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瞬的历史与摄影史的一页

张承志

摄影家广河隆一在《巴勒斯坦》一书里，写到了他人生转变的体验：

正是全共斗运动走向终焉、年轻人从街头的直接行动开始退却的时候。那是一个“公社”或“乌托邦”等词汇正带着悦耳的声响出现的时期。……那时吸引我的，是马丁·布伯所谓“社会主义的尚未失败的一个尝试”。在世界史进行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几乎都受挫了，马丁·布伯说，但以色列的基布兹至少还没有……

我参加了去以色列的基布兹研修。在基布兹早起坐着拖拉机去果园干活，摘橘子和椰枣，中午回来吃饭洗澡，下午进行希伯来语的授课。……

那以后，隔了些天，我看见在我们劳动的基布兹的向日葵田的对面，有一片白色的废墟。那里，瓦砾被仙人掌和杂草半埋着……我向基布兹的成员询问这片白色废墟的事，但没有一个人给我回答。这儿的人也说不定在隐瞒着什么事—从那时起，我开始这么想了。

白废墟的解答，是在超过一年以后……一天，一个犹太朋友气喘吁吁地跑来，在我面前铺开一张旧地图。这是以色列建国前的一九四八年地图。以色列在这幅托管统治的英国政府制作的地图上加印了新地名。那时以色列还没有制作地图的能力，在借用着英国地图。

在这幅地图上，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巴勒斯坦村庄的名字。而几乎所有这些村名之下，都被用希伯来语写上了“haruz”，即“已破坏”。更吃惊的是它们旁边盖着圆印、印刷着新的犹太人殖民点的名字—多数都是基布兹。而那些被注明“已破坏”的阿拉伯村子中的一个，就是我看到的白色废墟。

后来见到巴勒斯坦人法律家萨布里·杰里斯的时候，他给我讲了村子被毁坏的过程。要注意的是，村庄并非在一九四八年的战争中，而是在战后一九五四年前后被毁。据 《巴勒斯坦殖民》（M.R.麦赫迪著）：以色列建国前的四百七十五个村庄，到了二十五年后的一九七三年剩下不过九十个！

以色列制造了许多法律，合法地破坏村庄接收土地，再将之移交给附近建立的基布兹或莫夏布（尚未像基布兹那么合作味道浓厚的农业组织）。也就是说，我是在村子里的人都被驱逐被赶进了难民营、村子已经化为废墟之后—在那块田里劳动的。

我想知道得更多些。但搜寻巴勒斯坦现代史的书，却怎么也找不到。历史书里，只写着些对以色列有利的内容。那一阵，听说了一个名叫阿龙·冦安的犹太历史学家，由于他发表了真实的历史，被视作通敌行为遭到逮捕，他的书也从书店全部消失。我找到他的基布兹，把书弄到了手。他的《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叙述了犹太移民怎样在巴勒斯坦获得土地。电影《光荣的出走》最后映出的绿色原野，正是犹太人求购的“无主之地”（原文：不在地主），把一直持续居住了数百年的巴勒斯坦农民驱逐之后，再由犹太移民耕种的田地。

对于我，基布兹开始迅速地褪色了。（广河隆一：《巴勒斯坦·序言》，10—13页，岩波新书二○一二年版）

白石头的废墟。“破坏”和新的地图。

就这样，他懂得了自己作为日本的左翼学生满心敬意参加、被马丁·布伯说成“唯一没有受挫的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以色列乌托邦，就建设在一个被残酷抢夺、烧光赶尽了的巴勒斯坦古老村庄之上、建设在无辜的巴勒斯坦人的血泪尸骨之上。

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学术会议一度造访、挥手一别两不相认。唯那些怀着感情重归再访的人，唯那些纠结于对当地和现场的道德不能放弃内心对自己的盘问的人—可能达到与“内部”的结合。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次年的一九六八年，我再度访问耶路撒冷。是在犹太圣地哭墙前已变成了大广场、所有建筑都被毁掉、住在那里的六百户巴勒斯坦人己被驱逐之后。走上里面的高台，我目击了推土机正把家屋推成瓦砾。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沉默着凝视着一切。待一九七六年再去，这大高台已干净地变作了犹太人区。在这里，合计六千五百个巴勒斯坦人成了新难民。（13页）

对于摄影家来说，与“内部”的结合，决定于思想的惊醒。而这种惊醒的瞬间，是摄影艺术“瞬间捕捉”的基础。

广河隆一在这次惊醒之后，开始了他拍摄中东真实、援助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人生长旅。在被吹嘘为“社会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据点基布兹上获得启蒙的广河隆一，是当代最著名的中东报道者。

一九八二年，贝鲁特的沙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发生了以色列组织的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就在遗体还在抽搐时，广河隆一已经赶到了现场。是他把难民营大屠杀的真实，最快地告知了世界。可以说，在职业记者与摄影界，唯有他的作品，能与加沙人和流血同步的“瞬间捕捉”相比拟。

