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地区宋金石窟僧伽造像考察

石建刚 高秀军 贾延财

内容摘要：延安地区的宋金石窟中，共发现15例僧伽造像及1则僧伽造像题记，其中11例造像为首次公布。这些僧伽造像，表现为与观音菩萨、弥勒佛、宝志、万回、十六罗汉等造像的不同组合形式，内容颇为丰富，为研究僧伽造像及其信仰提供了新材料，弥补了北方地区僧伽造像发现较少的缺憾。

关键词：延安宋金石窟;僧伽造像;观音菩萨;弥勒佛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6-0030-11

An Investigation of Seng Jias Statues in Caves from the

Song and Jin Dynasties in Yanan， Shaanxi Province

SHI Jiangang1 GAO Xiujun1 JIA Yancai2

（1.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2. Yanan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Yanan， Shaanxi 716000）

Abstract： Fifteen statues of Seng Jia and one accompanying inscription have been found in the caves of the Song and Jin dynasties in Yanan region， eleven of which will soon be shown to the public for the first time. These statues are combined respectively with statues of Avalokitesvara， Maitreya Buddha， Bao Zhi， Wan Hui， or sixteen arhats， a discovery that provides rich information for study on the statues of and belief in Seng Jia and fills an archaeological void in north China where fewer statues of Seng Jia have been found to date.

Keywords： caves of the Song and Jin dyansties in Yanan; Seng Jias statue; Avalokitesvara; Maitreya

自20世纪90年代起，已有学者注意到延安地区的石窟造像中保存有僧伽造像，首先是罗世平先生提及在富县石泓寺第2窟的僧伽造像①。而后，何立群先生说明石泓寺第2窟有两龛僧伽造像，并对富县阁子头第1窟造像题记中包含的僧伽造像内容予以揭示②。2006年，台湾的林锺妏女士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从文献来源、图像内容等方面对石泓寺第2窟后壁右部上端的僧伽造像作了考证[1]。2009年，马世长先生《泗州和尚、三圣像与僧伽三十二变相图》一文，揭示出黄陵双龙千佛洞前壁的僧伽造像③。2014年，李静杰先生揭示出安塞石寺河第3窟后壁的僧伽造像[2]。在前辈学者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在延安地区的宋金石窟中共发现了15例僧伽造像及1则僧伽造像题记，除以上学者所揭示的4例造像和1则题记外，其余均为首次公布。按其组合形式，大致可分为四类：僧伽与观音组合、僧伽与弥勒佛组合、三圣像组合、僧伽与十六罗汉组合。另有一些单独雕刻的僧伽单尊像、三尊像及题记。

一  僧伽与观音组合

李静杰先生在介绍安塞石寺河第3窟后壁的僧伽造像（图1）时，首次注意到僧伽与观音的组合关系，称“该像与右侧水月观自在并列表现，且大小相仿，示意二者尊格对等，同时内涵僧伽为观音化身的用意，可能被赋予相应的救世功能。”[2]这一论断颇为精当，为我们认识僧伽与观音的造像组合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除了这种尊格对等的僧伽与观音并列造像外，延安地区的宋金石窟中，另有3例以观音为主尊的造像组合中特意加入了僧伽造像，应同样是受到僧伽是观音化身这一观念的影响。

1. 僧伽与千手观音

北宋中晚期的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左壁中央雕刻一尊十一面千手观音造像，通高0.88米。观音左侧雕刻一组乘云人物（图2），主尊头戴披帽，身着袒右袈裟，左手置于胸前，右手持杨柳枝，为站姿，通高0.36米。右侧站立二侍从，第一尊为出家弟子像，头残失，身着右衽袈裟，双手持一杖形物斜倚右肩，应为锡杖风化而致。后一尊为在家弟子像，头亦残失，着圆领袍，腰系绦带，左小臂搭巾，双臂屈肘持一圆柱状物斜倚于左肩，似为净瓶。三尊像站立在行云之上，云尾拖延向右侧的十一面观音像。可见，这组乘云人物与十一面观音存在着某种特别的联系。

