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语言水平对意义协商类型使用的影响——初/高级阶段学生分组配对个案研究

杨朦萌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1.引言

话语互动研究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广有影响的二语习得研究趋势，该研究模式的核心理论是Michael Long的互动假说（Interaction Hypothesis），这里的互动并非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其实质是指语言能力较强的说话人对话语结构的认知调整。研究不同教学条件下意义协商的数量和类型的变化，成为近年来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基于以上发展趋势，本文主要探讨在目的语环境下，汉语初/高级阶段学生与不同水平对话当中的意义协商类型的变化，并分析产生不同变化的原因。

纵观意义协商的研究领域，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五个方面：（1）对意义协商理论模式和构成特征进行探讨；（2）运用实证方法，说明意义协商在促进输入理解、修正输出及语言发展等方面所起的作用；（3）对意义协商话语的研究；（4）研究意义协商和某些因素之间的关系；（5）不同的任务类型、参与方式，任务参加者的个体因素对意义协商数量的影响。从以上内容笔者发现，第一，关于意义协商，研究者多使用实证定量的方法，定性研究较少，缺乏对语者使用意义协商时心理变化的追踪和探讨；第二，不同因素对意义协商数量影响的研究较多，对于不同语者之间所使用的意义协商类型的研究寥寥；第三，所有关于意义协商的研究关注点多在于言语协商，忽视非言语类型协商。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以个案为例，在目的语环境中，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收集初级/高级阶段汉语学习者与汉语初级、汉语高级、本族语者在对话时产生的意义协商类型情况，统计两组意义协商类型数量，将两组进行对比，发现异同，并分析产生异同的原因。

2.研究设计

2.1 受试

上海某高校的5名学生参加了该研究，具体的学生学习情况请见表1：

表1 受试者汉语学习情况表

2.2 研究过程

第一步：本文以汉语初级阶段学习者Lily为中心，给出话题，要求Lily与另三名学生各进行十分钟对话，笔者对三段对话进行录音。

第二步：本文以汉语高级阶段学习者Sara为中心，给出话题，要求Sara与另三名学生各进行十分钟对话，笔者对三段对话进行录音，对话结束后再对Lily、Sara、Mike三人进行有关意义协商类型使用的访谈。

第三步：统计两大组的意义协商类型使用数量情况，并将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异同，进一步分析产生异同的原因。

2.3 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有如下两个步骤：（1）统计不同配对下意义协商数量；（2）统计不同配对下意义协商的输出类型和相关数量。收集数据之前，笔者先将五组对话和三组访谈（共计101分9秒）的录音进行了如实文字转录，共计18549字。在进行步骤一，即统计意义协商数量时，笔者首先确定了意义协商的类型。根据Long（1980）的观点，意义协商包括六种方式：要求澄清、确认核查、理解核查、重复自我话语、重复他人话语、扩展，在本文中，笔者另将非言语形式的意义协商，在此将（7）手势的使用加入统计行列，以期可以更全面地探讨意义协商使用类型。

3.结果与讨论

3.1 统计结果

笔者将录音转为文字，分析对话，找出意义协商的使用现象并将其归类，具体结果请见表2和表3：

表2 初级阶段学习者配对组意义协商类型使用统计表

表3 高级阶段学习者配对组意义协商类型使用统计表

基于上述两表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从发生意义协商的总量看，相同语言水平的学习者在配对交流时，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很少（Lily和Tina组数量为19，Sara和Zoe组数量为16），当受试者都为初级阶段学生时，不仅总量少，协商类型使用单一，而且将不同语言水平的学习者进行配对，则产生更多的意义协商。对此，笔者分析，在相同语言水平之间，特别是当一方学习者处于初级阶段时，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这就决定低水平的学习者会因为词汇、句法掌握不如高水平学习者，而向对方提出问题，而高水平学习者也会因此而调整自己的话语结构，做出意义协商，适应对方的语言情况，促使对话继续进行。在相同语言水平上，若二者都为初级阶段学习者，则会因为语言能力不足，而潜意识避开不懂的地方，减少意义协商的发生，抑或是由于话题选择和使用的语句结构简单，不需进行意义协商就可使对话顺利进行；若二者都为高级阶段学习者，他们对汉语的运用娴熟，基本范围内的对话双方都可理解，只有出现新词或者新概念时，或者在发音不清的时候，才会进行意义协商。

