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热”与凡勃伦效应

贾征宇

摘要：社会科学界对“国考热”的成因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视角，文章认为“国考热”体现中国大学生占有公职的凡勃伦效应——在求职中进行炫耀性消费。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公务员在人力资本收益水平上高于其他岗位，而且这种情况至今鲜有改观，这就刺激大学生通过考取公务员积累人力资本。凡勃伦效应的存在不仅显示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私人效用和社会效用不相等，而且印证了国家加强公务员绩效考核无益于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由此，文章认为“国考热”与公务员制度缺陷之间存在关联。这将促使中国将推行政府雇员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关键词：“国考热”；凡勃伦效应；公务员制度；政府雇员制

“国考热”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不是一个陌生话题。自从中国于1994年首次举办公务员考试以来，每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大体上一路飙升。2014年，中国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达到152万。中国公共部门平均每个岗位有77人竞争，而且超过30个公职报名比例超过1000：1，表明公务员考试是当前中国热门考试之一。中国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最高，这引发莘莘学子流向公共部门。

越来越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将担任公务员作为自己首要职业选择已经引起了教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概括地讲，相关学者在“国考热”归因中形成了两种观点。一些学者解析与“国考热”有关的社会认知和态度。他们认为转型期中国人既有由来已久的官本位观念，又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产生求稳心态。亦有学者将“国考热”理解为上层阶级文化再生产的表征之一。在他们眼中，中国学生在以学校为中介的文化资本再生产中必然将当权者的符号暴力内化为自身惯习。然而，上述学者未曾考察“国考热”背后的理性选择，更没有考虑到中国公务员制度的缺陷。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中具有符号意义的事物层出不穷，其中公职彰显个人身份地位的作用并不亚于汽车和房产之类的私人物品。在自致地位日渐取代先赋地位成为社会地位主要类型的当下，参与公务员考试关系到中国大学生的社会分层状况。正如现代社会人们购买奢侈品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一样，大量大学生在毕业之际以获得优厚的员工福利为目的参加公务员考试。其实，国内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多显示大学生希望成为公务员的首要原因是公务员可以获得稳定收入。这种刻板印象形成的结果必然使“国考热”有增无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将“国考热”概括为一种凡勃伦效应，进而预见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变革趋势。“国考热”的实质是作为一种理性人的中国大学生热衷于成为体制内行动者。中国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公职的偏好之所以高于其他岗位，是因为他们占有公职产生的效用高于占有其他岗位。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显著差异源于中国当代公务员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从平抑“国考热”入手完善公务员制度对于中国再造政府是至关紧要的。

本文将从理性选择理论视角对“国考热”中的因果链展开论述，其中对两个相互关联的社会过程的分析将贯穿本文始终。第一个过程是大学生在报考公务员上的理性计算，第二个过程是国家在任免公务员上的理性决策。它们体现截然不同的行动逻辑：前者的行动逻辑是大学生期待跻身中国现行收入分配制度受益者行列，后者的行动逻辑是国家期待理顺政府-市场关系。通过揭示两种行动逻辑在公务员制度运作中的相互影响机制，本文可以为中国克服“国考热”的困境指点迷津。

一、大学生占有公职的凡勃伦效应

本文首先对大学生参与公务员考试产生的凡勃伦效应做出简要说明。凡勃伦效应是个体在炫耀性消费中不惜以消耗金钱和相关资源为代价博得的荣耀。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鞭辟入里地讲解商品的符号意义：“要获得尊重并保持之，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财富和权力必须能够提供证明是因为尊重只是通过这样证明得来的”。现阶段中国公职和许多商品均包含炫耀性成分，使得炫耀性消费产生的效用有固有效用和凡勃伦效应之分。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担任公职和就任其他岗位产生的效用差别是不可忽略不计的。由于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压倒性作用，所以中国收入分配内生于再分配政治运行。国家运用行政权将剩余产品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之后由中央政府对剩余产品进行集中性分配。相应地，国家会代表社会各界委托以公务员为主的政治精英执行社会财富分配任务。为了确保这些代理人具有履行法定义务的意愿和能力，国家会为公共部门设定劳动力市场准入限制——以举荐或考试的方式选拔公务员。由此，有幸进入公共部门的任职者将行使资源配置权。

上述效用差别在中国启动经济市场化改革后依然存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国家在扩大地方政府经济权力的同时，在政治上维护集权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依然可以在将经济发展成果部分收归中央政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二次分配。各级政府保持强大资源配置权，构成政治资本增值的有利条件。剩余产品以税费的形式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国家和生产者处于这种资金链的两端。生产者难以绕过公务员与国家就社会财富分配讨价还价，赋予他们在公共决策中的不利地位。具有政治关联的生产者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滥用优势地位。

