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商人宋则久和《宋则久论著》

陈凯

宋则久（1867—1956），天津人，20世纪上半叶以创办国货售品所、提倡实业救国、推广国货而驰名。1919年，积极投身反帝爱国“五四”运动，与当年学界活跃人物马千里、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等均有交往。他虽仅受过私塾教育，系商店学徒出身，却能自觉追求近代文明，自学成才，在那一时代便已读过严复翻译的西洋经济学著作《原富》（即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且本人著述颇丰。史料显示，仅涉及工商经济的便有《中国实用经济学》《商务修身浅说》《买卖法》《十年商业进行策》《白话珠算讲义》《中国新簿记法》《售品所学徒讲义》等多种出版物。在他经营半生的国货售品所（后称百货售品所），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办有一张《售品所半月报》（以下简称《半月报》），公开发行。本文要介绍的《宋则久论著》（以下简称《论著》），便是他在《半月报》发表的部分言论与著述的集合。

《半月报》于1915年2月15日创刊，今年恰逢出版100年，是天津私营商店唯一的一份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其时正是民国初建，社会转型的时期，提倡新思想、新风尚成为潮流。从大时代看，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国货有了较好市场发展空间的可能。宋则久为实践其实业救国的理念，亲自主持设计、编写该报，为它制定了“提倡实业，鼓吹国货，激发道德，矫正风俗，灌输知识，传递技能”的办报宗旨。报纸的内容包括言论、要闻、小说等，另辟“孩童小岛”栏目，刊登童话、歌谣一类短文。它用当年传统的毛边纸印刷，每份一分五，全年报价连同邮费共三角。至1917年2月，因水灾停刊，1920年复刊，1925年再度停刊，先后出版达七年之久，这在当年商界是极为罕见的。

宋则久于1917年3月为将要出版的《论著》作“自序”，其中写道：该《半月报》“纯用白话体，意使略识文字之人，皆能读之。倘吾国四万万同胞，人人获读此报，富强中国，如反掌耳”。只是该报印售有限，又值停刊，遂将“原报略加增删，排印成书”，并定名《国民应读》发售，以使更多的人读到。然而，却因某些原因，该书未能付印。直到十多年后的1933年，原稿才被售品所同人发现，但认为原拟书名欠妥，遂更名为《宋则久论著》，以“国货售品所”名义出版发行。

《论著》分四卷编排，共刊发文字191篇，均为宋则久本人的言论和著述。宋氏于“自序”之后，还专门写了四条“著者声明”，称《论著》中多有“誉扬外国，褒贬中国”，讲外国怎样好，中国如何坏，其意在于“因症用药，刺激中国人心，早得觉悟，并非轻己媚人”，言语“讥讽指摘，难免有失中之处”，希望读者“谅之”。

从全书来看，《论著》有如一部小“百科全书”，既有实业救国，推广国货的言论，又有介绍国外涉及商界的动态；既有商品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又有传递金融、保险、股份公司等相关的新知识；既有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宣传，又有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启示；既有政治、宗教方面的言论，又有农、林、桑蚕等属于自然科学的信息……不过《半月报》毕竟是售品所主办，大部分还是同“提倡实业，鼓吹国货”的文字居多。在《发刊词》里，宋氏做了这样一个逻辑论断：要救国——必先救穷；要救穷——必得提倡实业；要提倡实业——必维持（即维护意）国货；如人人用国货——实业必发达；实业一旦发达——国家必富；国富了——国自然能强。再一个逻辑论断是：国货畅销——工厂必赚钱——有钱人必办工厂——工厂多了——穷人必少——地方遂得安静——中国便有了“太平气象”。售品所办报，就是“劝全国的人，全用国货”，使“实业发达，国货畅销”；而实业发达，国家则必能富强【1-2】。《半月报》的编辑，就是围绕这一中心开展的。