第二，从上述两表我们发现确认核查、重复他人话语这两项意义协商类型的使用率最高，平均值居于使用类型的第一位和第二位。从语言形式上看，确认核查和重复他人话语表现的都是听话人部分或者全部重复说话人的语句，从Long（1980）对意义协商的类型定义上来说，确认核查是指听话人发出的旨在确定该话语是否被自身正确的理解的语言表述，而重复他人话语则并无听话人确定自身语言是否被理解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虽然Long细分为这两种类型，Aston（1986）指出，这两项存在相互重叠，研究者在分析的时候很难将其归属于确认核查或是重复他人话语。笔者在进行语料归类时，大部分通过上下文语境判断重复是归属于确认核查（后续对方进行了确认或者否认），还是纯粹的重复他人话语（对方无特殊话语回应），在模棱两可之时则再次询问受试者进行判断。通过访问，两位受试者均认可重复话语是自己使用最多的意义协商，Sara说：“当对方听不懂我的意思的时候，我就先重复一遍，要是他还是不懂，我就再重复，或者用其他的词语来说。”Lily说道：“我要是没明白，我就重复重复再重复，用重复来提问题，或者通过重复来让自己理解意思。”在这里，初级阶段的学习者和高级阶段的学习者重复的出发点并不一样，初级阶段学习者Lily重复他人话语是为了给自己时间处理对方的话语输出，通过自己重复词汇、语句的发音，找到记忆中相应的图示获得语义；Lily重复话语确认核查，则是借重复提问，希望获得对方的解释或者正面的反馈。高级阶段学习者Sara则是通过重复他人话语来给自己处理的时间，“我对重复他人话语的行为完全是无意识的，只是想用重复来让自己想想下面的话题应该怎么继续”；Sara重复话语确认核查，则是借助重复来确认对方是否表达正确的意思，更多时候是为了给对方正面反馈，使对方继续进行话语互动。

第三，非言语形式数量。笔者除了记录下言语形式的意义协商外，还记录下了非言语性的意义协商，即话语互动中手势的运用。我们发现初级阶段学习者Lily和高级阶段学习者Sara话语互动中手势运用最多，使用率较高，达到了16.33%，而其他相同水平配对组和与本族语者的配对组，手势运用几乎没有。“初级阶段的学生，我手势运用会很多，手势有时还会用得比较夸张；高水平的人手势用得少。”Sara如此说道。Lily则说：“我经常用手势，比如买东西的时候，4块和10块，就用手势。”、“我和高级水平的人聊天时，用手势很多，初级水平的少，因为我肯定知道他们的意思。”对于非言语形式意义协商运用情况，笔者认为，同级水平的学习者由于双方语言能力相似，初级阶段水平的小组话语话题选择有限，语句结构简单，词汇数量少，不会造成二者的理解困难，高级阶段水平的小组则是因为汉语运用能力高，很少存在理解困难，及时产生理解障碍，双方也可以通过言语协商解决，不需要借助手势进行解释。虽然手势类别是非言语形式的意义协商，笔者认为它的作用最终还是可以归类到Long（1980）的六项意义协商里，将手势运用作为非言语意义协商来单独列项，旨在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过渡协商方式，关于手势对于话语调整的协商意义及是否有利于二语习得的问题，日后其他有兴趣的学者可做进一步研究。

第四，情景纠正，笔者定义为听话人在语境情景下通过纠正反馈来确认是否理解说话人语义的语言表述。

例如：A：那一般看什么电影？

B：看……我非常喜欢，冲龙的。

A：成龙的？

B：对，成龙的，他的电影非常幽默。

由以上举例可看出，A对B的“冲龙”一词感到困惑，但是在有关电影的语境下，A猜测B所说的“冲龙”应为“成龙”，在A做出确认信息的同时，也对B的错误发音做出纠正，A的意义协商方式既结合了确认核查的特点，又给予了对方纠正反馈，使对方在核实语义的同时更正了自己的语言错误，因此笔者认为这一类的意义协商并不隶属Long（1980）的六项分类当中，应该单独立项出来。根据语料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情景纠正的使用很少，目前只出现在初级阶段的高低水平配对小组当中（Lily和Sara，Lily和Mike），笔者分析这是由于初级阶段学习者的语音并不标准，词汇还在巩固时期，话语互动中说出的词语有可能词不达意或者意思表达模棱两可，造成听话人的疑问，在语境之下，高水平的听话人可以猜测出语义并将正确的语言形式反馈给初级阶段学习者，使话语互动和纠正错误同时进行。高级阶段的学习者之间也会出现情景纠正的协商类型，比如在不确定某个特殊词汇的读音或者是遇到不熟悉话题内容而进行猜测的时候，但由于高级阶段学习者汉语水平较高，情景纠正的使用量会明显小于初级阶段的学习者。

四、结语

笔者通过给初级阶段学习者、高级阶段学习者和本族语者交叉配对进行话语互动，从中收集和研究意义协商类型的使用情况，并且进一步分析初级和高级之间使用差异的原因。不同水平的配对可以产生更多的意义协商，重复话语是两个水平的学习者最频繁使用的意义协商类型，但是二者的出发点并不相同，二者在要求澄清、理解核查、重复他人话语和扩展四项也有差异。此外，笔者还研究了非言语形式的意义协商的使用，发现了情景纠正这一不同于传统六种分类的新协商形式。

基于笔者的个案研究方法，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入进行：一是通过多组不同语言水平学习者的配对，进一步考察和任务类型使用数量的变化关系；二是对情景纠正、非言语形式的意义协商对二语习得的作用做更深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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