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我十岁。夏天学校开运动会,我报名跑四百米。学校操场一圈不到三百米。跑了一圈以后,我已经在最后了,觉得气不够用、嗓子发腥、腿发软,争先已经无望。我放慢了脚步,想退出比赛。这时,一位女教师冲进跑道侧面,大声喊着:“谢中飞,跟上我!”她跑在我的前面,那飘飘的长发像是在牵着我,给我力量,一会儿她又喊:“谢中飞,超过我!”
虽然没争到名次,但我跑到了终点。老师和同学们为我鼓掌。
那女教师就是我的母亲。
一
一九五三年,曾在东北某大厂任领导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判刑五年。
父亲入狱,这真是晴天霹雳。
往日常到厂长家来串门、吃饭、闲谈的人,顿时无影无踪。连我四岁弟弟的小朋友在我家窗下刚一露头,也被一只大手拉走。厂保卫科的人对母亲说:“上级已有明令,反革命家属不能留在城市。给你三天期限,三天之内搬家,按正常手续给你们办迁移。过了三天,还赖在这不走,便注销城市户口,来人把东西扔出去腾房子。新厂长等着搬家呢!”母亲说:“我在等一封信,信来后一准搬家。”我和母亲说:“我田叔是保卫科长,他不是说和我爸就差长一个脑袋了吗?我去找他,也不求他别的,多宽限几日还不行吗?”母亲说:“没有用的,正是他怕受连累才这样做的。”
陆续来了几封信,母亲看过后,我拿过来看。都是亲戚写来的,其中也不乏正得意的当权者。他们对我们的处境都非常同情,但都有各自的困难,叫我们不要到他们那去,就是暂住几日,也多有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