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台北人》节选批读

荣誉公证：

★《台北人》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位列第七位，是仍在世作家的最高作品排名。

作者简介：

白先勇，中国台湾旅美文学家。1937年7月11日出生于广西省桂林市临桂县。因为战争的缘故，整个少年时代，白先勇一直在漂泊：六岁，在桂林上小学;七岁，到重庆，因肺病辍学;八岁，到南京;九岁，到上海;十二岁，到香港读初中;十五岁，到台湾读高中。一场差点夺去白先勇生命的肺病，让他度过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寂寞的童年时光，这段经历也让他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敏感，对他之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解放报》曾经向各国作家提出“你为何写作”这个问题，后来把回答结集出版。当时他们向白先勇问询，白先勇的回答是：“我之所以创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白先勇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

“台北人”

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是白先勇为“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而结集。白先勇特别将刘禹锡的《乌衣巷》放在扉页，正是因为这首诗传达了今昔之天差地别和时间流逝的沧桑感，而这恰恰与《台北人》的精神内涵相契合。白先勇的小说多涉及死亡，《台北人》也存在着数量不少的死亡书写。抛开具体的历史背景来看，《台北人》所传达的今昔之别正是时间流逝所带来的灵肉生死之别，而死亡在这里也极为醒目地表现了历史或时间所带来的沧桑感。同时，“灵”或者“肉”的沉沦与幻灭也都在诉说不同层面的死亡，个体生命在宏大的历史和时间面前的渺小和无能为力，借由这些死亡而得到彰显。

客观来说，往昔岁月已死，当下才是鲜活的，但对于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来说，已死的往昔才是真正活着的岁月，而当下则是让人不满意的，是醉生梦死的。这种似乎颠倒了生与死的认识，正体现了“台北人”特殊的“生死观”。在作者笔下，这些“台北人”对往昔岁月有着难解的情结，对于他们来说，往昔是美好青春、强健体魄、纯真爱情和峥嵘岁月的象征，是他们生命中最为豪情万丈、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们不甘心活在当下，而是尽力让自己活在过去的幻影中。《一把青》里朱青“爱吃‘童子鸡”，而且“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花桥荣记》里卢先生对留在大陆的罗家姑娘念念不忘;《岁除》里落魄的退役军人赖鸣升用酒精麻醉自己，沉浸在对往昔峥嵘岁月的追忆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老辣的金大班也难免回想起百乐门时期众星捧月的风光和青春时的爱情;《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的教主朱焰，《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冬夜》里的余嵚磊、吴柱国，《国葬》里的秦义方等，均不同程度地表露出对往昔岁月的留恋。《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公馆之所以能成为“旧雨新知的聚会所”和老朋友们的“世外桃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不老的尹雪艳充当了“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和“京沪繁华的佐证”，布置极为妥帖的尹公馆又让人“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暑”，尹公馆带给人的“一切都没变”的假象正迎合了这群“台北人”想要活在过去的渴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生死观”，其根源正在于今日与昨日的天壤之别，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另外，这些“台北人”身上不光担负着个人的命运变迁，在个人命运沉浮的背后始终有一个更为宏大的家国命运作为底色，家国命运与个人命运的纠缠让这种沉湎于往昔的情结更多了一层难言的沉重。

然而，在《台北人》中，有一个人却是不死的，她就是尹雪艳——“尹雪艳总也不老。十几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替她捧场的五陵年少，有些头上开了顶，有些两鬓添了霜;有些来台湾成了铁厂、水泥厂、人造纤维厂的闲顾问，但也有少数却升成了银行的董事长、机关里的大主管。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地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

【选段精读】

“永远的尹雪艳”

尹雪艳的新公馆坐落在仁爱路四段的高级住宅区里（《台北人》虽由独立的十四部短篇结集而成，但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除却主题的相互契合之外，每一篇中的地址亦是连缀十四部短篇的重要线索），是一栋崭新的西式洋房，有个十分宽敞的客厅，容得下两三桌酒席。尹雪艳对她的新公馆倒是刻意经营过一番。客厅的家具是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倚在柔软的丝枕上，十分舒适（尹公馆内，大到家具，小到一个靠枕都经过了尹雪艳的“刻意经营”，而这“刻意经营”是经过作者的精细描摹才得以体现的：若是没有了“桃花心红木”“老式大靠背”“黑丝面子”“鸳鸯戏水”“湘绣”等细节的雕琢和修饰，那么这尹公馆所谓的“舒适”就是空洞而不可感的）。到过尹公馆的人，都称赞尹雪艳的客厅布置妥帖，教人坐着不肯动身。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没有了细节的修饰，这里的“精巧”就是不可感的，这里修饰从略是限于短篇的篇幅限制）。有些客人喜欢挖花，尹雪艳还特别腾出一间有隔音设备的房间，挖花的客人可以关在里面恣意唱和。冬天有暖炉，夏天有冷气，坐在尹公馆里，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暑（“阴寒”和“溽暑”是时间流逝、季节更迭的证明，尹公馆内的“暖炉”“冷气”却消弭了时间流逝的印象，而给人“一切都没变”的假象）。客厅案头的古玩花瓶，四时都供着鲜花。尹雪艳对于花道十分讲究，中山北路的玫瑰花店长年都送来上选的鲜货。整个夏天，尹雪艳的客厅中都细细地透着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甜”“腻”的气息让人沉溺其中）。

尹雪艳的新公馆很快便成为她旧雨新知的聚会所（有了尹雪艳的“刻意经营”，这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老朋友来到时，谈谈老话，大家都有一股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这些“台北人”大都是失意的人，之所以会“怀古”而怨今，正是今不如昔的缘故），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不老的尹雪艳作为这“象征”和“佐证”倒也是实至名归）。endprint

