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



刘东先生曾说,梁任公对于清华有恩。其实,任公对北京师范大学也同样有恩,有渊源关系。他是北师大校董会的理事长。北高师改北师大后的第一任校长范源濂,就是由任公全力举荐的。他在北师大还曾有过多次演讲。对北师大的发展功不可没。这批信札中,有两封信涉及到北师大,深感与有荣焉。
南长街梁任公档案中,包括信札、手稿等,规模宏大,仅信札就有二百多封,时间跨度涵盖一九O四至一九二八年,涉及晚清民国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康有为、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这是一批极为珍贵的文物。这对于学术界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特别是梁启超研究,也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陈寅恪先生讲,评价古人的立说,要抱「了解的同情」态度,才不致于附会与曲解。他的意思是,研究者须设身处地,理解古人不得不然的初衷与本意,即要有历史感。由于历史不能重演,所以,他说,对于今天可依据的片断材料,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想,要达到他所说的此种历史感,固然需要作许多努力,但是,可资摩挲与鉴赏的历史真迹即历史文物的存在,能提供某种历史氛围,这无疑会大有益于我们回归特定的历史场景,找到或感受到此种历史感。目睹这一大批手札真迹,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胡适曾谈到,梁任公墨宝流传民间甚多,约有一二万件。这原因,除了他个人社会交往广泛与字写得漂亮,为人喜爱外,还得益于用纸考究,易于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