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之神“江渎”祠庙勾沉

摘 要：长江之神——江渎是我国古代四大河神之一，官方与民间的崇祀活动存续了二千多年，虽随岁月流逝祀风已退，但其礼制、民俗和水文化传统，仍值得追记。透过史书、方志记载，对江渎和成都等地江渎祠庙作较系统的考究，有助于对母亲河历史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发掘。

关键词：江渎；祠庙；水文化；历史遗产

远古先民们相信名山大川都有神灵护佑，于是有了各种自然神崇拜。在我国历史上，作为河流崇拜的“江渎”崇祀历经千年，虽然现已基本消退，但它仍有许多值得我们追记的历史文化。

江渎是我国古代“四渎”之一。《汉书·沟恤志赞》：“中国川原（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在我国古代，人们将江、河、淮、济四条河流称为四渎。《释名·释水》：“天下大水四，谓之四渎，江河淮济是也。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也。”渎，通窦。窦，本义孔穴，引伸为水道口 。在古人看来，四大河流各有源头，它们从四个“窦”发源而各流入海，故谓之“渎”。《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原（源）注海者也。”将江河淮济四条大河视为四渎，似乎还与大禹治水定九州有关。所谓“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渎通沟。”[1]（2）“昔禹疏九江，决四渎。”[1]（1）

古代中国从尧舜禹的时代就有祭祀江神的记录。帝尧让位于舜，舜遍祭江河之神。《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 “岁二月，东巡狩，……望秩於山川。”据《正义》解，山川，即五岳、四渎也。所谓“望”，即遥望而祭；望秩，指以秩望祭，即按照一定礼仪规格来举行望祭。笔者认为，由于上古人类对河川的源与流认识并非十分明确，因此这里应是指包含五岳、四渎在内的各大山川，而非特定的五岳四渎。夏代，“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1]（3）。这里的“定”，意同“秩”，但似乎还包含了拟定制度、定名山川的意思。商初，有汤王诰命曰：“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1]（4）从商汤王的诰命书来看，此时已明确有“四渎”之称谓。

西周初，周公制定“周礼”，从维系宗周权力体系出发，统一制定了官方祭祀山川活动，确定四渎之礼。《汉书》曰：“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治，制礼作乐，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除天子能广祀包括四渎在内的名山大川和其他神灵外，四渎之祭则由各封国诸侯专奉崇祀。

在秦并天下后封禅名山大川时，当时被列入岁祷的大川有六：即“自崤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水曰济，曰淮。”“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湫；江水，祠蜀。”[1]江渎之祀包含其中，且已有庙祠。

由上观之，古人对包括江渎在内的河川自然神的崇拜礼仪早就存在，但有庙祀，则始于秦代封禅而岁祷事。自此，始有专门的江渎庙祠。

历史上，先民们长期将岷江视为大江之源，《尚书·禹贡》称“岷山导江”。因此从《廿五史》中记载来看，自秦以降，封建帝王遣官致祭江渎之地主要在岷江重镇成都，其间有过短暂在他处祭祀或望祀情况。汉袭秦制，江水祠蜀，但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改祀“江于江都”。汉江都在广陵县，地处今江苏扬州市境，长江入海口当时在附近。所谓“汉初祠之於源，后祠之於委也”[2]。唐武德、贞观之制，“四渎，年别一祭”，南渎大江祭于益州成都。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曾敕祭江渎于扬州。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复祭于成都[5]。宋太宗时规定，立春日祀淮渎于唐州，立夏日祀江渎于成都府。立秋日祀河渎于河中府，同时西海就河渎庙望祭，立冬祀济渎于孟州，北海就济渎庙望祭。元朝，至元三年夏四月，定岁祀岳镇海渎之制。立夏日遥祭大江于莱州界，祀官，以所在守土官为之。统一江南后，遂罢遥祭。元末明初，朝廷举行江渎之祀曾在湖北宜昌“望祭”，明洪武六年（1373年），有礼官言：“四川未平，望祭江渎于峡州。今蜀既下，当遣人于南渎致祭。”帝从之[4]。峡州，今湖北宜昌市，元为峡州路，明初降为州，洪武九年更名夷陵。清袭明制，祀江渎于成都。在《四川通志》中，从康熙至嘉庆年间就有27次遣官致祭江渎事的记载。

