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工兄弟

秦延安

凛冽的西北风，吹得夜晚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我下了车按照兄弟电话中说的地址，终于在一棵树下找到了兄弟，他斜挎着背包坐在地上，头耷拉在胸前，旁边吐了一堆污秽。

我上前去扶他，一百七十斤的体重让我费了老大劲。我说：“你怎么喝这么多，不能少喝点吗？”兄弟醉醺醺地说：“高……高兴，欠了我两年工钱的老板终于给结账了。”

兄弟初中还没毕业就要辍学打工，气得父亲扇了他一耳光。我们都为数学考试年年拿奖状的兄弟感到惋惜，直到多年后，在一次酒醉中兄弟才给我揭开了秘密，看着为供三个孩子念书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的父母，他心如刀割……不上学的兄弟学过厨师、下过煤矿，最后，跟着亲戚的施工队去学瓦工。两年后，又黑又瘦、胡子拉碴的兄弟回家时，我们几乎都没认出他来。兄弟说，在工地上就是筛沙子、搬砖，每月除了给一百元的生活费外，其余的工资说工程结束后一并结算。结果工程结束了，老板跑了，讨不到工钱，他只好坐车回家。看着兄弟被折磨得非人样，母亲说，以后再也不让他出门打工了，就在家当个农民。

但已经十八岁的兄弟在家里待了不到一周，就又走了，他说要出去闯。夏忙时，兄弟回家，给了父亲八百元，说这是他三个月的工资。父亲欣慰地笑了，说兄弟长大了。

那一年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父亲对兄弟说，以后你每月挣的钱就不要往家拿了，给你哥当生活费。于是每个月，我都会准时收到兄弟寄来的生活费。大二的第二学期，父亲突然病逝，包括我的学费在内的所有家庭开支都落在了兄弟身上。

记得大四时，我借实习的机会去兄弟打工的城市看他。打听了好久，我才找到那座离城里很远的空壳大楼。老远地，我就看见满身灰尘的兄弟正和他的工友们抬着腰粗的钢管往楼上爬，汗水爬满了他的额头，打湿了他的后背。我不知道，那没有灯的黑漆漆的大楼、那狭窄的楼梯，他们是怎样一趟趟地将钢管从楼下扛上去的，甚至爬到二三十层。那天，我最终没有去打扰兄弟。

和很多的农民工一样，兄弟如候鸟般年复一年地奔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娶妻生子，挣钱养家。前年，以前的一个老板将一项工程介紹给了水暖安装经验丰富的兄弟。第一次包活儿，兄弟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五万元的工程，可以好好赚一笔。可是好不容易干完了活，对方却只给结算了两万元，还不够给工人开工钱。先说等整栋楼工程验收完再结算，最后说等工程运行一年没问题后再说。兄弟能等，可工人们却不能等。于是兄弟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并卖了家里的粮食，给工人们结清了工资。兄弟说，别人欠自己，但自己不能欠工人。

现在，对方总算给兄弟结工钱了。兄弟跟我说：“对方只给了两万五，剩下的五千，说等有钱时再说，估计要不回来了。”我有点不平。兄弟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指望全拿到工钱是不可能的。”我说：“你怎么不和人家签劳动合同，怎么不去依法维权？”兄弟苦笑着说：“这工程不知被转包了几次，谁会和你签合同？维权的程序比等着还钱的日子还漫长。”

寒夜中，看着三十五岁头上已有许多白发的兄弟，一双被电焊溅得伤痕累累的粗糙大手，我的鼻子有点酸楚。年终岁末之际，我只盼望着和兄弟一样的民工们都能讨到自己的血汗钱，能和家人过一个祥和的暖年。

【原载2015年2月5日《羊城晚报·花地》】

插图 / 讨薪“标配” / 丁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