“阿囡，看看干爹的头发都白光喽！侬还像枝万年青一式，愈来愈年轻！”

吴经理在上海当过银行的总经理，是百乐门的座上常客，来到台北赋闲，在一家铁工厂挂个顾问的名义。见到尹雪艳，他总爱拉着她半开玩笑而又不免带点自怜的口吻这样说（作者在这里具体写了吴经理是如何在尹雪艳面前发牢骚的，吴经理来台前后的境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这里吴经理让我们得以窥见“台北人”的命运变迁，由尹雪艳安抚吴经理又可想见她是如何安抚其他人的，这正是短篇小说的见一知百、以小见大）。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长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吴经理来台后不仅身份地位大不如前，而且身体也没有之前硬朗，尽显老态）。冬天时候，尹雪艳总把客厅里那架电暖炉移到吴经理的脚跟前，亲自奉上一盅铁观音，笑吟吟地说道：“哪里的话，干爹才是老当益壮呢！”（注意“总把”“亲自奉上”“笑吟吟”这几个词所达到的艺术效果，短短几句就把尹雪艳的神态举止写活了）

吴经理心中熨帖了，恢复了不少自信，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老花眼，在尹公馆里，当众票了一出《坐宫》，以苍凉沙哑的嗓子唱出：

我好比浅水龙，被困在沙滩（《坐宫》是京剧《四郎探母》的其中一折：“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这些唱词无疑传达出了今不如昔之感，无怪乎吴经理会以这句唱词来自况。《台北人》中出现的戏曲往往是与小说的主题以及人物的命运相契合的。典型的还有《台北人》中的另一个短篇《游园惊梦》）。

《台北人》——独立与关联

《台北人》虽由独立的十四个短篇结集而成，但这些短篇之间却绝非真正“独立”，而是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关于独立与关联的问题颇值得我们注意，蒋勋在解读《红楼梦》时提醒读者注意《红楼梦》每一章回故事的独立性：“我一直建议大家用读短篇小说的读法，去框住它（《红楼梦》）的某一个特性，如宝玉要去读书是一个完整的短篇;宝玉读书时跟班级里同学打架是一个完整的短篇;然后璜大奶奶要去告状，带出贾珍太太尤氏，又是一个短篇;贾珍夫妻提到要找医生来给秦可卿看病是另一个短篇。每一章、每一回都有独立的可能性，然后由它来架构起一部巨大的长篇小说，这个结构的形式恐怕没有比章回这两个字更好的……西方文学里分的虽是第一章、第二章，但它们之间有连贯性。而中国小说的章与回都有独立性，所以这一章、这一回有一个独立的名字，譬如‘金寡妇贪利权受辱，就是讲金寡妇这一段，能独立出来，看病的这一段也能独立出来，所以整个小说里又有很多细的主题。有点像传统的戏剧，一折一折的。有一个大戏叫《白蛇传》，可我们有时候只看《断桥》，或者《游湖》，都是独立的。这跟西方戏剧与文学的结构是非常不同的。”

《台北人》很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独立与关联的微妙关系。《台北人》是短篇小说集，自然每一个短篇都有其独立性，完全可以单独拿出来阅读，难得的却是，其虽非长篇小说，但十四个短篇之间却连缀互文，从而最终达到的效果是，这十四折“小戏”竟架构起一部呈现社会众生相的“大戏”。白先勇将目光聚焦于个人的命运，这些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或为功勋卓著的老将军，或为落魄的退役老兵，或是养尊处优的贵妇，或是在底层挣扎的歌女、舞女和交际花，另外，女仆、帮佣、米粉店老板娘、学校国文先生、教授……也都是白先勇书写的对象，并通常就只截取一个很短的生活片段——最后一夜、除夕夜、宴会、重逢、葬礼、葬礼后等，但却以点带面地牵出了更多的人、更多的事，并通过对话、意识流或插叙等手法挣脱了一时一地的限制，让小说有了更为纵深宏大的时空感。虽为短篇，但其容量并不小，再加上各个短篇之间的关联性，而使得这十四个短篇在集体亮相时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这种关联首先当然表现在精神内涵的一致和情节的互文，除此之外，《台北人》各短篇中的地址可能是极易被忽视的小细节，但这个细节也为我们提供了勾连各篇章的一条有趣的线索。《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公馆位于仁爱路四段的高级住宅区，而《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表妹丽儿家气派的花园洋房也位于仁爱路四段，所以丽儿与尹雪艳竟曾是邻居。《一把青》中的师娘住在长春路仁爱东村的空军眷属区，搬到台北后的“这个眷属区碰巧又叫作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里面的人四面八方迁来的都有，以前我认识的那些都不知分散到哪里去了”。在这“四面八方迁来的”住户里，就有《岁除》中的刘营长一家，他们住在长春路底的信义东村。《花桥荣记》里的米粉店也开在长春路底，“老板娘一当，便当了十来年，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如此看来，这老板娘也必是认得《一把青》中的师娘，刘营长一家也可能是这“花桥荣记”的常客了。《梁父吟》中朴公的翁寓位于台北近郊天母，《游园惊梦》里的窦公馆也在这儿。《秋思》中华夫人园子里的“一捧雪”是“台湾最上品的白菊花了，在新公园的花展还得过特别奖”，而《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的教主朱焰就游荡在新公园，每每靠在新公园荷花池边的石栏杆上讲述自己的往事。白先勇选取了某地某人和某片段作为其短篇着力刻画的点，这些分布在台北各地的“点”最终共同交织出一张“台北人”的分布图，对个体的刻画也借由小说间内涵的一致性和情节内容上的相互勾连而编就成一个立体全面的“台北人”形象。

短篇小说“是以小见大的，它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白先勇《台北人》让我们看到了短篇小说的力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