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漆之复兴

沈嘉禄

漆器时代正在复兴吗？

漆，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很平常，我们从小见惯了生活器具上那层或光亮或斑驳的涂料。然而，等我们稍稍具备了一些关于漆的知识后，就不敢对漆有任何的轻慢了。

中国是漆的国度，有着灿烂的漆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最先被东方民族使用的加工材料，除了石与木，就是生漆了。天然漆，也被称为大漆，是从漆树身上分泌出来的一种液体，呈乳灰色，接触到空气后会氧化，逐渐变黑并坚硬起来，具有防腐、耐酸、耐碱、抗沸水、绝缘等特点，对人体无害。而漆器，则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1978年，考古部门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朱漆木碗和一件朱漆筒，器型虽然笨拙，但经分析后确定其涂料为天然生漆。这两件漆器证明早在七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漆器制造技术并开始使用漆器。如果以浙江跨湖桥出土的那张漆弓为界，还要向前推一千年。

中国人一路走来，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现在还有专家认为存在着一个贯穿古今的玉器时代，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有一个绵延八千年的漆器时代与中华文明平行着。自周秦汉唐到明清，我们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可看到那洋溢热烈的朱红，深沉内敛的漆黑，璀璨晶莹的螺钿……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与大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今天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不经意中便能发现漆在日常生活中的痕迹。比如朱金木雕家具，以及更为寻常的朱漆提篮、提桶、洗衣盆、印糕模板等，抛开圆润美妙的形制不谈，光是包浆锃亮的漆面与镶嵌、描金、堆漆等传统工艺与纹饰，就是美不胜收的视觉享受。但是，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别是工业化与科技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来自西方世界的、充满现代感的家具以及陶瓷、玻璃，甚至塑料等器物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国的漆文化正在现代文明的夹击下步步退缩，退到为数不多的漆艺家那潮湿昏暗的工作室里。

201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日用即道：国际漆艺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次展览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第一次将漆文化发展得较好的国家召集起来，展示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法国、西班牙等国五十多位优秀漆艺家的代表作品。此次展览设了一个门槛：漆艺家必须使用天然大漆，以展现漆艺创作自然、朴素的立体形态。目的是想通过与世界上优秀漆艺家的经验交流，重建完整、健康的中国漆艺生态链。这个想法的提出，对古老中国而言是何等的伤感啊！中国的漆文化如今要靠这样的“盛会”，借助他国的外力来振兴，那我们的颜面在哪里？

今天，随着国力的增强，随着文艺复兴呼声的高涨，中国的漆器被揩去了浮尘，重现光辉，漆器及漆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空间被打开。特别是随着民间资本的进入，漆器的经济价值得到了肯定。艺术家希望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复兴的梦想。

脱胎漆器：曾有如此的光彩

中国现代漆器的分布面是很广阔的，主要有北京的雕漆、金漆，扬州百宝嵌发展出来的平磨螺钿、点螺、雕漆镶玉、刻漆、雕漆漆器，安徽的菠萝漆和漆砂砚，浙江宁波的骨嵌、泥金彩漆、朱金木雕和温州的堆漆描金漆器，山西平遥的堆鼓罩漆、擦色漆器以及稷山的软螺钿漆器和绛州的云雕，甘肃的雕填漆器，陕西凤翔的罩金漆器和西安的石刻镶嵌漆器，成都的卤漆漆器和重庆的堆漆漆器，贵州的大方皮胎漆器，广东阳江的腰果漆器和潮州的金漆木雕，江西宜春的布胎摆锡漆器，还有福建福州的脱胎漆器、漆画以及厦门的漆线雕等。而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福州的脱胎漆器在当代漆艺中无疑有着很突出的标本价值。

所谓脱胎，即在制作前先有一个石膏模子，然后在模子表面披麻（锤打过的麻布）披灰（瓦灰）数层，待稍干后打掉器胎清空胎体，留下轻巧的漆布层，再反复髹漆几十道，最后进行装饰。所以脱胎漆器质地轻巧坚固，色泽鲜艳古朴，耐热，耐酸，耐碱。“举之一羽轻，视之九鼎兀”是郭沫若对它的赞美。建国后的数十年里，福建漆器也一直是足以代表我国工艺水平的国宾级礼品和大宗出口产品，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三宝”。

