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非关系升级版

张春

1955年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标志着亚非国家团结意识的觉醒。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团结”一直是指引亚非合作及更大的南南合作的基本原则，20世纪6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兴起即是印证。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南方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的内部发展分化逐渐明显，如何升级中非合作值得思考。

全球视角下的中非合作

中非合作中最明显的体现应属1971年非洲兄弟们将中国“抬进”联合国。进入21世纪后，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成为热点，到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时达到高潮。非盟于2005年3月通过了有关联合国改革的非洲共同立场文件，其中称“非洲的目标是实现在联合国所有决策机构特别是安理会中的充分代表”，这意味着非洲“需要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该文件还称，尽管“反对否决权，但只要否决权仍存在，出于公正原则，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都应享有否决权”;至于哪些非洲国家应获得何种席位，非盟坚持应由非盟负责非洲代表的遴选，而相关的遴选标准完全是非盟内部事务。

中国一贯支持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的立场。一方面，中国强调在安理会改革时，一定要照顾到地区代表性，特别是强化非洲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另一方面，中国始终没有干涉非洲内部围绕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席位分歧，不就支持哪个/些非洲国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表意见。

中非合作的议题性团结最明显的体现是联合国2015年后议程的拟定。在2013年第68届联大召开之际，中国政府公布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提出了中国对2015年后议程建构的指导原则、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实施手段等的总体看法。非盟也于2014年2月通过了其有关2015年后议程的非洲共同立场文件，提出了非洲对2015年后议程建构的三项指导原则和六大支柱。双方既有重大共识，也存在相当差异，后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并未强调非盟所关注的科技创新;二是中国认为和平安全议题不应当纳入2015年后议程中讨论。但事实上，中非双方已通过其他渠道实现了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如中国在2012年发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等。

地区视角下的中非合作

如果说全球层面的中非团结相对容易实现，那么在地区层次上，当非洲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合作时，由于其相对明显的阵营划分，其团结便可能更难以实现。尽管如此，中国仍努力推动非洲地区的团结，并进而促成中非团结。

自独立以来，非洲的内部团结长期存在问题。在多数非洲国家赢得独立之后，关于联邦主义的讨论逐渐兴起，其代表是加纳国父恩克努玛倡导的以“非洲必须团结”为口号的泛非主义。但其首轮尝试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事实上失败，泛非主义在1961年出现了事实上的分裂，即后来的蒙罗维亚集团与卡萨布兰卡集团之间的对立。

进入21世纪，非洲团结的激进派与温和派斗争再次兴起。导致这一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宏大的泛非主义计划，一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宏大却不现实的“非洲合众国”计划，二是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推动的非洲安全、稳定和发展合作大会，三是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提出的“新非洲倡议”即后来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最终，在以卡扎菲为代表的“新卡萨布兰卡集团”和由奥巴桑乔和姆贝基代表的不那么明显的“新蒙罗维亚集团”之间进行了大交易，铺平了创建非洲联盟的道路。

在2007年的非盟峰会上，非盟决定启动有关“非洲合众国”的“大讨论”，激进派与渐进派的矛盾再次凸显。随着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2011年西亚北非国家政治转型的启动，非洲统一的进程再次陷入停滞，有关联邦主义与非洲地区一体化的尝试又一次跌入低谷。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有关泛非主义的讨论发生了转向，即通过追求非洲“单一计划”或“单一声音”而逐渐实现非洲团结，其具体例子可从三个共同立场的形成中看出，即非洲“2063年愿景”、非洲在2011年釜山发展援助高级别论坛上的立场，以及非洲对气候变化的共同立场。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非洲实现团结的几个发展趋势：一是逐渐从依赖外部帮助转向独立发展“单一声音”，实现真正的内部团结而非外部驱动的团结;二是发展“单一声音”的机制路径日渐成熟，特别是逐渐实现了“单一声音”制定过程中的“政治独立”与“技术依赖”的合理结合;三是“单一声音”的制定机制日渐成熟，特别是形成了大国主导与地区代表性相结合的合理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非洲的内部团结并非易事，但在对华关系时却体现出了一种合作。这是非洲自身有意识的努力，特别是在前四届中非合作论坛中，诸多非洲国家都呼吁非洲以“单一声音”面对中国。2012年，非盟正式加入中非合作论坛。

双边视角下的中非合作

就双边层次看，中非合作的最大问题在于，尽管很多非洲国家都从中非合作中获益良多，但对他们而言，真正重要的关系仍是与西方特别是其前殖民宗主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的合作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与西方特别是其前殖民宗主国讨价还价的工具。

尽管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5年来对促进中非合作有重大贡献，但在如何平衡集体性决策与双边性落实的关系上仍很微妙。一方面，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合作的集体性平台，每届论坛的成果均是集体性的。另一方面，中非合作论坛相关政策举措的具体落实仍是双边性的。由此而来的便是论坛集体决策后的双边性的蛋糕划分问题。这也是中国始终将中非关系，无论是整体的还是国别的，都称作“双边关系”的重要原因。

更为深层次的，随着中非利益共同体的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深化，中非之间迫切需要建设“责任共同体”。即中国与非洲，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双边国家性的，应该相互负责，共同推动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但当前的现状有两大特点：一是中国单方面对非洲做出承诺或单方面设定自身对非洲的责任，而非洲方面缺乏相应努力;二是中国对非洲的有限的责任要求都是积极责任，即如何配合中国自我设定的责任的兑现，但非洲方面对中国提出的责任要求往往更多是顺应西方或其殖民宗主国的思维而来的。

如何使中非合作真正实现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团结”精神？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推进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三位一体”建设。其一，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其二，在经过60年左右的发展之后，中非今天已经结成了坚实的利益共同体。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同时也是非洲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和新兴投资来源地。非洲则成为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的投资目的地。李克强总理访非期间提出的六大合作工程、三大网络建设必将进一步夯实中非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其三，中国与非洲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初提出了各自的长远发展愿景，分别是“中国梦”和非洲2063年愿景规划，而当前的中非合作无疑是实现上述长期发展愿景的重要基础。

在这里，责任共同体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一方面，短期性的利益共同体和长期性的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既注重短期效应、也注重长期效应的责任共同体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无论是利益共同体还是命运共同体，都必然蕴含着共同体内部各方的相互责任和积极责任，而非单向责任和消极责任。因此，未来双方需要从相互责任和积极责任角度，打造中非关系升级版，为中非关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