尽管私人部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占据经济半壁江山，但是中国政府尚未从全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大遗毒。借助诸如户籍制度的社会设置，各级政府可以对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生产要素市场进行区域分割，由此妨碍它们在无形手的指挥下流动。同时，各级政府可以以公共产品提供者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分别将部分私人部门要素报酬和国有资产收益汇集于各自金库，进而将财政资金划分为经常性预算和资本性预算。既然如此，作为再分配者的公务员倾向于增加对剩余产品的抽取，从而保证其非货币收益超过生产者。

置身于市场经济洪流，中国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在功利主义价值观指导下求职——将步入仕途视为有利可图的职业选择。自我意识的增强促使大学生寻求他人认同，包括形成炫耀性消费习惯。在虚荣心驱使下，他们会不约而同地看好官场职业发展前景。他们笃信加入公务员队伍等于拿到成为休闲阶级一分子的门票。即使大学生对公务员劳动待遇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体不切实际的报道和父母以偏概全的说教，大学生仍然会不惜血本地为通过公务员考试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二、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理性计算

如前所述，中国不完全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水平在各部门间是有差别的。人力资本理论首创者舒尔茨认为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本在投资收益率上高于物力资本，且这种排序的社会后果是培训、保健和劳动力迁徙费用逐步增加。不过，他没有分析不完全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结构，因而无法洞见中国大学生不报考公务员和报考公务员的收益差别，以及报考公务员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差别。下面将考察即将进入职场的大学生面对这些收益差别的理性计算。

毫无疑问，中国不完全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结构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中以资源配置方式为标准，将经济形态分为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笔下无处不在的市场经济不同的是，中国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当局可以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分配社会财富，如利用工农产品价差建成现代工业体系。国家对征用物资均以政府定价对行政相对人做出补偿。这样，公务员可以代表国家从社会产品中尽可能多地攫取租金，导致生产者获得低于公务员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

基于占有公职的效用包含固有效用和凡勃伦效应的假定，可以比较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暂且不考虑不报考公务员的中国大学生数目和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令q和V分别为中国某年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数目和占有公职的凡勃伦效应，可得他们报考公务员的私人效用函数为Up（q，V（q）），而相应的社会福利函数为Us（q）。一般而言，两类效用函数均为凹函数（U>0，U<0）。对它们求全微分，可以计算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私人边际效用和社会边际效用。不难发现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私人边际效用高于社会边际效用。

对Up（q，V（q））和Us（q）求关于q的微分，有

dUp（q，V（q））=Upqdq+UpVdV/dq

dUs（q）=Usqdq

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固有边际效用与社会边际效用相等，且不小于零，有

Upqdq=Usqdq=c>0

不妨将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私人效用函数改写为

dUp（q，V（q））=U1（q）+U2（V（q））

可见占有公职的凡勃伦效应是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额外效用。这种额外效用是公务员和其他岗位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差异的来源。

需要说明的是，占有公职的凡勃伦效应涵盖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示范效应。当为数不多的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时，这些考生具有有限数量的追随者。当报考公务员的中国大学生数目足够多时，他们中的追随者数目将变得非常可观。将某年每条中国大学生的个体公职需求曲线的均衡点连接，可得他们全体的公职需求曲线。之后，计算中国大学生在一定预算约束下对公职和其他岗位的最优占有量。他们报考公务员的示范效应构成其占有公职的选择性激励是显而易见的。

假设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不存在示范效应，则可以认为他们求职效用函数U（x1，x2）是一个凹函数。

令x1和x2为中国大学生占有公职和其他岗位的数量，他们可支配的资源为定值R。以其他岗位为计价物，且他们占有每单位公职的付出与其他岗位的比值是p，可以将他们求职的预算约束表示为px1+x2=R。

运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中国大学生对公职和其他岗位最优占有量，可得其一阶条件为?U/?x1=λp，?U/?x2=λ。

记中国大学生对公职和其他岗位最优占有量分别为x1*和x2*。

接着，假定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存在示范效应，则可以将他们的求职效用函数修正为Φ（x1，V，x2）。他们对公职和其他岗位最优占有的一阶条件为Φx1+ΦVdV/dx1=λp，Φx2=λ。

记中国大学生对公职和其他岗位最优占有量分别为x1**和x2**。可以发现（Φx1|x1=x1**+ΦVdV/dx1|x1=x1**）/Φx2|x2=x2**=?U/?x1|x1=x1*/?U/?x2| x2=x2*=p…（1）