无独有偶，开凿年代相近的黄陵双龙千佛洞石窟前壁门洞上方，同样有一组千手观音与披帽僧的组合造像（图3）。千手观音共6面，42只手，通高2.47米。千手观音下方，左右两侧各雕刻一龛自在坐观音像;千手观音右上侧雕刻一尊跏趺坐菩萨，左上侧即为披帽僧造像。该披帽僧，身着右衽袈裟，结禅定印，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座下有如意云承托，云尾指向中央的千手观音。造像通高0.9米。马世长先生指出该披帽僧即是僧伽，但未予具体说明[3]。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从造像组合的角度对其身份作一考察。欲揭示其身份，首先应该清楚披帽僧与千手观音之间的关系，而千手观音下方两组具有类似组合关系的自在坐观音造像为我们提供了思路。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的一铺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千手观音绢画有类似的组合，绢画中央为千手观音，下方绘自在坐的水月观音。据题记知，该绢画是节度押衙马千进于天福八年（943）为亡妣追福而作。而双龙千佛洞千手观音左下侧的自在坐观音造像中，在自在坐观音脚下，右侧有二世俗人物站立在翻滚的云朵上，前一身为老妇人，后一身为侍女。与之对应的右侧自在坐观音造像中，亦有二世俗人物站立在云朵上供养观音，前一身为男性老者，后一身为侍女。我们认为这铺造像组合同样是施主为亡过父母祈福而造，图像中站立于云朵上的男女人物应是造像主的亡过父母形象。从自在观音和千手观音的组合关系来看，千手观音是本尊，而自在坐观音则是承担实际度化任务的变化身。据披帽僧造像下方那朵指向千手观音的祥云，披帽僧也应是千手观音的化身，结合其形象特点，可以确认其为僧伽造像。

两宋时期，僧伽常常被视作观音的化身，如赞宁《宋高僧传》卷18《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中记述：

（僧伽）尝卧贺跋氏家，身忽长其床榻各三尺许，莫不惊怪。次现十一面观音形，其家举族欣庆，倍加信重，遂舍宅焉……帝以仰慕不忘，因问万回师曰：“彼僧伽何人也？”对曰：“观音菩萨化身也，经可不云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现之沙门相也。”[4]

这里称僧伽现十一面观音形，旨在说明僧伽是十一面观音的化身。清凉山万佛洞左壁的僧伽与十一面观音造像组合，应是对该故事的展现。

同时，清凉山万佛洞左壁的造像中，僧伽右手持杨柳枝，其身后的侍从弟子手中持净瓶。僧伽常常与净瓶、杨柳枝联系在一起，如《宋高僧》卷18《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记载：

后有疾病者告之，或以杨柳枝拂者，或令洗石狮子而疗，或掷水瓶，或令谢过。[4]450

李新进一步发挥了僧伽以杨柳枝救人的故事，他在为新修的泗州堂作记时写道：

独获圆通僧伽大师来自西方，示现不一，万回饶舌，唤作观音大士……大士曩坐法席，首愍我是会下人，疾病堕溺，拂以杨枝，洒以香泉，从死籍中几夺其名。[5]

蒋之奇《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中记述：

唐高宗龙朔中，至长安、洛阳应化，遂南游江淮，手执杨柳枝，携净瓶，混稠众中。[6]

我们知道，净瓶和杨柳枝是观音的持物，而将它们赋予僧伽，是对僧伽是观音化身身份的进一步确认。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确认这两处披帽僧造像均是僧伽。

