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对“河图洛书”的接受

王磊

先秦典籍对“河图”“洛书”的记载颇为零散，且多为追述之语，其“源”幽昧，难以探究。但因圣人经典多为征引，后世在推崇经书的同时亦将“河图”“洛书”一并抬高，增衍附会其说，导致矫诞并生，因此“河图”“洛书”的“流”也颇为总杂。《文心雕龙》中《原道》《正纬》两篇，多引用“河图”“洛书”来阐述文学理论。厘清“河图”“洛书”的流变脉络及其内涵，有助于准确解读《文心雕龙》文本，理解刘勰的思维模式和理论主张。

一、魏晋前“河图”“洛书”流变考

《文心雕龙》问世之前，“河图”“洛书”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先秦古“河图”“洛书”；一是汉代“河图”“洛书”。 先秦古书中的“河图”“洛书”通常作为典故出现，缺乏具体描写，其内容性质、具体形制难以考证。目前所见的先秦典籍中，河、洛之书最早出现在《尚书·顾命》中：“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郑玄注曰：“大玉，华山之球也。夷玉，东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贡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见琢治，故不以礼器名之。” [1]河图与这些宝物俱陈于此，很有可能也是玉石类。陈槃说：“天球，亦宝石，故与河图并列。此类宝石该有纹理，似文非文，似图非图，在可辨与不可辨之间。”

就“河图”“洛书”的性质来说，先秦人们最常将其视为表现圣德广大的祥瑞之兆。例如：

《墨子·非攻下》：赤鸟衔圭，降周之歧社，曰：“天命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

《管子·小匡》：“昔人之言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承黄，今三祥未见者。”

《吕氏春秋》：“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

由此可见，河、洛之书或是与凤鸟、承黄、麒麟等并称的祥瑞之象；或是帝王“易代之征”；或是预示吉凶的文字。后人据此不断增衍其说，如“龙图龟书”“凤图雀书”等灵异动物出图；称河、洛之书的形制是“赤文绿错”；河、洛之书成为“禅让、受命之书”等。而《易传·系辞上》中“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2]299最受后世关注，今人单凭此句很难考辨此处的“河图”“洛书”所指何物，但汉人结合其他篇章，对此句形成了全新的观点。孔安国注《论语·子罕》时，首次提出“河图，八卦是也。”刘歆《洪范·五行传》指出“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班固《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观点：“虑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河图”“洛书”与儒家经典结合在一起，不仅泛指玉石，而是有了确定的内容。

西汉末年至东汉，谶纬之学兴起，大量编造以“河图”“洛书”命名的纬书。受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影响，天文、地理、历法、政治等内容均体现在“河图”“洛书”纬书中。同时，对“河图”“洛书”形制、色彩、内容、呈现方式等方面的描述也逐渐细化，并且其政治功能越发突出。例如，《尚书中候考河命》：“舜乃设坛于河， 如尧所行 ，至于下稷 ，容光休至 ，黄龙负图 ，长三十二尺，置于坛畔， 赤文绿错 ，其文曰：‘禅于夏后，天下康昌。”此处明言“河图” 是舜让位于禹的征兆，且为黄龙所负，“赤文绿错”，长达“三十二尺”的卷舒图。

“河图”“洛书”经过前述两个阶段的发展后，基本具备了刘勰所论“河图”“洛书”内涵。

二、《文心雕龙》中“河图”“洛书”含义解

《文心雕龙》征引“河图”“洛书”主要集中在《原道》和《正纬》篇，其中明言“河图”“洛书”的有7处，内涵指向十分一致。下面分条列之：

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原道》）

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之极变，察人文以化成。（《原道》）

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原道》）

结合《原道》文意，刘勰此说出自《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304以及《易传·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结合。就《易传》原文来看两条实则不甚相关，而刘勰受汉代学者影响，将“河图”“洛书”解为“八卦”“九畴”。孔安国提出此说后学者便纷纷认同，并且此说在南北朝也颇为流行。如《京都赋》“龙图授羲，龟书畀姒”，李善注引《尚书》孔安国传， [3]101至于“玉版、金镂、丹文、绿牒”亦是指“河洛”之类，且“四事皆出自纬书”[4]如《尚书中候》：“河出龙图，赤文绿字，以授轩辕。”这些“河图”“洛书”在刘勰看来都是天垂象于圣人的展现，“取象乎河洛”與“问数乎蓍龟”同样，都是参法天地神理。

马龙出而大《易》兴 ，神龟见而《洪范》燿 。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正纬》）

有命自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 《正纬》）

原夫图箓之见 ，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 ，义非配经。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如或可造，无劳喟然。（《正纬》）

