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国内民族关系的影响

◇文/宫 捷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各民族间虽然有过难以数计的民族冲突，但这些冲突都不是长时间的，而且每次大的冲突后都会出现一个文化交汇、民族融合的局面。与世界各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民族关系总的来说是和谐稳定的，并且在不断的民族交往与融合中发展壮大，形成了现在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能够在漫漫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保持稳定的文化特质与文化趋同性，没有强大的文化内聚力作为支撑，是很难想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和宽容、开放、通达、变易的文化特质以及在这种文化特质下所表现出来的“和合”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绵绵不绝的文化传承和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及其巨大的影响力

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的文化都因外族入侵而中断，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因罗马共和国恺撒大帝占领而罗马化，后又因阿拉伯人入侵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族入侵而沉睡千年。然而，这样的文明悲剧却没有在中国发生。在古老的中国大地，春秋时期北方戎、狄少数民族的交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之乱”，两宋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的南侵，元朝的建立，明末满族的入侵及清朝的建立，这些游牧民族虽然勇猛剽悍，甚至有的还取代前朝建立了强大的王朝，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所征服。特别是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少数民族在与先进的华夏文化接触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或中断，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被征服者的文化，并使征服者的文化获得重大进步，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究其根源，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始终领先于其他少数民族，而且影响巨大。这种影响力体现在诸多方面：

1、在文化教育方面，各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非常重视。

金世宗完颜雍曾下令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设礼乐，还把科举制度推行到女真族中，创设女真进士科。金章宗时，科举制度又有了发展，特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进一步促进官僚机构汉族化。蒙古族在取得政权建立元朝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修《宋史》。元世祖忽必烈对孔孟之道有较深的认识，他积极提倡尊孔，给儒户以免役的特权；在中央设立国子监，教授蒙古贵族子弟，后来又吸取各族官僚地主子弟入学，在各路、府、州、县也分别开办了儒学；下令将《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帝范》、《大学衍义》等汉典全译或节译成蒙文，供蒙古贵族学习。清军入关后也立即着手修撰《明史》。公元1644年，清王朝建立后，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正式实行了科举考试。通过修史、教育和科举，各族统治者力图证明自己是中华文化的继承人。

2、在风俗习惯方面，中原文化促使中国各少数民族大量吸收汉族的风俗习惯，改变了旧的风俗习惯。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由于生产落后，开发较晚，因而文明程度较低。“古时匈奴曾有‘父死妻后母’的风俗。女真族也有‘妇贞而女淫’、‘嫁聚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弟妻寡嫂’之俗。甚至连契丹族辽国公主也不遵妇礼”。[1]但随着这些民族的文化与汉族文化交往、撞击，这些少数民族逐步接受汉族的文化和习俗。

3、在王朝机构设置上，少数民族政权大量采用汉制。

公元五世纪末，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中央机构全部仿效南朝，如设立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官制也是太师、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这些制度直至北魏灭亡，也未曾改易。唐代回纥兼采突厥和唐制。吐蕃的地方官兼采唐制，设节度使、观察使等职，节度使下设州，州置守将。南诏的地方组织多仿唐制，设有节度使等。北宋时期的辽朝，南面官制和地方官大抵沿袭唐制，中央亦有三省、六部及台、寺、院、监、诸卫、东宫之官；行政区亦设道、州、县；官制设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统军、招讨等使以及刺史、县令等。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沿袭宋、金旧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官僚机构。清仿照明制设立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三院，各院又设大学士、学士等官，后加设都察院，其官制与六部相同。

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政治理想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最能关系到整个宇宙及世界秩序建立的就是“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理念影响下的“中国”对外关系，一切皆为内政，没有“国家间”外交，没有与“中国”平行的、多元的国家观念，只有君临天下的一元等级世界秩序——中国居天地之中心，以控周边之万邦。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这一思想体系始终是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理想，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之一。

“大一统”思想的内涵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含义为“尊一始”。其中“大”为尊重、重视之意。“统”为开始之意。到了秦代，李斯提出“天下一统”，“大一统”的含义开始发生了变化。秦王朝通过兼并六国初步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理想。至汉代，作为公羊大家的董仲舒依然把“大一统”理解为“尊一始”，但他却将“大一统”思想与实现“大一统”的手段联系起来，主张统一异道，统一异论，统一百家，统一旨意，统一法制，统一法纪，使“大一统”演变成“大统一”。汉武帝及其继任者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实现了“四海之间，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的“大统一”政治抱负。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又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在这种“大一统”文化的影响下，即便是在中原建立政权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著名的如十六国时期的匈奴刘渊政权、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拓跋氏政权、辽代契丹、金朝女真、西夏党项、元代蒙古、清朝满族，他们建立王朝后也都追求中华大一统。“华夷一家”“大一统”的文化价值观支配着历朝历代各族统治者，并成为他们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不论他是哪一个民族，都不遗余力地坚持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理想，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中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

三、具有巨大兼容性的“和合”中庸的和谐思想内核

“和合”与中庸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和合”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国语•郑语》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易传》云：“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涂(途)。”这种“和合”精神后来成为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中庸之道按儒家的解释，中庸的“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庸”是“用”的意思。“中庸”即“中用”，是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正是在这种“和合”中庸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拥有了独特的兼容精神，其宽容、开放、通达、变通的特性足以接纳各种文化，接纳其他民族，甚至其他民族的统治。

