后他们改造了这片土地，建造了一座宫殿和雄伟的修道院，到处都是贵族建筑，处处都弥漫着永不满足的勃勃野心。但在深处，这里依然是片沼泽地。”这段话和美剧开头掠过的华盛顿建筑意象群如出一辙：当下所有的华美建筑，追溯起来也许都曾经只是一个褴褛的影子，但可悲的是人们始终都被外表迷惑，而很少思索华美外衣下的虱子。

最终，政治上的所有事情，似乎都像迈克尔·多布斯在《纸牌屋》中总结的那样：“权力就是令人上瘾的毒药，好像让飞蛾献身的烛火。大家都趋之若鹜，完全意识不到危险将近。他们愿意牺牲一切，婚姻、事业、名声甚至生命。

确实，伦敦或是华盛顿并非多么重要，同样的故事也可以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因为这样一个“包含激情、野心、弱点和邪恶的故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共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