2. 僧伽飞雨造像

金代早期的富县石泓寺第2窟，西壁前部雕刻一铺观音救八难的造像，中央圆拱形龛内雕刻自在坐观音像，龛宽1.6米、高2.4米。观音头戴宝冠，通身饰璎珞，游戏坐于山岩上，左右两侧雕刻观音救八难的内容。观音左下方有题记：“清信男弟子胡介、妻李氏，打造八难观音一仆（铺），从伏亡祖早生天界。皇统四年（1144）三月日。”有意思的是观音龛左上侧雕刻雷公、电母、风伯、雨司四神。风伯双手持风袋，袋口开启，向下鼓风;雨司双手持法器，正在向下倾雨;雷公周身环绕连鼓，双手持鼓锤作击打状;电母双手持钹，作击打状，钹间发出绳状电光。观音左下侧，即“枷锁难”下方，有一尊比丘僧造像（图4），光头，身着僧衣，跏趺坐，眉头紧锁，右手持净瓶，高高扬起，净瓶侧置，有液体状物从瓶中涌出。造像通高0.6米。考虑到僧伽常常被视作观音的化身，以及上方的风雨雷电四神造像，我们认为这尊造像刻画的应是僧伽飞雨故事。此故事在《太平广记》卷96《僧伽大师》中记载：

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7]

这是目前所知首例表现僧伽飞雨故事的图像。在这铺观音救八难图像中，特意植入了风雨雷电四神和僧伽飞雨的故事，联系到延安地区干旱少雨的历史现实，这应是宋金时期延安地区民众渴望风调雨顺朴素心理的直观表达。

二  僧伽与弥勒佛组合

僧伽与弥勒佛的造像组合，最早是由马世长先生在研究大足北山第177窟僧伽造像时提出的[8]，这一造像组合的佛典依据是《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以下简称《僧伽经》）。该经是部疑伪经，作为古逸经，收于《大正藏》第85册的古逸部。其写本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共有4件，其中P.2217保存完整。本文以下所引《僧伽经》内容均出自P.2217。据学者考证，该经约作于唐代。经文内容简单易懂。经中称僧伽是佛陀释迦的化身，在释迦涅槃后，与弥勒佛一起下生阎浮提世界，度化六类信众。我们在对延安地区宋金石窟僧伽造像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共发现3例主要依据《僧伽经》雕刻的造像组合。

前文所述延安清凉山万佛洞左壁的僧伽造像（图2），在僧伽右侧雕刻十一面观音，同时在僧伽左侧还雕刻了五级佛塔和倚坐弥勒佛像。十一面观音与僧伽的关系前文已有详细叙述，那么弥勒佛、佛塔与僧伽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僧伽经》中两次提及僧伽与弥勒佛共同下生阎浮提世界救度众生：

以后像法世界满，正法兴时，吾与弥勒尊佛同时下生，共坐化城，救度善缘。吾后与弥勒尊佛，下生本国，足踏海水枯竭，遂使诸天龙神八部圣众，在于东海中心，修造化城，金银为壁，琉璃为地，七宝为殿。

根据马世长先生的研究，开凿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大足北山第176、177窟，正是以《僧伽经》为依据的典型代表。这是一组双窟，两窟主尊造像分别为弥勒佛和僧伽，且在第176窟内有为两窟合镌的题记：

本州匠人伏元俊、男世能，镌弥勒、泗州大圣，时丙午岁（1126）题。[9]

可见，至迟在北宋中期，僧伽与弥勒佛在石窟造像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组合形式。

与该铺造像正对的清凉山万佛洞中央佛坛左屏壁外侧，亦雕有一铺僧伽造像组合（图5）。壁面中央位置有两身站立在云朵上的人物。前一身，头戴披帽，身着右衽袈裟，左手提净瓶，右手持杨柳枝，高0.43米，从其形象和持物看，应是僧伽。僧伽身后为侍从弟子，身着右衽袈裟，双手曲肘持锡杖斜倚于右肩，应为慧俨。僧伽右上方为一佛二菩萨造像，佛头部毁，两侧菩萨为骑狮文殊和乘象普贤，僧伽像附属于该龛。而在僧伽像的左侧为一龛大型的倚坐弥勒佛造像。从僧伽与弥勒佛的组合看，该铺造像的佛典依据同样是《僧伽经》。有关僧伽的身份，该经记述：