1、以博大的胸怀容纳相互排斥的各种宗教，并使之和睦共处。

纵观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些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奉行的都是非常严格的一神制。它们把自己所信奉的神看作世界上惟一的真神，不承认其他神的存在，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排他性。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在处理宗教间关系时，常常表现出一种宽容精神，不会因为信奉某一宗教而排斥和敌视其他宗教。唐、宋不少皇帝可以同时接受佛、道两教的名誉称号；元世祖忽必烈更是对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律尊重；清代帝王也采取类似政策，雍正皇帝就同时尊重儒、佛、道三教，曾专门发布上谕。因此，尽管中国的宗教流派很多，可是在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宗教战争。毫无疑问，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精神，才使得中国历史上能出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宋明理学即包容了大量的佛、道思想。

2、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上都能用一种中正平和的态度对待族际通婚，鼓励民间各族通婚，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甚至强迫本民族与汉族通婚。

在世界大多数文化或宗教中，族际通婚常常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其限制十分严格。而在中国，不仅汉族皇室与少数民族首领通婚（和亲），而且民间各民族的通婚现象也十分的普遍。据史书记载，早在周襄王（公元前651年——619年）时期，襄王欲伐郑，故娶狄女为王后，与戎狄兵共伐郑，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和亲事件。此后汉唐直至明清，和亲之举不绝于书，著名的和亲事件有“昭君出塞”。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自言愿当汉家女婿，于是有了昭君出塞这一流传千古的故事。北魏孝文帝除了采用汉族政权建立的政治制度，提倡说汉语、著汉服、改汉姓、还鼓励本族与汉人通婚。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都是由西域迁入中原的沙陀人建立的，他们与汉族通婚，仅仅过了半个世纪，这些沙陀人便融入汉族。蒙古人和色目人与汉族通婚的状况，从《元统元年进士录》的记载看，也是非常普遍的。在蒙古人和色目人榜前三甲中，蒙古进士25人，其家族中蒙汉通婚者20人；回回进士12人，其家族中回汉通婚者7人；畏兀儿(维吾尔族先民)人进士5人，其家族中与汉人通婚者4人；唐兀进士7人，其家族中与汉人通婚者7人。[3]各民族族际通婚，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也使各民族的关系变得密切而稳定。

3、以文化而非地域、种族区分“族类”。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族类”划分标准，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族类”划分是以文化而不是以人种、民族、语言、地域作为划分的标准。不管是什么民族，不管他们身居何处，只要接受中原文化，只要臣服于朝庭，就属我族类。中国历史上，不乏中原朝庭起用外族人担任重要职位的事例。当然，这并非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唯我独尊的，只能“授”而不能“受”。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很强调转化，所谓“化夷为夏”、“化夏为夷”。灿烂的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正是汉民族“化夷为夏”、“化夏为夷”，与其他少数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结果。清王朝自1644年定都北京，之所以能统治中国达267年，也是因为清朝统治者接受了中华文化。很多人都知道，清朝皇帝学习儒家经典，学习汉文化甚至比历代汉族皇帝都要勤奋。

4、各民族文化互相交融，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中华本土文化在秦汉基本形成后，有多种外来文化楔入，如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对外来文化，中华文化一律是以宽容、宽厚的态度，主动汲取其所长，并使之与中华文化有机地融合。这种博大的胸怀和宽容的态度，不仅使中华文化从没有出现过断裂，而且在不断交流融合中，增添了新的活力。

在语文文字方面，汉语普通话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语言，但是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历经了辽南语、燕京语与通古斯语等语系相互冲击、吸收、锤炼而最后形成的，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载体。

在饮食方面，汉族的菜肴制作方法和以粮为主的饮食结构，被许多少数民族所接受。同样，由周边民族地区传来的磨面技术、烧酒制作技术也被汉族充分利用并得到了发展，从而丰富了中国各民族的饮食文化。

在服饰方面，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一改汉族服饰“上衣下裳”为“上衣下裤”，并沿袭至今。满族旗袍更是受到中国许多民族特别是汉族妇女的普遍喜爱，成为中国最具特色的服装之一。

在建筑方面，中原砖瓦结构的建筑已被几乎我国所有民族接受，内地的一些清真寺就吸收了汉庙的建筑特点。

在生活起居方面，由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胡床、桌、椅等，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喜爱并广泛使用。

在交通方面，古时中原只有牛车、马车，北方少数民族将驴、骡引入中原后，驴、骡又成为中原必不可少的力畜。

在纺织等科学技术方面，元代松江黄道婆她制作的多锤纺车，是在海南黎族妇女的棉织技术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创造的，她的誉满天下的“乌泥泾被”，也是在黎族“崖州被”的基础上精加工生产出来的。

在文学艺术方面，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等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羌笛、胡琴、琵琶、羯鼓、疏勒腰鼓和中原汉族的筝等，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浑厚的民族交响乐。

其它如回族人阿老瓦丁制造的“回回炮”，畏乌儿农学家鲁明善编制的《农桑衣食楫要》，女真人写成的《河源记》，也都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及科学的发展。[4]

从古至今，文化及文明的冲突始终困扰着人类，而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更是一个纠缠不休的敏感话题。用什么方式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和民族问题，是国际国内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中国传统文化宽容、开放、通达、变通的文化特质及其中庸“和合”的精神，对于在民族意识日益强烈、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日益国际化的今日，对于如何协调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十分宝贵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黄朴民.论中华文化与祖国统一[N].光明日报，2003-6-3.

[2]孟子.孟子·公孙丑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王颈点校．庙学典礼(外二种)[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4]秦永章．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