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求谥号引发的文字狱

2015-05-30 01:08李占才
蓝盾 2015年6期
关键词:文字狱乾隆帝皇上

李占才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多的一个朝代。案件主要发生在清朝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前后历时一百多年,大小案件逾百件。而这其中最严重的当属乾隆时期,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的八年中,就制造文字狱近五十起。乾隆帝晚年,可能他觉得政权已万无一失,再文网高扬已没什么意思,文字狱就开始转入低潮。

可偏在此时,却突然又出了个离休高官尹嘉铨,为他早已去世的父亲请求逝后称号的事件。乾隆帝陡然恼怒,为此重兴文字大狱,借题发挥,再次高调处理,让尹嘉铨一下丢了性命,顿时又成为了当时轰动朝野的一起文字大案。

尹嘉铨,直隶博野人,举人出身,先后做过山东、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提拔为大理寺卿(大致相当于现今的最高法院院长),官至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他是位道学家,讲《朱子集注》极负盛名,著作颇丰。后来年老休致,回博野老家休息。其父尹会一,雍正年间进士,乾隆初年曾任河南巡抚,后官至吏部侍郎(大致相当于现今中组部的一个副部长),督江苏学政。

尹会一更有学名,写过不少论述天理性命的道学著作,同时还以至孝著称于世。为官时给人们做了好事,人们赞扬,他就说这是母亲让他这样做的。母亲去世,他一个五十岁的高官,在母亲遗体旁,枕土块,躺草席,极尽居丧古礼。乾隆帝获知,为表彰他贤孝,曾赐诗褒赞。为此尹会一更名噪朝野,身价倍增。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乾隆帝巡幸五台山,在回京的路上,落脚保定。这时已经离休在家的尹嘉铨,忽然糊涂油迷了心,不安分起来,觉得自己作为乾隆帝昔日身边的高官,皇帝来到了家门口,应该趁机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冥思苦想,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由头:乾隆帝曾经给自己的父亲写过赞诗,何不请求皇上给父亲赠一个谥号?这样虽然不能再得到面见皇帝的荣耀,但如皇上恩准,照样显得自己有面子。遂连夜拟好了一份“申请材料”。

大凡文人,学问大了,年岁老了,就会既自尊,又自卑,求人的事就最不愿出面。尹嘉铨也不例外,他考虑再三觉得实在不愿自己亲自去找皇上,便决定让大儿子带材料到保定去跑一趟。没想到他这一决定犯了个天大的错误。他儿子起了个大早,赶到保定好不容易见到了乾隆帝。乾隆帝见不是尹嘉铨来了,座前跪着的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名分的毛头小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再看奏折又是为私所请,顿时火冒三丈,立即怒斥朱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该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请,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吓得尹嘉铨的儿子惶恐而归。

乾隆帝的话对尹嘉铨来说是够严厉的。不过乾隆帝虽然生气,也还只是敲了警钟,斥退为止,并不想怎么样他。

尹嘉铨作为一个昔日的京城高级官僚,恐怕知道皇帝的脾气,且还学富五车,应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偏偏他老年昏聩,天夺其魄,死命逼得他忘了“老年戒得”的古训。 所以当儿子让他看了皇帝的批示后,觉得失了面子,他迷不知返,一根筋还非要再去争取点别的什么——请谥不成,转又立即给乾隆帝写了个奏折,退而为他父亲请求在文庙中安个位置。他想这要求不高,你皇帝总应该给我个面子吧?

儿子再次将奏折送到保定。这下可彻底惹恼了乾隆。乾隆一见奏折便咆哮大骂:“大肆狂吠,不可恕矣!”说:“尹嘉铨你为父亲求谥已属狂妄,免治你罪已是宽大至极,现又不知天高地厚,为父请求从祀文庙,真是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大家都像你这样,国家还不乱套?”于是气上加气,愤怒降旨:“立即革去项带,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并查抄博野原籍和北京寓所的财产!”还特别交代:“此人如此放肆,必有妄行撰著,要重点留心查处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这样,案件性质一下子向着可怕的文字狱方向扭去了。

直隶总督袁守侗奉旨负责查抄尹嘉铨博野老家,京城大学士英廉负责查抄北京寓所。

二人受命,自然在找文字问题方面不会让皇上失望。再说,一个有从文嗜好之人,著述又丰,要从文字上查点毛病出来,那还不容易?很快,袁守侗在尹嘉铨博野家中搜出大小46箱书籍。英廉在北京寓所搜出311部套书,1539本散书,65本法帖散页,1箱未装订书页,58卷字画,1200块书版,113封信。两地所搜之书都交英廉组织力量逐一查阅。