（僧伽）元居本宅，在于东海，是过去先世净土，缘为众生顽愚难化，不信佛法，多造恶业。吾离本处，身至西方教化众生，号为释迦牟尼佛……吾身已后，却从西方胡国中来。生于阎浮，救度善缘，佛性种子。

经中称僧伽“元居东海”，后为教化众生而“身至西方”，“号为释迦牟尼佛”，再到后来，“却从西方胡国来”，以比丘形象在汉地教化众生，因此，可以说僧伽就是释迦佛的化身。据此，我们认为僧伽所在造像龛的主尊佛像或正是释迦佛，以此表现僧伽的身份特征。根据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的描述，东京的福圣禅院就有僧伽与释迦、弥勒的造像组合：

[熙宁五年（1072）十月，东京]廿四日，戊辰……次到福圣禅院……次礼东堂泗州大师像……前有等身释迦、东弥勒、西泗州大师立像，着衫裙袈裟，后所供养也。[10]

前文所述万佛洞左壁的僧伽造像组合中雕有一座佛塔，而在屏壁外侧的这组造像组合中同样雕刻了一座佛塔，位于弥勒造像左侧，这座佛塔是作为释迦涅槃图像的一部分出现的。这组释迦涅槃图像，自上而下由佛塔、佛殿、荼毗、舍利椁与十大弟子举哀等内容组成。左壁的佛塔和屏壁外侧的释迦涅槃图像相互对应，一简一繁，具有相同的内涵，均是对释迦涅槃的表现。那么，涅槃与僧伽造像之间又存在怎样的联系呢？其佛典依据同样是《僧伽经》，经中记述：

为见阎浮提众生多造恶业，不信佛法，恶业者多。吾不忍见，吾身便入涅槃，舍利形像遍于阎浮，引化众生，以后像法世界满。正法兴时，吾与弥勒尊佛同时下生，共坐化城，救度善缘……吾见阎浮众生，遍境凶恶，自相吞食，不可开化。吾今遂如涅槃，舍利本骨，愿住泗州。

从这段记述来看，阎浮提世界正处在释迦涅槃、无佛住世的“像法时代”，众生多造恶业，不信佛法，“遍境凶恶，自相吞食，不可开化”。僧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弥勒佛一起下生阎浮提世界、救度众生的。石窟开凿于持续不断的宋夏战争时期，涅槃图像所展示的末法时代有可能正是对现实社会的映射，民众对现实的恐惧与无奈才使他们寄希望于僧伽等佛教神祇。这或正是延安地区宋金时期僧伽信仰的重要内涵。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清凉山万佛洞的这两铺造像均是以僧伽造像为核心，以《僧伽经》为主要依据，同时又杂糅了僧伽是观音化身的观念。

另外一例，正是富县石泓寺第2窟后壁右侧壁面上端的僧伽造像（图6）。这是一铺僧伽与二弟子组成的三尊像，雕刻于圆拱形龛内。龛宽1.6米、高1.5米。主尊为僧伽，面相圆润，戴披帽，身着袈裟，结禅定印，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承托的莲花座上，身前有狮头三足凭几。左侧为俗家弟子木叉，头结高发髻，身着宽袖长袍，右肩搭披帛，左手持净瓶，站立在方形台上。右侧为出家弟子慧俨，着僧衣，双手合十，站立于仰莲台上。僧伽右侧是一龛较大的倚坐弥勒佛造像，下方雕刻了一尊较小的自在坐观音。