在各地方志书中，除上述成都、江都、宜昌等地外，秭归、沙市等地也有江渎、江神祠庙存在。现将各地江渎（神）祠庙情况考辨如下：

1.四川成都江渎祠。

从《史记·封禅书》“江水，祠蜀”的记载来看，秦代岷江上游地区应有江水祠或江神祠。《汉书·郊祀志》载：“秦并天下，立江渎庙于蜀”。《华阳国志》说李冰在湔氐县天彭门（阙）考察水势地貌，“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濆。汉兴，数使使者祭之。” 似乎当时李冰建有三所江渎神祠，因为“祭用三牲，珪璧沉濆”应为祭渎神之礼。《素隐》引《汉旧仪》：“祭四渎用三正牲，沈圭，有车马钳盖也。” 然而，由于在史籍中没有记载具体位置，对天彭门也有松潘、灌县和彭县几种说法，所以秦汉蜀地江渎祠庙的详细地址今日难考。

后来的江渎祠又称江渎庙，建于隋开皇二年。据唐李泰《括地志》记载，“江渎祠在益州成都县南八里”，位置在当时的检江（古称流江、笮桥水，今称南河）岸边。《新唐书·地理志》云：“成都，次赤。有江渎祠。”据《四川通志》记载，唐初江渎庙“其南临江”。唐玄宗天宝六年重修。唐末节度使高骈大规模筑城和改造河流，形成“内外二环抱，大小重城相包”的城市格局，结果江渎庙与江始隔。后历经五代之乱，祀礼不举，庙亦不治。

宋代，江渎庙有过多次修缮。据《陆游碑记》载：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诏自京师绘图遣工侈大庙制，杰阁广殿，修廊邃宇于天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故太师忠烈潞公以枢密直学士到成都作牧，则“又筑大堂并庙东南，以为彻祭饮福之所，而庙益宏丽矣”。虽屡缮治，但维护不佳，“有司不力，寖以大坏”，“风雨入屋，支倾苴罅，苟偷岁月”。蒋堂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他在修建武侯祠铜壶阁时，因木材不够用，中途临时决定砍伐过江渎祠中的柏树。[3]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成都令尹敷、文阁待制范公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整修，工程耗时四年零五个月，“总其费，木以章计者八千一百二十有八，竹以箇计者四万九千四百七十，砖甓钉以枚计者十八万七千七百二十有四，丹青黝垩以斤计者一万八十有七，梓匠役徒以口计者二万三千八百，为屋二百有九间，墙六千八百七十尺”。经过这次大修，江渎庙“惕然改容”，庙祀大兴，“庙之制度复还开宝庆历之盛而有加焉”。[5]

唐宋时，江渎庙附近有一江渎池。据宋张唐英《蜀梼杌》载，孟蜀赵廷隐的别墅，即“幅员十余里”，“后枕江渎池，中有三岛屿”。该池当在今城西南角上下莲池一带。陆游《江渎池》诗也告诉我们：此地“雨过荒池藻荇香，月明如水侵胡床”，为当日江城一绝好的消夏之处。

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将江渎庙列为成都“南门之胜”，建筑巍峨，有神像、巨钟等文物。清康熙六年冬，遣吏部左侍郎梁清宽致祭，有御制文。巡抚张德地和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等，又捐金重修。

民国初年废庙兴学，原址上建城南小学。江渎庙虽毁，但庙中明代铸造的巨大长江江神青铜像及左、右侍童青铜像，今仍存于四川省博物馆内。

2.江苏江都江水祠与江神庙。

《汉书·地理志》云江都有江水祠，《郊祀志》云江于江都，“使者持节侍祠，岁四祠”。《水经注》云：江都县有江水祠，俗谓之伍相庙，子胥但配食耳，岁三祭，与五岳同。《太平寰宇记》引阮升之南兖州记云，其江水祠所祀之神即江都王或易王。可见，自汉以降，江都江水祠存在无疑。

