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茂爱
一次重要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
——记上世纪九十年代贵州建镇并乡撤区工作
文丨王茂爱
“小乡”时代,乡干部只管传政策、盖公章、催公粮、抓计划生育,群众也只想着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建镇并乡撤区后,政府开始抓产业,群众开始关心市场。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工作主旋律时,我省基层干部群众的观念也基本跟上了趟。
很多人或许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贵州进行过一场重要而特别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这就是建镇并乡撤区。
涉及面广。当时除贵阳所辖5个市辖区,区下直设办事处,以及铜仁的玉屏、黔东南州的岑巩因规模小和历史上多次变动,为县直辖乡外,全省还有80个县和特区在县和乡之间设置有区。因此,这次改革直接涉及约630个区,3776个乡(镇),5万余名干部职工,关系到3000余万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
争议很大。一方面,区管乡由来已久,大家已经习惯,撤区后,小乡并为大乡,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运转方式以及干部职工的工作、生活方式都要转变,需要时间适应。另一方面,乡是最基层一级政权,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并乡弄不好会削弱基层组织建设,大家都很担心。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不应撤区并乡。因为贵州是山区,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农村主要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乡的主要任务就是传达贯彻中央精神,完成上级交办事项,了解反映社情民意,调解群众矛盾纠纷,以及给办结婚证的人出具证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