三  三圣像组合

三圣像是指僧伽、宝志和万回三位高僧的组合像，唐宋时期，三僧均被视作观音的化身，所以常常被联系在一起，形成固定的造像组合。晚唐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记载，他在返回日本时曾带回“坛龛僧伽、志公、万回三圣像一盒”[11]。这是目前所知对三圣像的最早记载。之前所见三圣造像主要集中于川渝地区，延安地区宋金石窟中共发现4例。

第1例位于黄龙花石崖石窟第1窟窟外右侧石壁，是一处独立的造像龛。龛为帐形，宽0.57米、高0.55米。内雕五尊像（图7），主尊头戴披帽，身着右衽袈裟，结跏趺坐于高大的金刚座上，施禅定印。左侧造像头戴披帽，身着袈裟。右侧造像为光头僧人形象，眼睑肿大，口微启，腹略鼓，身着通肩长领袈裟，左臂夹鼓，右手持鼓槌作打击状。两尊造像，均外侧脚自然下垂半跏趺坐于方台上，身体略侧向中央，台座低于中央主尊造像。主尊方形座底部升起两朵如意云，分别承托二弟子，头部均残。左侧弟子，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抱拳置于胸前;右侧弟子，身着长袍系带，右肩搭巾状物，垂于腹下，两手均攥巾。

龛外右侧有楷书题记：

曾闻人之贵贱者，阴注阳寿也;命之贫富者，宿因修种也。善若不作，望福以难随;恶若不亡，堕饥寒之有分。夫如三圣者，各容各异，一体分形，是观音之现身。（中略）观莲宫之石壁，圣迹勘修;见梵宇之岩崖，幽玄可造。安排三圣，万古常存。

这龛造像，题记中称之为“三圣”，且有“三圣者，各容各异，一体分形，是观音之现身”之说，与僧伽、宝志、万回组成的三圣像非常吻合。中央主尊，头戴披帽，结禅定印，跏趺坐，应是僧伽;左侧像，头戴披帽，身着僧衣，当是宝志;右侧像，表现为一副憨痴之态，且持花鼓，当为万回。万回生就一副愚痴相，故而面相怪诞：“释万回，俗姓张氏，虢州阌乡人也。年尚弱龄，白痴不语，父母哀其浊气……或笑或哭略无定容，口角恒滴涎沫，人皆异之。”[4]454

同时，花鼓正是万回的重要持物，《景德传灯录》载：“宝公杖头剪刀，节奏由谁。万回怀中花鼓，僧伽杨枝。举起大士，拍板歌行，网凤钓鳌也。”[12]《林间录后集》亦载：“（万回）不解犁田分亩步，却能对客鸣华鼓。”[13]

根据题记，这铺造像雕刻于北宋天圣十年（1032），是延安地区目前所知雕刻年代最早的僧伽造像。

第2例位于富县柳园石窟。该窟是一座小型中心柱窟，坐北面南。中心柱西向面，上下分三层雕刻造像，中层雕刻三圣像（图8）。中间主尊为僧伽，头戴披帽，身着右衽袈裟，结禅定印，跏趺坐，无台座，高0.3米;两侧各侍立一弟子，风化严重。左侧为万回像，头残，身着宽袖长袍，微袒胸，左手抚膝，右手抚胸，倚坐方台，像高0.4米。右侧为宝志，头部风化严重，着右衽袈裟，左手前举，右手抚膝，舒坐于方形台座上，左腿盘于台座上，右腿自然下垂，像高0.4米。三圣像上方雕刻自在坐观音一龛，同样说明三僧均是观音化身。窟内有北宋庆历二年（1042）、三年（1043）造像题记。

第3例位于富县马家寺石窟。该窟开凿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是一座方形小窟，坐东面西。洞窟北壁下部开一方形龛，龛宽1.22米、高0.64米。龛内左侧雕刻普贤菩萨与白象;右侧雕刻一组五尊像（图9）;中央主尊为僧伽，头部被毁，从肩部残缘看应戴有披帽，身着僧装，结禅定印，跏趺坐于高大的方形金刚座上。僧伽像及台座通高0.6米。两侧侍从弟子站立在僧伽金刚座台面上，风化严重。座下两侧分别有一身倚坐像，身体均侧向僧伽，袖手，坐在较低的方形座上，损坏严重。左侧倚坐像衣着整齐，应为宝志;右侧倚坐像胸部微袒，应为万回。