后来，江水祠可能曾经还移建于仪征。据清嘉庆《扬州府志》仪征县“南渎大江”条陈述，唐开元礼，每岁夏必祭焉。明改祀于（江都）县南瓜洲镇，而仪征之祭省矣。”然而，不知何故，江水祠后来却突然消失。民国《续修江都县志》在“江水祠”条下说：“乾隆志尚有是祠，今不详所在”。其实，在光绪九年所刊《江都县续志》中就无江水祠记载了，难怪“不详所在”。修志者也大为困惑，说过去在旧志中“江海潮神祠”和“江水祠”并见，但现在“瓜洲只有江神庙，而无二祠”，因此，大约是江水祠“经屡徙莫可究诘”，至于其改称江神庙亦不知自何时始，只好“并存之以俟知者”。

在瓜洲镇的江神庙，建于何时无考。雍正九年大学士嵇曾筠曾移建江口，乾隆帝南巡渡江时多次遣官致祭。嘉庆十九年漕运总督阮元奏请重修，仁宗御赐“恬波利涉”匾额。道光二十三年，庙坍于江，僧人问津将庙移建于济运桥河口；二十九年，庙被洪水冲毁，又将庙移于普济堂下院，同治八年，总兵吴家榜重修。后又坍没。经邑人王礼堂移建，光绪十三年瓜洲镇各商人捐资再建。现今已不存。

3.秭归江渎庙。原建于新滩古民居群之中，始于北宋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间。新滩地处西陵峡中的兵书宝剑与牛肝马肺峡之间，它因滩急水险，过往船只常面临覆船之灾，过路商贾和船只老板便捐银修建了此庙。清同治修《宜昌府志·坛庙》云：“江渎庙在新滩南岸，相传神人阴修”。凡过往船只路过新滩，都要到江渎庙烧香朝拜，以求水神保佑过往船只的安全。2001年，因三峡工程文物保护所需，江渎庙迁建至秭归新县城的凤凰山。江渎庙风格独特，工艺精湛，堪称三峡地区古建筑中艺术精品。该庙为木排架结构，以砖合围，坐南朝北，依山而建。平面布局呈四合院式，门厅前有一小院，另有正厅、厢房、偏房和天井。厢房设有楼，厢房外有廊桥。正厅和厅屋大木构架为抬梁式，次间为穿斗式，梁为月梁造型。建筑内装修精美，各种雕饰、图案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峡江神韵，形象生动，特具匠心。庙屋面为硬山顶式，马头墙，小青瓦，瓦头和山花上堆塑有花草和游龙，大有翻江倒海与腾云驾雾之势，充分显示了人与建筑、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7]

4.宜昌江渎宫。据同治《宜昌府志》记载，江渎宫在宜昌城内东府街下，建立时间无考。顺治年间毁于火灾，总镇张大元、知州孔斯和主持重修。康熙五十九年，总镇刘业溥与知州杨国声再次维修。1993年修《宜昌县志》所记文物胜迹中无江渎宫。

5.湖北沙市江渎宫。江渎宫又名江渎观。光绪《荆州府志·祠祀志》载：“江渎宫，沙市。（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建。清雍正八年（1730年）重修”。1999年修《沙市市志（第四卷）》记江渎宫“位于江汉南路东侧。殿中有石碑《重修江渎宫记》曰：‘相传为三闾大夫故宅。江渎宫重修于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是古人祭江水之神的庙宇。”1991年再度重修江渎宫，主建筑为三层阁楼式建筑。屈原曾在此写作著名诗篇《橘颂》《天问》，宫内的“天问阁”因此而得名。南宋诗人陆游曾于此寓居并写有日记若干。江渎宫尚存正殿部分，今宫内存有厢房两栋，虽为附属建筑，犹有气魄。宫后置高台，台上建大殿，殿内供奉屈原塑像和《重修江渎宫记》碑。宫前有一井，传明万历中有龙从井中腾飞，故名龙井。井深4米，井沿上绳痕道道，井水清洌，今仍可汲用。

