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腐败与一党制及公有制的联系

洪巍城

【摘 要】腐败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这种联系的高度相关性，很多学者将腐败与一党制、公有制指责为必然联系。该文通过对三者关系的进行了分析与论证，认为腐败并非与一党制和公有制是必然的联系，而是与是否存在公开、有效的监督存在重大联系，一党制与公有制社会也可以形成有效的监督，从而消除腐败土壤。

【关键词】腐败；一党制；公有制；监督

腐败本身是与政治如影随形的现象，“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和绝对腐败成了政治的显著特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自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力反腐败，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党及时的自我清洁和与时俱进的表现。就在反腐取得如此重要成绩的历史时刻，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竟然将中国清廉指数排名大幅下降，实属居心叵测，同时国内有部分所谓“网络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和部分学者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认清腐败的现象与本质，更无视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发展趋势，就根据某些西方观点轻易将腐败与党和国家建立起必然的联系，攻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攻击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高校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巨大不良影响，对正确认识当前形势与现象产生了巨大负面效应。对此我们需要进行严肃的分析与批驳，以澄清科学的思想认识，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腐败与一党制的关系

在研究腐败与政治的关系中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的一句名言广为流传：“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他认为权力需要制衡，只有受到制衡的权力才能避免腐败。有些人受此理论影响，认为共产党是一党执政，必然导致腐败，要想根除腐败，必须实行多党制。甚至近年来某些颇有影响力的刊物在谈论腐败时，也常常简单的将腐败与一党执政联系起来，认为是一党制造成了腐败的发生。对此，我们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批驳。

国内持有“一党制必然腐败”的观点的人是认为一党制作为一个整体缺乏监督，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予以制衡，所以就会腐败。他们有两个逻辑起点：一是认为某一项政治权力只有通过另一项政治权力来予以监督，二是将执政党认定为具有独特自我利益的整体，政党的行为方式与个人的行为方式一样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殊不知他们将这种理论即使应用于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西方社会都存在较多的问题，不用说欧美将其推广到亚非拉已经引起了巨大的灾难（欧美将这些不成功的国家称为失败国家：只承那认是它们自己的失败，不承认是欧美民主制度的失败），更何况将这种理论僵硬的搬弄到中国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社会中不仅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更多的可能带来社会与国家的分裂。

（一）多党制、分权制本身就无法消除腐败

西方民主制度被发达国家吹嘘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推行其多党制、分权制，结果非洲、拉美、东南亚、中东众多国家采取了这种民主制度后，不仅未能解决这些国家的发展问题，反而造成了从非洲到中东的领导人腐败与战乱，造成了拉美数十年的危机，主动吸收西方体制数百年的日本至今黑金政治、世袭政治问题不断，反而实行权威体制的新加坡相对清廉高效。印度被西方世界誉为民主的东方大国，但民主体制长期以来并未解决腐败问题，至今腐败仍然深深地嵌入到印度的国家与社会体制当中。

多党制、分权制不会比一党制更廉洁。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只要公众能够对政治势力进行监督，无论它是几十个政党还是一个两个政党，都可以很廉洁。缺乏有效监督，一百个政党轮流执政也会产生高腐败和低效率。

历史与现实都证明，腐败的高低与该国的整体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机制都具有重大关系，并不是腐败就与一党执政有必然联系，反倒某些以貌似专家的口吻来谈论腐败必然与共产党联系起来的学者或许与某种政治献金有联系。

（二）中国政治权力最强的制衡不是分权制衡，而是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

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中华文明史证明了一个权威体制存在的必要性，以儒释道文化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传统也造就了对集体中心主义的认同。

从历史来看，为了获得高效的组织力量，为了获得国家与民族的强盛，一个精英化的开明权威领导体制是中国老百姓最认同的执政方式——即使有那么一点稍微的不自由。中国文化历来缺乏分权制衡的基因，认为分权容易导致争斗与撕裂，但是天然的带有限制专制独裁的基因。从儒家文化的“天道”观、道家文化的“无为、自然”观、佛家的“慈悲”观，都有对皇权专制的限制诉求，最高潮的时候甚至造成了明朝皇帝为了逃避限制二十八年不上朝的奇景。但无论这些文化是创造了民贵论、小国寡民论，还是民心观、青史观等等，这些代表民众诉求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限制专制的政治权力，因此中国文化还从根底上为民众设置一条最后权力：造反。

