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的行政救济之道——反思与批判

谢晓尧

1990年，我国颁布《著作权法》，侵权行为人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还承担行政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双罚制”，体现了法定权利救济的严格性。其实，1986年《民法通则》就采取民事责任和民事制裁的“双罚制”，知识产权立法推行“行政处罚与司法处罚的双轨制”①《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电影著作权司法保护研讨会上的讲话》（2007年4月）。，本身并不为奇。

法律的字面含义面临流变的挑战。知识产权的权利救济与责任追究，被逐步放大为我国“独具特色”的保护模式，引申为“两条途径、并行运作”②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2005年4月）。，执法“双轨制”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商标工作达到国际水平的规划（2008年至2012年）》（工商标字［2009］231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营造良好法治环境》（2007年）。，“两个体系，司法主导”④《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8年6月）指出：“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这些提法名为强化保护，但却模糊了焦点，淡化了私权救济的起点与归属，为行政权力寄生于私法干预私权提供了借口。

知识产权是私权，产权的实现方式多样。私权并不天然排斥行政救济，但是，也不简单假设其救济的有效性。不同的救济方式谁优谁劣，取决于何种做法或者搭配更具效率性优势⑤参见［美］丹尼尔·F·史普博著：《管制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