只要中国大学生占有每单位公职的付出与其他岗位的比值不变，他们报考公务员就会存在示范效应：x1**>x1*，且x2*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Φx2|x2=x2**>?Φx2|x2=x2*，Φx1|x1=x1*>Φx1|x2=x2*

可以将式（1）变形为ΦVdV/dx1|x1=x1**>?U/?x1|x1=x1*-Φx1|x1=x1**>0。

这证明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存在示范效应。

三、国家在任免公务员上的理性决策

对于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不一致性，国家会考虑加强公务员绩效考核来避免报考公务员成为炫耀性消费的同义语。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私人收益高于社会收益隐含着这种行为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含义。作为财政供养人口的公务员完全可能在向纳税人索要钱财的同时，不尽心尽力地为其服务。出于规范公务员行为的考虑，国家将其作为社会控制对象之一。可以做出如下设问：国家会如何在任用公务员上进行理性决策？

一旦国家对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听之任之，占有公职的凡勃伦效应将变成一种名副其实的负外部性。令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私人成本、社会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分别为Cp（q）、Cs（q）和MEC（Cp（q）-Cs（q）=MEC），当中国大学生对公职占有量达到私人最优水平q**时，有Cp（q**）-Cs（q**）≤0。该式在q**≥0时取等号。当这种占有量达到社会最优水平q*时，U1（q*）-Cs（q*）≤0。该式在q*≥0时取等号。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这种社会最优占有量q0满足U（q0）-Cs（q0）≤0。该式在q*≥0时取等号。可以从U1（q）

进一步讲，国家不以考虑占有公职的凡勃伦效应为前提设定公务员行为准则无法内部化前述外部性。一般而言，准公共物品由于具有拥挤性，而在消费中会产生无谓损失DL=MSC-MSBdq。认识到大学生占有公职的凡勃伦效应是一种外部不经济，国家会认为这种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分别为SC=MSC-MSBdq+MSC-MPCdq，SB=MSC-MSBdq+

MPB-MSBdq+MSC-MPBdq。两者的差额等于中国大学生占有公职的社会净损失。他们占有公职产生的无畏损失DLo=MSC-MSBdq，该值大于前述社会净损失。

国家以加强公务员绩效考核的方式避免大学生过度报考公务员善乏可陈。加强公务员绩效考核将增加公务员努力程度，为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创造条件。可以断定中国大学生对公务员绩效考核加强的反应是将个人最优公职占有量调整为q**。该值满足条件U1（q**）+U2V（V）dV/dq-Cs（q0）≤0。该式在q**≥0时取等号。此时，社会最优公职占有量q*满足条件U1 （q*）-Cs（q*）≤0。该式在q*≥0时取等号。以此为基础计算公共部门效率损失DLo=MSC-MSBdq。遗憾的是，公务员承担这个成本不能使q*≤q**不再成立。

四、中国公务员制度变革展望

在后官僚时代，中国络绎不绝的公务员报考大军表明中国有待在变革公务员制度上取得突破。众所周知，中国现行公务员制度是中共领导层批判性继承干部制度后形成的规则。时至今日，该制度是一个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为主体，由数十项法规组成的体系。只是公仆意识尚未成为中国公务员的首要价值观，妨碍公务员制度发挥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减员增效的作用。扭转这种局面要求中国不失时机地将政府雇员制度作为公务员制度的补充。

不可否认，中国现行公务员制度不完全具备理性官僚制特征。韦伯将现代社会官僚制特征归纳为四点。一是任人唯贤：公务员基于各自专业资质获得任免。二是等级森严：公务员上下级之间具有命令-服从关系。三是照章办事：公务员必须依法行政。四是赏罚分明：监察机构在评价公务员业绩后决定后者升迁。然而，默顿对韦伯对官僚制的完美描绘不予苟同。官僚制合理性的形式与实质分离的一大表现是公务员行为不过是上行下效。在中国现行公务员制度下，各级官员能轻易在任期内从兴办政绩工程中捞取好处，使大学生一股脑儿地报考公务员。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试图以政府雇员制取代官僚制来降低行政成本。政府雇员制是纳税人委托政府以出资人身份就管理某个公共项目以高薪聘用专业人才的制度。这些人才在任期内因不掌握行政权而不占用政府编制。20世纪50年代，德国将政府机构中公务员、雇员和工人数目比例确定为1：2：1，为其他发达国家从产业界引进专业人才树立典范。近些年，英国约有5%的高级文官来自私营企业，而美国将近一半行政人员为非常规雇员。韩国也采用聘用制招募专门职公务员和雇佣制公务员，促使日本着手废除干部终身制。