如果放在长达七千年的中国漆史上考察，脱胎漆器还显得很年轻，它只有三百多年历史。福州人至今对漆匠师傅沈绍安怀有无比的敬意，清初，中国漆器看似繁荣，实则已经进入衰落期，不少漆匠只得去日本学习漆艺，沈绍安就是这类有眼光的漆匠。他在双抛桥经营一家漆器店，有时也会外出维修一些老漆器和古建筑，有一次偶然发现寺庙里的匾额，里面的木柱已出现腐朽，但用漆灰夏布裱褙的外层还完好无损。于是回家后仿照旧匾，用泥土塑出模型，在模型外裱上夏布，涂上大漆，等漆干后脱模，再行髹漆上色。经过反复试验，领悟出已经失传了几百年的夹纻漆器技法，最后在此基础上发明了脱胎漆器。（最近有一起事件成为热点新闻，今年3月份在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的僧人宝像，被指是中国福建失窃的文物“章公六全祖师”肉身像，而指认的依据之一就是这尊肉身佛像采用了与古代“夹纻像”相同的制作方法，这一造像技术始于东晋著名雕塑家、画家戴逵，到唐代达到高度成熟。）

沈绍安没有停止探索，他改用极细的麻布或丝绸糊胎，形成的漆胎与原泥胎基本一致，质地非常轻薄，漆面的绘彩就容易传神鲜亮，花卉人物鲜活如生。

脱胎漆器的问世不仅为中国漆器行业注入新工艺的特点，也使福州一跃而成为漆器名城。要知道，福州本身并不产大漆。

天然大漆从树上淌下来时是乳白色的，与氧气接触后慢慢转黑，故而中国人很早就用“漆黑一片”来形容黑的程度。战国、两汉的漆器大多用朱砂与黑色相配，正是为了调和色泽，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沈氏脱胎漆器虽然轻薄，但色泽稍嫌单调，族传家承至第五代时，沈正镐、沈正恂成功地将真金真白银碾成粉末调到漆料中去，并调研了葱白、米黄、天蓝、果绿、古铜等颜色，大大增加了漆器的观赏性。从此，脱胎薄料髹绘漆器产品几乎占据清末以后福州漆器的半壁江山。1898年，沈正镐、沈正恂将漆器送到巴黎参加世博会，一举获得金奖。此后，福州沈氏漆器又先后在多伦多、柏林、伦敦、费城等八届世博会上获奖。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授予沈绍安五代孙沈正镐“四等商勋，五品顶戴”，宣统二年（1910）又晋升沈正镐、沈正恂为“一等商勋，四品顶戴”。清末民初，沈家老铺的一件漆器可卖到七八百块银元。而薄料髹绘技术在巴黎世博会后被西方国家用于近现代金属喷涂工艺，尤其是家居器具和汽车制造业。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第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是采用福建漆器工艺来进行内饰的。

也曾危机来袭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落成，国庆十周年那天，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步入宴会厅，指着门口一对高达两米的古铜色大狮子说：“你们信不信，我可以把它们抬起来。”说完真的将其中的一只抬了起来，在场外宾无不惊呼。周恩来说：“并非我力大无穷，而是这只狮子本身并不重，它是福州的仿紫铜脱胎漆器，本身重量只有几公斤而已。”话音甫落，掌声一片。

从此，福州脱胎漆器的名声更加响亮了。

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漆器与国内几乎所有的传统工艺一样，面临市场大面积萎缩的世纪末危机，能正常生产经营的比较有规模的漆器厂不足十家，再后来，其“王牌部队”——福州第一脱胎漆器厂和第二脱胎漆器厂相继倒闭，实行转制，漆工下岗后要么去家庭作坊帮忙干些零活，要么转入家装行业。厂里库存只得以极低的价格抛售，老职工们面对此情此景，无不潸然泪下。