至今天，这位日本人已经是这个地球上为巴勒斯坦人民仗义辩护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问题最简洁可信的入门书。

与此对照，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却因各种原因，大肆吹嘘那些埋着尸体和冤屈的殖民点。他们能否也像这位日本人一样在真实之前惊醒？这要看他们是否长着倾听真实的耳朵。如果他们对殖民主义还能拒绝，如果他们对他者的苦难尚知同情，那么他们将会为自己的言行羞耻。“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占领与压迫之上、不能建立在他者的血泪之上。

窗外，骇人听闻的加沙杀戮硝烟未散。

被害者依然没有屈服。这回他们采取的，是在被屠戮的时刻、瞬间同步地进行的摄影斗争。

加沙难民用手机拍下的画面上，尸体堆砌，血在奔溅，人在哭喊，孩子惊恐地对着自己的断腿号啕。刚写下一句我便觉得为难—当追述历史时由于历史的残酷，引用会莫名地变得不妥：难道文明的杂志能印上成排成排被裹尸布包着的婴儿尸体么？难道纤细的读者能接受一幅幅内容都是父亲抱着被炸断了腿或胳膊、被炸出了肠子或被炸掉了下肢的小女儿的尸体号啕的照片么？

尽管媒体不充当媒介，消息依然在飞速传播。每一滴泪、每一滴血、每一具无言的尸体，都在绝望中，在下意识中，被传播散布，被送达腾讯、脸书和一切网络，撒盐入海，散布到世界上千家万户每个角落。

这些图像信息，每晚都即时地对行骗的无耻媒体掌以耳光。但是被图像吸引的人也许忘了：这种摄影行为包含的意味。他们举起手机，其实他们不抱希望。他们拼死地记录，好像要把图像留给苍天。他们用最后的力气，一次次按下快门键。

他们似乎知道“瞬间”一闪即过。他们好像马上准备奔赴国际法庭。他们比别人更相信正义没有死。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坚信自己才是摄影家—既然资本宣传已控制全球，摄影家和新闻人都成了资本娼妓。

整个加沙举着手机等着落下的白磷炸弹。整个加沙都在摄影，在他们倒下的一瞬、在他们断肢流血的一瞬。伴随着汹涌的鲜血，照片源源投向网络，与屠杀同步，与喷涌不止的鲜血同步，与百分之一秒同步。

就这样—最新的影像如咕嘟涌出的热血，一刻不停地、不断涂溅、每天每时地覆盖了电视的谎言。其实就历史学而言，这突兀的一瞬间难以捉摸。究竟该怎样学术兮兮地归纳总结这一瞬，抑或说历史的一页呢？历史学也在直面考验。喷涌的影像，与即时的、关于他们的不真实新闻一起，与世界对他们的抹杀一起，叩问着人类良心的底线。

漫长的摄影器材史被一笔勾销了，如今剩下的最后一款相机是手机。摄影就这样彻底结束了它的贵族时代。它不仅从专业圈里脱壳，变成了“每个人”的娱乐，不仅粉碎了一切技术与规矩、变成了大众的卫生纸和塑料袋一样的日常消耗品—它模糊了专业摄影家与画面中主体的界限，把他们统一在一个思想之上，让技术和艺术沿着虚伪和正义的红线，重新排队。

虽然视角太过残忍，但是必须承认，新的艺术浴血重生了。

我联想到了一个词：“隐喻。”若干年之前，由于侵略伊拉克的美军大兵在对战俘施虐的同时拍数码照片取乐，引发美国的犹太公众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提出了一个费解的“隐喻”理论。

苏珊·桑塔格选择的是美国兵，于是引出了一个摄影行为的“主体”问题。接着是桑塔格的主题：她选择的是美军在他者土地上的变态行为，即“拍摄”被他们折磨侮辱的战俘和平民。

她虽不同意这么使用摄影手段，但认为可以使用军事手段。她明言美军去伊拉克行使屠杀“绝对有权”（苏珊·桑塔格说：“美国绝对有权搜捕那些罪犯及其同谋。但是，这种决心不必是一场战争。”她还针对美军在阿布格雷布监狱自拍虐囚的摄影行为说：“以这些图像作为美国人在伊拉克全部努力的简明概括，对于在一场确实推翻了现代社会一个恶魔独裁者的战争中看到一些合理性的那些人而言，确乎是‘不公平’。”[《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注目他人受刑》，均为黄灿然译]）—于是还有“前提”的存在。

单就摄影而言，在二○一四年发生的以色列对加沙的屠杀过程中，巴勒斯坦人使用手机拍摄向世界发信的行为，在抵抗屠戮的“前提”、正被屠杀和流血的人乃是摄影“主体”、为屠杀提供第一时间证据的“主题”等几个基本限定上，都超过并否决了桑塔格的视角。

那些擦拭着手里的尼康、盘算着换一台F-35的专业摄影家们，不屑地瞟着加沙的图片，用不以为然的表情掩饰失落的慌张。早已不是总结他们的时候。或许唯此一次，一门艺术如此精确地占有了一切：前提、主体和主题。