昔康王河图 ，陈于东序 ，故知前世符命，历代宝传，仲尼所撰 ，序录而已。（《正纬》）

上述材料中，“符谶”“图箓”“符命”“图纬”等皆指古谶，即“河图”“洛书”之类，内涵与《原道》篇并无二意。第四条中提及的康王河图，本义疑为玉石，但刘勰并未从此考虑，而是依据《尚书·顾命》孔氏传，认为《河图》即八卦“谓之《河图》，及《典》《谟》，皆历代传宝之。”（桥川时雄注）[5]

《文心雕龙》征引的“河图”“洛书”或出自经书，或出自经书注解，或援取纬书，其中的“河图”“洛书”本义不甚相同，但刘勰却将其置于同一语境下，认为“河图”“洛书”是上天垂范圣人的神理之文，圣人依据此创作了八卦和九畴，进而指出一切经书皆是“神理设教”。《文心雕龙》沿袭刘歆等人对“河图”“洛书”的解释，并将这一理解与文学起源、文学作用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结合，形成“特识”的文学理论。

三、《文心雕龙》中“河图”“洛书”作用解

《原道》《正纬》作为“文之枢纽”，前者结合河洛之书论述了人文起源和圣人经典的教化作用；后者以经书之正和古“河图”“洛书”之真，揭示纬书之伪以及纬书之“有益于文章”。“河图”“洛书”贯穿其中成为揭示“宗经”的隐性脉络。

刘勰认为河洛之书是人文之源。《原道》篇指出“文”与“天地并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并且受天命的控制。人文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圣人依靠上天的符应创造出来的，这样“河图”“洛书”便充当了天与人之间的媒介。河洛之书被认为是人文之始，在南北朝时期不乏认同者，《文选序》：“逮乎伏羲氏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3]1“河图”“洛书”不仅是人文起源更是治理国家、施行教化的依据。“取象河洛”以究天之道、人之教，据此写成的典籍便是“发挥事业”的治世之典，更是“彪炳辞意”的创作典范。于是“神道设教”一方面将天之垂象与圣人之文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将圣人之文与治国、修文结合起来，构成了“道—经—文”的论文模式。

《正纬》篇将“河图”“洛书”作为与今纬相对的古谶来看待，揭示了其“昊天休命”的实质，说明古谶与今纬的区别。一方面认为“河图”“洛书”“世夐文隐”为纬书的产生提供了可乘之机。“河图”“洛书”在先秦典籍中便具有瑞应圣王的功能，在纬书中，尧、舜等帝王受命之书亦皆托于“河洛”，并且形成固定仪式，河洛之书确有引发后世纬书出现的嫌疑。另一方面说明古谶与今纬皆非孔子所作。古谶纬是天命显现，是天感应人事自然而然产生的。刘勰三重其言，“有命自天”“昊天休命”“前世符命”。自然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受有意志的天统辖的。所以古谶并非世人所作，圣人只是“叙录”，同时揭示了今纬托名于孔子的无意义性。在上述论述中，刘勰始终肯定“河图”“洛书”的真实性和天命性，结合《原道》篇形成了“宗经”的思想体系：道—“河图”“洛书”—经—文。

刘勰将“河图”“洛书”定义为古谶并非对纬书中的“河图”“洛书”置之不顾，而是将其纳入到纬书之中，一并批评和吸收。“若乃牺、农、轩、皞之源 ，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银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纬书“有助于文章之处”便是其“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就“事丰”来说，“河图”“洛书”中有不少关于神话传说、山川地理、历法天文等记载。例如，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将“山渎”解为《河图括地象》等。[6]诚然此注解不准确，但其中确有关于自然地理的描写，如：“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员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之，与天地同休息。其柱铭曰：昆仑铜柱，其高入天。员周如削，肤体美焉。”（《纬书集成》）就“辞富”来说，“白鱼”“黄银”等都是上天的符瑞，这些词汇色彩鲜明、华丽生动。“河图”“洛书”作为瑞应圣王的祥瑞往往与自然风物、金石珠宝联系在一起，文辞也极为华丽，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引用和效仿的对象，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语言。谶纬中的河洛之书，因其丰富的“事”和多彩的“辞”给后世文人创作提供了经验。

“河图”“洛书”一方面作为古谶，成为人文之源头、教化之依据；另一方面作为今纬成为“后世辭人，采摭英华”的对象。刘勰依据汉人对“河图”“洛书”含义的发展，从儒家教化和文学审美两个方面对“河图”“洛书”进行全面接受。

参考文献：

[1]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M].北京：中华书局，1986：492.

[2]郭彧.周易 [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萧统.文选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张立齐.文心雕龙注订 [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5.

[5]詹锳.文心雕龙译证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13.

[6]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41.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生）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