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
乌托邦想象与叙述在西方文化中可称得上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当代西方乌托邦理论研究者,常将西方乌托邦叙述追溯到《圣经》、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古希腊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古罗马普鲁塔克的《来科古斯传》等等。当然,众所周知,“Utopia”观念的正式定型来自16世纪莫尔的著作《乌托邦》以及康帕内的《太阳国》、培根的《新大西岛》。而这些“近代”的乌托邦叙述,与西方古代相比,神话思维与神话想象大大减弱,理论设计的性质普遍增强,而且可实践性也大大增强,似乎是人类社会即将实现的蓝图。19世纪的西方,文化的主调是乐观主义,相信人类正在向“天堂”前进,科学会帮助人类战胜困难,“伊甸园”可以甚至即将达到。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乌托邦文艺风云际会,几乎泛滥成灾。有人统计,在19世纪最后十年,就大约有一百多部乌托邦小说出版。
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种族灭绝,生态危机,恐怖主义……人类似乎不是在向天堂前进,而是更趋近于地狱。残酷的现实,导致悲观主义大流行,文艺基调大逆转,于是“反乌托邦”文艺开始盛行。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各种“乌托邦(Utopia)”的反面概念术语,不断被思想界创造出来。像“颠倒的乌托邦”(reverse utopia)、“非乌托邦”(non-utopia)、“丑恶的乌托邦”(nasty utopia)、“讽刺乌托邦”(satiric utopia)、“反乌托邦”(anti-utopia)、“恶托邦”(dystopia)、“批判的乌托邦”(Critical utopia)等等,一般简而言之统称为“反乌托邦”(anti-utopia),这是20世纪西方文艺的主潮之一,即或是非典范的“反乌托邦文艺”,也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反乌托邦”的意味,如系列电影《黑客帝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