这样的作品与行为，它深含的艺术史地位不言而喻。当然，是在付出了鲜血淋漓的代价之后。加沙的启示是世纪性的，因为它被逼到了最后一道墙前，它检验着人们标榜的人道主义。

有人说，穆斯林对以色列屠杀加沙抗议，只是出于信仰同一宗教的感情。为了对狭隘表明距离，他们不回应这种抗议—不消说，在“朋友圈”里用沉默表达的这种观点，不过是对自己冷漠的辩护。

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心理只是对世界正义的低估。他们不知道，哪怕就在这一次，抗议以色列屠杀的主力也是西方、拉美、非洲各国的正义人们。那些人并不是穆斯林，但他们是高尚的人，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如同曼德拉的庄严宣言：“只要巴勒斯坦没有获得解放，人类的革命就尚未成功;只要巴勒斯坦没有获得自由，我们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

仿佛专门为了冷漠病的患者朋友，解释的语言，是一位为巴勒斯坦人而牺牲的犹太姑娘若雪留下的。这位年轻的美国女孩，为阻挡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伸开双臂保护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家，居然被六十吨重的推土机活活碾死。

既然人们习惯了指鹿为马，非选择这种发言者是“美国”而且是“犹太”女孩的例子，不能与冷漠病三期的朋友们对话。维吾尔族歌手何力（Halil）有先见之明，所以他早在十年前就写成了《若雪之歌》。

何力的歌曲著作，清纯而简明。一排排自白般的汉语诗行，给人淡漠忧愁的联想。在媒体每天的坏消息轰炸里听何力的这首歌，只觉失语，不愿感慨：

让我唱一支歌谣

献给生命的无常

这个星球上活着的人

总是来去匆匆忙忙

那些死不瞑目的人

是否已找到天堂

何力的这首歌，是中国歌曲（包括诗）中唯一的一首—给那个为他人而死的美国女孩写的歌。唱一支歌谣，献给生命的无常。如今重新听，歌里的一个个词都仿佛活了，何力如有预感，歌在历史的一页翻过之后，呈现了含义。

那些死不瞑目的人，是否已找到天堂。必须说—由于这首《若雪之歌》，那一次，中国没有在人道的关口失节。

时值古尔邦节，一个残酷的关于牺牲的祭日。在这人人摄影的时代，网络上不断传来大会礼的图片。西宁今年的会礼据说有十五万人，画面上白帽子如滚滚大河，不尽地铺向天边。

宛如一个停顿，好像一次沉吟，又有一张照片被投入网络。宛如给这一次长河般的摄影大战点上一个句号，那是一幅轰炸之后的加沙，残破街区的聚礼：

一座清真寺的高塔被拦腰炸断，它危险地轰然坍塌，斜斜搭在一栋半颓的房檐上。在危塔的下面，不屈的加沙人就在那随时可能轰然砸倒的断塔下，在遍地血迹瓦砾中，正顽强地集体聚礼。

白帽滚滚的图片，往往使我感到孤独。唯有这帧断塔威胁下的加沙一瞬，如同轰击，使人振聋发聩。它宛如这场悲壮的摄影抗议的结语，宛如滔滔的举证大河的最后一个浪头，有信仰的人在目击它的一瞬都失语了，哪里是礼拜，这是对天理的宣誓。

—像是在呼应我的感受，随即爆发的南非游行中，黑人们高高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加沙！你的勇气，你坚定的信仰，使我们羞愧！”

不愧是受尽歧视的南非黑人，他们的表达彻底而清晰。是的，使我们羞愧，在一切意义之上。

远不止南非的黑兄弟，整个世界都在躁动。就在血浸的画面正中，良知正在醒来。桑塔格差之远矣，唯有这种瞬间—影像不是在隐喻，而是在判决和宣誓。被屠杀与被剥夺的人，给历史以记录、给我们以启发。

由流动的画面串联，人的对话在不歇地进行。在无声的断塔下，加沙和南非、中国和世界、弱者和穷人—会意的心跳，暗示的意思，悄无声息地穿梭着，沟通了被媒体阻塞了的、人类的交流。

血液就这么流动了，人类就这么获得共识。一瞬间人又感到亲近，全球设置的宣传工程遭到了嘲弄。几十万人的大场面没有如此力量—唯此孤独的一瞬，它感动了世界。

由于倒下的加沙抓起手机，历史的瞬间被捕获了。摄影史的这一页，远远不只是什么隐喻—这一页是对今天的揭发和给未来的启示—会占据人类文明史上耀眼的一页。这一页的作者名叫加沙人，未来进步的人类，将在他们的墓前洒下高尚的眼泪。

这是一次关于瞬间的追问。那些死不瞑目的人，一定会找到天堂。今天会变成过去，但尊严的瞬间不会过时。生值此时不必抱怨，人要祈求三生，才能获得如此的一瞬。

完稿于二○一五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