第4例位于富县五神庙石窟第2窟。这是一个较小的洞窟，坐西面东。洞窟平面呈方形，窟内宽1.3米、高1.5米、深1.13米，西、南、北三壁前设台基。洞窟正壁高浮雕三尊像（图10）。中央主尊头戴披帽，身着通肩大衣，结禅定印，跏趺坐于覆莲座上，应是僧伽，像高0.77米。两侧为弟子站像，均双手合十，站立于圆台上，整体风化严重，仅存轮廓。左壁有浮雕造像两尊（图11）。主尊造像身着通肩袈裟，倚坐于方台上，左手置于腹部，右手曲肘上举，应是万回和尚，像高0.73米。左侧为天王站像，身着甲胄，双手拄剑，像高0.73米。右壁有浮雕造像两尊（图12）。主尊造像头戴风帽，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右手持杖斜拄于地，左手下垂置于膝，倚坐于方形座上，应是宝志和尚，像通高0.71米。右侧造像头有双角，左手握拳置于腹部，右手上扬持方形带柄状物，立于方台上，高0.86米。这是目前所见，延安地区现存唯一一例以三圣像为题材的洞窟。该窟没有题记，但从其风格看，应为北宋时期雕刻。

另外，1999年在富县北道德乡白庙塬村出土了三尊单体造像，疑为三圣像组合，故一并公布。

第1尊（图13），头戴披帽，身着右衽袈裟，袖手，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仰莲座上，通高0.98米，应是僧伽。第2尊（图14），头部微偏，头戴披帽，身着右衽袈裟，左手抚膝，右手托物残损，无法辨识，倚坐于方形台座上，通高0.83米，应为宝志。第3尊（图15），光头，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袒胸，左手持鼓，右手持物似为鼓槌，倚坐于方形台座上，通高0.85米，应为万回。三尊造像出土于同一地点，均为砂石质，且造像比例和风格一致，故我们推测它们是一组三圣像的组合，从造像风格分析，应是北宋时期作品。

四  僧伽与罗汉组合

开凿于北宋开宝六年（973）的富县大佛寺第2窟，左右壁分上下两层雕刻十六罗汉造像，而在右壁下层罗汉造像里端雕刻了另外一身造像[14]。李凇先生认为这尊造像同样是罗汉，左右壁造像组成十七罗汉，并认为：“这种不规范的情景，与长期动荡之后刚刚恢复稳定重振佛法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乡民不太注意佛教的严格仪轨有关。”[14]175-176其实，这尊像并非罗汉，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尊造像和十六罗汉造像存在着明显差异。首先，十六罗汉均无台座，而这尊造像明显坐于较为高大的仰覆莲座上。其次，这尊造像的体态明显大于十六罗汉，这应是造像者有意而为，以示区分。那么，这尊造像是何身份呢？我们认为同样是一尊僧伽造像。这尊造像，头戴披帽，身着右衽袈裟，结禅定印，跏趺坐于莲台上。表现为这种头戴披帽的比丘僧形象者，一般认为有两种可能：一者为僧伽，二者是地藏菩萨。从造像情况来看，地藏一般并不和罗汉组合在一起，而僧伽却多有和罗汉组合的。日本僧人成寻在大宋巡礼过程中，记录了当时一些寺院的情况，其中就有僧伽和十六罗汉组合在一起的情况：