《论著》中刊载的《兵战与商战》一文，讲道理，有数据，文笔犀利，动人心魄，颇有代表性。文中写道：兵战是用枪炮打，其势猛烈，有生死，有痛苦，打败了，痛苦的是阵前的兵士和战地的人民，经一时的忍耐，将来还是英雄。而商战是用工艺打，就是制造货物，拿知识技能打，没有生死、痛苦，是和缓的，人人不觉，打败了也无须议和。只是今日败，明日败，败来败去，洋布、洋线、洋针、洋油、洋灯、洋烟、洋火柴……都是“洋”的了。“而今土货被洋货打败了，每年漏卮（入超）按一万万计算，通商七十年的功夫，已经赔了七十万万两”！又说：中国人所受的罪，受外国人的气，就是因为“国弱”，因为没有钱练兵；之所以没钱，又因为“实业不兴”；实业之不兴，正在于“国货全被洋货战败了”。随后又从社会不安宁，“盗贼遍地”说起，就是因为“民贫”；“民贫”又在于“人多事少，无处谋生”；追根寻源，都是因为国货被洋货打败了，没有自己的“实业”所致。然而，宋则久同时又看到“热心志士”兴办近代工艺的新局面，当时，中国人创办的纺纱厂，已近40家，面粉、火柴业已有20余家，爱国布（国产，因抵制进口洋布而得名）、毛巾一类的小工厂已达一两万家。由此他又写道：“天下万事，不怕事不成，就怕人不办”，“大家齐心”，不但能克服商战的屡战屡败，还要“攻”，“把本国的货，运到外国去卖，要赚外国的钱”。虽然，在当时这还被视为“妄想”。【108-117】在另一篇文章中，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仅1912年（民国元年），进口“洋货”价值达四亿七千多万两，单是布匹一类就达一亿五千多万两，其他如洋服、鞋帽、手套、海味、洋酒、牛奶、咖啡、纸烟……，充斥中国市场。宋则久却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多大的福气》为题反讽，继而意味深长地写道，“你以为福气多，你看将来受罪吧”，而且不用将来，眼下“已经受大罪喽”！【24-25】

《论著》还收集了近20篇记录当年各种国货展览会的文字，那时的展览会展卖的国货，多是轻工业制品，更不乏手工制作物，痱子粉、蚊子香、铅笔、粉笔、墨汁、蓝墨水、牙粉、香皂、罐头、果酒……不一而足。虽然表明生产力水平低下，却都是国货。展会会场有各种戏法、西洋景、法鼓会、乡间的吹会、音乐会、警察厅军乐队的表演；还有售卖炸糕、蜂糕、鲜货、干果、梅汤、茶水等食品的，热闹之势有如庙会。会场设有当年时兴的“演说场”，“或一人独演，或两人问答”，听众“皆恋恋不去”……如此场景，宛如一幅生动的市井画卷。而其目的全为推广国货。

宋则久还创作了4首文字通俗的《维持国货歌》，即顺口溜，现摘下若干句列后：

“人人尽用本国货，工厂多，闲人少，事多容易找，弟男子侄无闲人，求财借当见不着，盗贼无，乞丐少，平平安安过日子，大家想想好不好”。

“既是中国人，应用中国货，莫谓不干己，人人应尽责”。

“救中国，用国货，国货畅销民安乐，虽然自己是富人，须想天下贫民多”。

…………

在移风易俗方面，他既批判妇女把脚“缠的骨折肉烂，爹爹妈妈的乱叫”的缠足恶俗；又提倡男人剪掉“又费功夫又费钱”的辫子。甚至指名道姓地批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寿日，声言“不让庆贺”，实际上北京各“大老”还是“入府庆贺”，“各部院亦是停止办公”，大总统不过是“嘴”上功夫【266】。对同宋则久本人“交情不薄”的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为母丧“出大殡”的“恶风俗”，也在《半月报》上公开予以批评【262-264】。

宋则久还十分重视教育，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基础”，要“活到老学到老”，对黄任之（炎培）先生倡导的职业教育更是推崇。

《论著》内容丰富，不及一一引述。可以说，它以爱国商人的视角，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记录并留下了一份上世纪初，中国的国情、社情、民情的若干史料，颇有历史和人文价值。

1949年天津解放时，宋则久已退隐北京香山，周总理曾请刘清扬代为探望，并邀请宋氏参加政协工作。其时，宋氏已年逾八旬，以体弱多病婉辞。1956年，宋则久以88岁高龄谢世。

资料来源：

《近代天津十大实业家》，天津政协文史委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出版。

《宋则久论著》，国货售品所 1933年出版。

附言：

1.据知，《论著》国家、本市图书馆均未收藏。仅中科院图书馆有藏。另就是网上有旧书可寻。

2.本文凡引《论著》，大多仿学术文章标注了页码，以便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