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清韵 万潇然 刘 艳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200433)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预期寿命的提升,中国正进入一个快速的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变得非常迫切。我国历来以家庭养老为主,这是以孝道为精神依托的。孝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意识层面的孝观念,即是人们对孝的认识和看法;二是指行为层面的孝行,是指人们在行动中如何养老与敬老。
“孝养”仍然是孝道的核心内容。(陈功,2009;王涤,2004;张文范,2004)精神层面的慰藉和“孝敬”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张文范,2004;范丰慧等,2009)孝道的新特点表现为代际间变为一种平等的互动。(陈功,2009;王涤,2004;范丰慧等,2009)在传统孝道中被看重的“传宗接代”义务、对父母丧死的料理等在今天都不再被人们所认可。(张莉,2007)
目前国内对孝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人们观念层面。(田海花、蔡养良,2004;郭秀娟,2005;唐咏,2007)但是,国内目前对孝行为的研究则是非常稀少的。有学者进行城乡子女对父母的支持的测量的对比。(刘汶蓉,2011)因此本文将继续对目前我国子女的孝行为做实证研究,以弥补学界在此方面的空缺。
本研究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样本资料,样本量为10151份。研究对象限定在18—59岁,他们为主要的赡养父母者。可供研究的样本为1226个,性别比较均衡,男性为46.98%。
因变量:对父母的物质支持、生活帮助、精神支持。三个取值1—5的变量进行相加,其得分越高孝行为越好。
自变量:1.子女的个人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婚姻状况、收入水平。2.子女对传统孝观念的认同:养亲、尊亲、荣亲、延亲。3.父母状况:父亲收入,对子女代际支持。
注:*为0.05,**为0.01,***为0.001水平下显著,括号里为标准差。
模型1只有子女情况,在0.01的水平下显著。年龄对孝行为影响较为显著。在该模型中教育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其孝行为也会逐步增加。相对于非农村户口的人而言,是农村户口会使得孝行为增加0.379。子女年收入的对数在该模型中的影响并不在统计意义上具有显著影响。
模型2是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了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情况,该模型在0.001的水平下显著,与模型1相比,经过F检验,拟合度更优,应选择模型3对孝行为进行预测。在控制了父母的代际支持变量之后,年龄的解释力增加。父母的代际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子女的孝行为会增加0.357。这与今天孝道所表现出的新特点:代际关系是双向的,是一致的。
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父亲年收入水平,经过F检验,模型3的拟合优度不如模型2。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传统孝观念,与模型3比没有显著优越性。最终模型为2。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孝行为的确会受到子女个人条件以及父母因素两方面的制约。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的孝行为有增长的情况。其婚姻情况、性别差异都没有显著影响。但是经济状况仍然起了作用,经济条件良好的子女能更好地践行孝行为。此外,从教育程度对孝行为的证明影响来看,证明意识层面因素对孝行为有重要影响,高学历的人比低学历的人更好地行孝。然而对传统孝观念的认可程度对孝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来看,证明意识层面因素虽然有作用,但是却并不是传统的孝观念。
而从父母的因素来看,父母的经济状况与孝行为的践行呈负相关关系,但是这个影响并不显著。父母的代际支持的增多会使得子女孝行为的践行更好,并且这个因素影响力非常显著。笔者认为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父母的支持使得子女能够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子女的生活工作效率有了提升,因此会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父母。另一方面,是情感上的相互性。“父慈子孝”就很好地解释了这样一个相互间的良性互动过程。双方的付出有助于形成这种“互惠”性质的关系,比单方面付出持续性更强。■
[1]王涤,2004,《关于中国现代新孝道文化特点及其功能作用的探析——兼论提倡新孝道文化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人口研究》,第3期
[2]张文范,2004,《顺应老龄社会的时代要求建构孝道文化新理论》,《人口研究》,第1期
[3]刘汶蓉,2011,《孝道衰落·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青年研究》,第2期
[4]范丰慧、汪宏、黄希庭、史慧颖、夏凌翔,2009,《当代中国人的孝道认知结构》,《心理科学》,第3期
[5]唐咏,2007,《孝文化的文献综述与孝观念的调查》,《社会工作》,第1期
[6]田海花、蔡养良,2004,《当代农村传统孝文化审视——以丰台岭村为个案的孝文化调查与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第3期
[7]张莉,2007,《当代大学生孝道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8]郭秀娟,2005,《当代农村居民孝观念透视——汉上县汉上镇北门大街第三生产小组孝文化调查》,《孝感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