（熙宁五年五月，浙江天台国清寺）抑佛后悬大师影像、十六罗汉、泗州和尚影等。

（熙宁五年十月，东京太平兴国寺）讲堂庄严，张帐幕，悬缝物十六罗汉、泗州大师一铺。[10]513，354

杭州飞来峰玉乳洞25号龛为僧伽造像，而与之组合的正是罗汉和禅宗祖师像[15]。开凿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的富县马家寺石窟左右壁前部上方各雕刻八身罗汉，构成十六罗汉组合。这组造像与右壁前部下方的僧伽、万回、宝志及二弟子的五尊像又形成了新的组合。

那么，僧伽为何会经常和十六罗汉组合在一起呢？这或许与二者的身份和职能存在一定关系。玄奘译《法住记》中记述：

佛薄伽梵般涅槃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使不灭没，及敕其身与诸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

如是十六大阿罗汉，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脱等无量功德，离三界染，诵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敕故，以神通力延自寿量，乃至世尊正法应住常随护持，及与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16]

佛在涅槃时，令十六罗汉住世不灭，护持正法，护佑信众。而《僧伽经》在对释迦涅槃、无佛住世的阎浮提世界进行一番描述之后，紧接着就为信徒构建了一方美好的佛国净土——化城，而要进入化城，就必须获得僧伽的救度：

吾后与弥勒尊佛，下生本国，足踏海水枯竭，遂使诸天龙神八部圣众，在于东海中心，修造化城，金银为壁，琉璃为地，七宝为殿。吾后至阎浮，兴流佛教，唯传此经，教化善缘，六度弟子，归我化城，免在阎浮受其苦难，悉得安稳，衣食自然，长受极乐。天魔外道，弱水隔之，不来为害……如此善道，六度之人，吾先使五百童子，领上宝船，载过弱水，免使沉溺，得入化城。

可见，在这无佛住世的时代，僧伽扮演了护持佛法、救度众生的角色。就这一点而言，僧伽的功能和十六罗汉非常一致，加之他们均表现为罗汉形象，具有无量神通，故将僧伽和十六罗汉组合在一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  其他僧伽造像及题记

除以上所述四类僧伽造像组合外，还有一些单尊的僧伽像，并未与其他造像存在明显的组合关系，我们在此一并介绍。

1. 僧伽单尊像

石泓寺第2窟，中央佛坛东南石柱东向面上部，有一尊禅定僧造像（图16），头戴披帽，身着僧衣，手结禅定印，坐方形座上。疑为僧伽像，无其他信息，故存疑。

安塞县招安石窟第3窟后壁左侧上部有一龛造像（图17），风化严重，可见凭几残痕，应为僧伽造像。

2. 僧伽三尊像

延安清凉山万佛洞后壁下层中间龛内，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僧伽身前的凭几，覆在肩部的披帽下缘也大致可以看清。僧伽身着僧衣，跏趺坐，手结禅定印（图18）。左侧侍从似为比丘像，双手合十，其余均不能辨识。可以看出，这应是一铺僧伽与二弟子的组合造像。

另富县石泓寺第2窟后壁右部下端龛内，三尊像头部均残，但依然不难判断其主尊为僧伽（图19）。僧伽肩部残存披帽的下缘，身着僧衣，跏趺坐，结禅定印，残留的凭几痕迹明显，坐莲座。左侧侍从头部残，身着圆领窄袖袍，脚着靴，双手握于胸前，应为世俗弟子木叉。右侧弟子头部亦毁，身着僧袍，双手合十，应为出家弟子慧俨。

3. 僧伽造像题记

富县阁子头石窟，第1窟前壁门上题记如下：

元符三年（1100）□日，施主平泉村黄甫吉、男皇甫晟勤发虔□圣佛殿，内有释迦九□、十方佛、十地菩萨、泗州并集，四面采画已毕。又打造石窟一所，亦有释迦九士、五百罗汉……[17]

从题记内容来看，当时修建了一座佛殿，内有释迦九士、十方佛、十地菩萨和僧伽等尊像，可惜此佛殿已经荡然无存，无法一睹僧伽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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