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中主要女性形象分析

陶盎然

（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红高粱》中主要女性形象分析

陶盎然

（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红高粱》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其内容丰富，意义深刻。学院派的导演背景给予了影片深厚的理论内涵，其中对于女性的构画更是影片重要的理论阐述与表达。本文将针对片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和意义承载进行浅析，力图从一个侧面阐述影片中的女性主义理论构架。

女性形象；男性欲望；“被阉割”

《红高粱》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继承了第五代导演对于沉重民族性和人性的挖掘的特点。在这部影片中唯一一个主要的女性——“九儿”，更是张艺谋所着力刻画的。在一部充满着男性色彩的片子中，九儿这个女性形象不断完成着女性形象的意义转变，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女性形象意义的升华。

一、男性欲望的载体

“九儿”这个名字在这部片子中存在着更深层的含义。这部片子是围绕着做酒的作坊展开故事的。“九儿”是“酒”的谐音，同时又成为了这个做酒作坊的掌柜。“酒”在中国的物像之中，是男性化味道十足的。并且酒是欲望的象征，人在饮酒之后，欲望能够得到满足，精神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九儿”作为掌柜的，处于这些欲望象征的最顶端层面，此刻的“九儿”俨然化身为欲望的象征，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着高于“酒”这种欲望的含义。“九儿”这种作为男性主体的欲望客体的隐喻在影片的一开始便显现十足，在荒芜人烟的送亲道路上，一群送亲男子开始捉弄这位唯一的女性，在捉弄的过程中还充斥着荤段子，这一次的捉弄完成了男性的一次释放，这种释放有精神层面的，同时也有生理层面的。在精神层面上，患有麻风病的掌柜的男性机能和特征想必并不如他们，这点在他们嘲讽式的叙述中也可以感知到，但是他们这些铁骨铮铮的汉子眼看着这个漂亮的女人，在自己千辛万苦的欢送中，被送到了另一个在身体机能和男性特征层面远不如自己的病秧子手中，他们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生理层面，在高粱地中遇到强盗，他们只能背着身提着裤袋，眼看着这个女人要被另外一个男性抢走。在打倒强盗之后，九儿上轿，他们再一次提上了自己的裤袋，在轿夫对“九儿”脚部的触碰过程之中，这群汉子终于和这位美丽的女子完成了一次生理上的触碰，虽然短暂但是象征意味尤为明显。再后来，高粱地里抢“九儿”，疾风劲草中的野合，这种象征化的仪式，终于在影片中确立了她欲望客体的存在。在“我爷爷”后来的一再追逐下，这种欲望的色彩越加得明显。

二、走出“被阉割”的阴影

有学者曾经这样指出，“在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中，由于社会性别体制将男性设置为第一性，那么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将永远承受费勒斯缺失所带来的焦虑和耻辱。”①拉康认为，母亲的身份意味着女性能以“想象的费勒斯”填补“缺失的焦虑”。影片的精妙之处，也就在此显现了，第一个镜头交代了“我爷爷”和“我奶奶”事实上的婚姻，十八里红的得名，紧接着影片中的“我”就9岁了，“九儿”通过事实上的婚姻，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在这个家庭建立﹑我出世的同时，她也就没有了“费勒斯”恐惧，走出了被“阉割”的阴影。一洗之前欲望客体的无助，她获得了一次升华，她开始了更深层次的女性意识的萌发。九儿不再处于长期的被动状态，她开始独立。当看到罗汉的时候，她开始追逐，不顾一切地追逐，在影片的前两次“追逐”中，她都处于被动者的地位，被麻风病的掌柜“追逐”，被“我爷爷”“追逐”，形式的反转意味着角色地位微妙的改变，影片再一次展现她的劳动，伴随着的是孩子不断对于娘的呼唤。至此她完成了由“私有财产”到“人”的转换，再由“人”又到“女性”的觉醒。但是最后这个女性死在了侵略者的枪口之下。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导演为什么没有让“我奶奶”和“我爷爷”一起迎接新一轮的红日。从“我奶奶”之跑，到“我爷爷”的追，她始终没能挣脱男性的束缚。在“我奶奶”来之前，导演第一次让“我奶奶”展现了中国女性所独有的一些品质，比如“做饭”象征了中国女性“操持家务”这一有别于中国男性的品质。导演本来可以展现她女性意识的觉醒，展现女性和男性平等层面上的男女不同品质，这也正是女权主义在第三阶段所倡导的，这也更加符合男女差异性的诉求与升华。但是在“我奶奶”这一死中，它又回到了女性弱势﹑牺牲的象征层面。这是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诉求还是导演思想观念上认识的盲点，是很值得我们商榷的。

纵观《红高粱》中“九儿”到“我奶奶”的转变，这一形象展现了女性在成长过程之中，在所处文化﹑自身意识以及多种外力因素的共同交融影响下，完成了女性在一定层面上的反抗和觉醒。但是遗憾的是这个形象没有能够实现最终的突破。不过这个形象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种种现象，足以留给我们关于女性形象的更深思考。

注释：

①［美］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

J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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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0125（2015）05-01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