与此同时,乾隆还降旨斥令各省封疆大吏,详细查访尹嘉铨刊布流行的所有著作。“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督抚治罪。”如此严厉,谁敢怠慢?尹嘉铨不愧一代著述颇丰的道学家,很快全国各省都报来大批查抄成果,几乎每省都有他的书籍碑刻序文等。

英廉所组织的查阅班子也“战果”辉煌,他们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在成堆的书中查出了131处所谓的“悖逆”之处。乾隆十分高兴,立即将此案交由大学士三宝负责审理。

三宝挑选的审案大员都是大理寺昔日尹嘉铨的下级或同僚,有的当年尹嘉铨还有恩与他们,关系还不错。可是封建官场的劣根性,以及讨好皇上和上司的功利驱使,使他们审起今日落难的昔日上级同僚来,个个声色俱厉,毫不留情,甚至幸灾乐祸,讥讽挖苦,穷追猛打。看着过去的上级同僚被审问时那狼狈卑屈、恐惧绝望的神态,他们这些台上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满足。

整个审讯已基本撇开他为父亲请谥请祀,完全转到了文字问题上。其实,这131处问题都是莫须有的。比如,在书中尹嘉铨有一处自称“古稀老人”,审案人说:“去年皇上七旬寿诞,御制《古稀说》,你难道没看见?你也自称‘古稀老人,你竟如此狂妄!”还查出一句:“应举之入场,直同于庶人之往役。”审案人问:“乡试、会试乃朝廷选拔人才的大典,他们去考试,你怎么能用老百姓服劳役来比拟,你这不是狂妄吗?”法官还问他:“书中记载你当年曾在皇上跟前讨过翎子,说如果没有翎子就无颜回去见妻子,你这个假道学竟然如此怕老婆。”等等。这庭一开就是好几天。

有趣的是,尹嘉铨对这些审问,态度出奇的好。对每次问话只简单解释几句之后,便紧接着就说些“我罪该万死”、“实该万死”、“糊涂该死”、“荒谬该死”、“我廉耻丧尽”、“我实在没有什么可申辩的”、“求皇上将我严厉惩治”之类的话。这大概因为此时他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

其实审理过程只是一个形式。对这一点三宝和大理寺的办案人最清楚不过。皇帝决意要杀之人,他还跑得了?既然如此,乐得讨皇帝的好不吃亏。所以三宝和大理寺的那些昔日的下级同僚,在审理中主动给皇上建议:不能简单把他杀掉,这太便宜他了,应该“严加夹讯,多受刑罚,方可以昭炯戒”。意思是要多用夹棍夹他,故意叫他多吃些苦头。

审理结束后对尹嘉铨拿判决意见时,这些人又一致提出往重里判,不惜越重越好。最后他们拿的意见是: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其家族凡16岁以上者皆杀掉,16岁以下者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全部没收。这意见是够狠的。

报告很快报给了乾隆帝。出人意料,乾隆帝在两天中连续降下了三道共长达几千言的上谕,历数尹嘉铨为父请谥请祀以及所有文字中的罪过之后,即大讲治国及为臣之道,从皇上的权威到国家制度、名臣奸臣、臣工士子、审案办狱,就案说法几乎面面俱到。还要求把他的圣谕誊抄一份,悬于各问刑衙门公堂之上,昭戒官吏。他利用尹嘉铨一案,真是做足了文章,他有意把此案放大成又一个轰动全国的文字大案,从而达到了维持皇权,震慑朝臣和地方官的效果。所以最后如何处理尹嘉铨已经不是太重要,他便龙恩大开:把他写的书全部集中到北京烧毁,刻的碑将字全部磨掉,给别人的书作的序全部撕下,不让他的任何文字留在人间。不再对尹嘉铨千刀万剐,改为处以绞刑,立即执行,所有家人一律宽免不再株连。尹嘉铨最后被绞死了。不管怎么说,这总算不幸中的万幸,尹氏一家只死了他一个人。

一个昔日堂堂的“最高法院院长”,国家让休息就好好在家休息得了。他偏偏放着好好的衣食无忧的离休日子不过,不安分守己在家呆着,而非要为早已死去三十多年的父亲一点小小的可有可无的浮名,以显示自己虽然退下来了却仍有地位和面子去没事找事。结果竟然弄到如此家败人亡、声名扫地的地步,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

摘自《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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