6.湖北江陵江神庙。《荆州府志》记载，江神庙在县内扬林矶箭堤，乾隆五十四年奉旨动帑而建。同治五年知府方大湜重修。乾隆帝御赐匾额“恬流普卫”，道光帝御赐匾额“岷源永靖”，同治帝御赐匾额“安流福佑”。后可能毁于战火或水灾，1990年修《江陵县志》无记载。

7.武昌江神庙。存在时间极短。据《清史稿》记载，“雍正间，建湘江神、武昌江神庙”。但光绪十一年修《武昌县志》未记有江神庙，也没有江渎庙。1989年修《武昌县志》亦然。

8.湖北公安县“江渎庙在鲁陂里”[6]。

此外，在黄河流域的河南濮阳清丰县南马庄桥镇也有一座江渎庙。原初是一座观音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庙中有屈原殿、大雄宝殿、玉皇大殿、送子殿、老母殿、阎王殿等，是一座三教合一的寺院。因屈原投江而死，当地俗称江渎爷，据说江渎爷是佛教的护法，后改为江渎庙。

由此观之，上述江渎祠庙，仅长江中游地区的秭归江渎庙保存完好，且在三峡工程中成功迁建。而位于大江“源”和“委”、有“扬一益二”盛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和扬州的江渎祠庙，却毁而无存，甚为遗憾。可喜的是，据悉有学者已向成都市政府提交建议书，倡议恢复江渎祠，并设立江渎祠长江祭源节，以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增加旅游含金量。果能如愿，实为长江文化之大幸。善哉！

对江渎神崇祀的礼仪制度总体上由简及繁，各代虽相沿袭，但也有不少变数。汉代“祭四渎用三正牲，沉圭，有车马绀盖也” （《史记·封禅书》）。沉圭，即巫师在祭祀仪式和舞蹈后，将手中的神器圭璧投入大漩涡之中。唐初，江渎之祀，“其牲皆用太牢，笾、豆各四。祀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旧唐书·礼仪》），后增为“笾豆十、簋二、簠二、俎三”（《新唐书·礼乐志》），祭日为“以五郊迎气日”“每年一祭”（《大唐开元礼·吉礼·祭四海四渎》）。宋，太平兴国年间，望祭岳渎时用少牢。元代，自中统二年始实行代祀制度。由朝廷所遣使者奉玺书即其处行事，称代祀。使者二人，由集贤院奏遣汉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出玺书给驿以行。中统初，遣道士，或副以汉官。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帝谓中书省臣言曰：“四渎祠事，朕宜亲往，道远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国务，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元史·祭祀志三》）每处礼物为岁祀银香合一重二十五两，织金幡二、钞二百五十贯，至则守臣奉诏使行礼。清顺治三年定遣官致祭名额，其中江渎一人，致斋一日，二跪六拜，行三献礼。

在清代，江渎之祀已有十分详细而繁琐的礼仪规范，如坛壝之制，神位，祭器、祭品，玉帛牲牢之数，祀期，斋戒，祝版，祭服，祭告，习仪（演习仪式），陪祀等制度。而且，郊祀之从祀礼仪、遣官致祭又有所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也有因事而祷祝江渎神的情况。如，为庆贺治江工程的奠基或竣工，常要举行祭告和酬谢江神活动。在清嘉庆《宜宾县志》中，就记载有代郡守张日晸《凿石鸭滩祭告江神文》和朱琦《凿石鸭滩工竣酬江神文》。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

[2][汉]班固.汉书·郊祀志

[3]《宋史·蒋堂传》

[4]明史·礼

[5][清]常明，杨芳灿等.四川通志·祠庙.巴蜀书社，1984年重印本

[6]清光绪修《荆州府志》

[7]魏启扬.秭归：库区文物大“移民”[J].中国三峡建设，2002，（09）.

作者简介：

干鸣丰，乐山师范学院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地方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