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蔚然成风尚未促成中国建成服务型政府，与政府雇员制改革方兴未艾具有密切关系。诚然，中国多地就启动政府雇员制改革开展政策试验。继吉林省政府率先借助雇佣制引进信息技术人才后，武汉、珠海和深圳等市政府均出台相关政策来确保多方面专业人才临时性参与公共治理。不过，这不是说政府在网罗人才上相对于私人部门处于劣势地位。姑且不论中国尚未将政府职能限定在提供公共物品上，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考试不一定能换来他们施展专业才干的机会，为政府机构出现人员高素质与办事低效率并存的局面埋下隐患。

在政府雇员制改革中完善劳动合同条款对于中国化解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绩效悖论是不可缺少的。根据街头官僚理论，以基层公务员为主的行政人员业绩与国家对他们问责程度的关系在政府信息存在漏损的情况下是不确定的。事实上，中国500余万公务员中有超过90%职务级别在科级以下，有近60%在县乡级。深信无法步入双梯制晋升通道相，大学生难以在公共部门就职后发挥工作积极性，甚至做出隐藏行动。避免进步学习机制和退步学习机制在政府运作中发挥作用离不开完善政府雇员考核标准，特别是增强政府雇员业绩信息信度和效度（注：进步学习机制和退步学习机制是由格里兹尔提出的一组绩效指标恶化概念，分别是指绩效同步提高削弱指标甄别绩效的敏感性和组织只对改善被考核方面付出努力。在两种情况下，政府绩效都没有实质性提高）。

另一方面，在政府雇员制改革中完善劳动合同条款有助于大学生报考公务员成为一种规则之治。立法者无一例外地具有有限理性，这意味着公务员制度和政府雇员制都无法事无巨细地界定公职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基层公务员完全可能将这些制度缺陷作为问责的挡箭牌，进而避重就轻地遵守上级指令。大学生在成为公务员后也会如此行事，以致公务员制度和政府雇员制沦为格雷欣法则。惟有强化相关劳动契约的自我实施机制、杜绝公务员投机钻营才能使公务员考试制度更加合理。

五、结语

作为当代中国大学生一种时尚的“国考热”不是凭空出现的。中国大学生对公务员考试抱有幻想是报考公务员的效用包含凡勃伦效应的真实写照。他们在职业选择上偏好公职是当代中国公务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高于其他劳动者和报考公务员的私人效用高于社会效用使然。国家加强公务员绩效考核未能消除大学生占有公职的凡勃伦效应，对于推动政府机构改革收效甚微。因此，中国在体制转轨中不应满足于对公务员制度的小修小补，而应适时推行政府雇员制改革。

目前，中国推行雇员制改革的一大限制性因素是大学生在现行公务员制度下形成求职适应性预期。公务员看似受雇于政府，实则在政府委托下受雇于人民。公务员在计划经济时期享有的特权未曾消失，留给中国大学生心中挥之不去的父母官情结——将公务员视为万民的主人。意识到占有公职是掌握对各行各业的生杀予夺大权，中国大学生在通过公务员考试后会带着主人心态处理政务，为根治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平添阻力。纵使推行政府雇员制改革可以凸显行政人员渎职的机会成本，它引发的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骤然降温可能造成政府职员配备不足。

中国推行雇员制改革的另一大限制性因素是国家在现行公务员制度下形成维稳适应性预期。一般地，公众、公务员和承包商构成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中的三类行动者。作为中间人的公务员以国家的名义在公众和承包商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政府雇员凭借专业才干取代公务员施政将为政府雇员公司的产生和发展铺平道路。这将对中国人事行政制度化进程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国家出于维护行政集权制的考虑，会将公务员绩效考核作为监察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只要潜规则在国家任免公务员上具有用武之地，非制度化生存就依然是公务员的生活常态。

总之，认为中国公务员制度变革可以全然变成一种诱致性变迁或强制性变迁消除“国考热”是不可取的。大学生成为公务员的正当理由与其说是他们可以以高于其他从业者的售价出卖劳动力，不如说他们在劳动中必须秉承公共精神。在中国公务员制度变迁陷入低水平均衡的情况下，大学生在公共部门进行如此角色扮演谈何容易？同时，国家对政府雇员成为主要政策执行者并非没有后顾之忧。除非在公务员制度变革中形成激励相容约束，中国消除“国考热”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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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