恩格斯说革命权是人民群众唯一的历史权力；黑格尔说国家是伦理的实现，自然法（伦理）高于实在法；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都强调了民意在政治根底上的法理性基础。当封建王朝的口碑、民心被逐步损坏、合法性被逐步削弱之后，民众以“替天行道”的方式揭竿而起，完成一个新的王朝的更替。这种更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重复得如此之多，以至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权威“有道则助之，无道则弃之”。

因此，中国政治权力监督制约最重要的机制在于发展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民意所代表的合法性本身会成为对政治权力的最大制约。也正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清醒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并在十八大以后掀起了空前的反腐风暴，全国人民拍手称快，衷心拥护党中央的英明举动，极大地增强了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信心。

（三）中国共产党不具有独特的自身利益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组织纪律性和高度理想追求的政党，具有高度的“自洁”能力；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其成员来自广大劳动人民各个阶层，同时具有全局性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和自身阶层的利益诉求的双重性，也就是说党内的成员既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共同利益追求又有个体之间的利益差异，不是均质的，具有潜在的互相监督能力；再次，中国共产党在党和国家的各个部门之间设有相应的分权设置和监督机构，拥有较强的内部监督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独特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获得充分的外部监督。从建党以来的多次整风，到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已经证明了党的自我纯洁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腐败与一党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与是否有公开透明的监督有关系，中国完全可以在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高效、廉洁的国家体制。

二、腐败与公有制的联系

（一）公有制中的腐败问题仍然是监督的问题

如同政治问题一样，腐败和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无关，而和企业是否有监督有关。如果国有企业的收入支出与使用方式无法受到公众或者受公众委托的中间机构来监督，那么腐败是普遍的、廉洁是偶然的。这是一个监督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企业属于国有还是私有的问题。大量私有企业被老板自己以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江湖政治、财务不明等等胡搞整垮的比比皆是。私营企业缺乏内部监督照样产生腐败，尤其是家族企业为此任用相对信任的血缘关系人员，但同时产生低效率的问题，形成了一个瓶颈，所谓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后继乏人”等问题就是企业内部监督机制不畅的重要体现。某些学者无视此关键问题，动不动就将所有问题往所有制上推，是虚伪或别有用心的表现。

（二）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必然低于私有企业

关于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效率的问题，同样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它的理论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与人性自私的道理，其实它以虚伪的人性问题掩盖了制度问题。人性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很多人往往以生物性的生存需求作为人性自私的理论基础，避谈企业的效率问题是远远超越于生存层面的问题，把文明条件下的制度与分配问题归元为原始人的生存问题是一种诡辩论。马克思早已说过，人本质不在于动物性而是社会性。

西方制度理论派认为私有企业的效率来源于企业主极力维护自己利益的动机，从而以不同的方式激励员工。同时，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低效是因为委托代理人问题，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企业领导就没有经营的动力。实际上，国有企业的低效在于现阶段主要是缺乏良好的监督机制，在于用人机制问题，现阶段国有企业成为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和养老院。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在于国有性质，而在于企业在当政府部门用，缺乏合适的监督-激励机制。我们认为：在公开、透明的监督下，国有企业的好坏与企业领导阶层的个人荣誉与企业利益密切挂钩的时候、国有企业员工的工资、福利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时候、国有企业利润与公众密切相关的时候，监督-激励机制才能完善。

那么正向监督-激励机制哪里来？首先还是要厘清用人机制，改革国企高管委任机制，不能让将国有企业当作退居二线官员的养老院，并且只能以公务员的身份拿工资，否则就要辞去公职变成职业经理人，对委派的官员进行分期考核与离任审计，对经营企业不善的要降职降级，经营得好的要提拔重用，切断慵、懒、散的根源；二是国企员工雇佣制改革，工资与福利透明化并与晋升机制相配套，要将在国企变成党的干部和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企业的利润与亏损要明确来龙去脉并公布于众，接受公众机构审计，国家拿了国企多少钱干什么去了、效率如何，必须一一向人民解释清楚，涉及秘密的要接受上一级人大授权的第三方机构的审计。这些才是监督-激励机制的关键。

我们认为：国企的效率不是必然落后于私企，而是现阶段的监督-激励机制没有跟上，尤其是监督机制没有解决好而导致的，相反，私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的也比比皆是，不过被同样一群批评公有制的人选择性忽视了，不承认是比公有制更低效的结果。

三、结语

腐败与一党制、公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在于“监督”这个中间机制上。在监督机制合宜的情况下，权威政治体制、公有制社会是完全可以清廉高效的，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即使民主体制、私有经济照样失灵。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多，但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中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在当今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要我们要分清哪些是具体制度的问题，哪些是根本制度的问题，尤其要警惕经过西方理论包装的伪命题，真问题要认真解决，伪问题要大力批驳，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