而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漆器还是很风光的，在每年两次广交会上还是国家出口创汇的主打品种。日本人也经常到福州来学习观摩，福州的两家漆器厂在关键技术上是保密的。今天日本漆器的不少工艺是从福州偷学过去的，但好几种秘技他们始终不会。比如薄料、弹染工艺，一定要以少女手掌最细嫩的部位来做，才能将掺有金银箔粉的彩漆均匀地抹在漆器表面，使其过渡自然。再比如勾画金线，那支特殊的笔是用入冬后从老鼠背上采集的毛做的，十几根做一支，甚至三五根做一支，纤细而有弹性，如此才能画出神采来。这种笔日本人不会做，想买，厂里不给。但是后来外贸放开，垄断局面被打破，大家看到漆器有利可图，一哄而上，大小工厂开了许多，资源、技工出现了紧张，材料也是你争我夺。在激烈竞争的态势下，有些人就用上了腰果漆和化工漆，以降低成本，缩短工时。鱼目混珠的产品在市场上低价倾销，加上消费者和批发商一再压价，这样一来劣币驱逐良币，国营企业入不敷出，产品也卖不出去了，大家一起死光光。

其时，日本和台湾的收藏家纷纷到大陆低价收购福州漆器，连机场免税店里的商品也被买空。为此，媒体发出声声哀鸣：“中国漆器彻底完了，今后要看中国漆器，只能去日本了。”

何以解倒悬？

为缓解这一倒悬之势，福州市政府以工艺美术行业管理办公室和工艺美术研究发展中心为指导单位，对漆器行业进行保护和发展。具体实施中，以“二脱”为漆器工艺保护基地，召集了一部分在家赋闲或在家庭作坊里打工的漆工和技术人员，还辟建了一个漆器制作工艺流程窗口供游客参观，不久还建成了国家传统工艺地理标志。2006年福州脱胎漆器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脱胎漆器产品生产的周期比较长，工艺复杂，劳动条件艰苦，对技术要求又特别高。一件漆器按工艺须上几十道漆，每道漆得干透了之后再上后面一道，阴干时对天气的要求也很高，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阴天最佳，为此工人们常常得加班。画一个一米多高的瓶子，如富贵牡丹，工笔满工，一个熟练工人得画一两个月，工钱反3000元。

一位老师傅向我叹苦经：“干我们这一行，过去都是师承的，你得有一两招绝活才能吃饱饭。但是师承关系也有缺陷，技术总是上不去，师傅得留一手啊。现在有美术学院开了漆艺系，比如广东美院、清华美院和本地的闽江学院，但学生毕业后都不愿干这一行，太苦太累。室内不能开电扇，更不能开空调，一切顺其自然。那个脏啊，还有刺鼻的味道。有人受不了，只干了一天就走人了。每个人对大漆这东西都会过敏懂不懂？浑身起泡，奇痒难忍，还不能抓破，一破就出水结疤，每个漆工都得熬过这一关，有的人一辈子过敏。今天的孩子怎么受得了？所以他们转行搞设计或家装了。”

现在的就业结构和就业观是有问题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当白领，轻视手工。而在日本，漆艺师动不动就成了人间国宝，整个社会对传统工艺都无比尊重。现在福州也实行大师津贴制度，确定了几名工艺大师，他们带学生的话，政府就给500元津贴。但谁都知道，500元在今天能对应多少购买力？

中央电视台曾在福州拍摄几个星期，做了一档节目《天趣人意》，专题介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福州脱胎漆器。节目播出后，马上有一批收藏家跑到福州来找漆器，漆器价格一下子翻了几倍，早几年贱卖库存的厂家都后悔不迭。

大漆的复兴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必然。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的漆文化产业化，也必然是在继承传统漆艺文化的基础上，融合现代审美观念的推陈出新。以福州漆器为例，大漆复兴主要依靠两股力量，一股来自市场，另一股来自艺术家。具体到表现形式，则在传统的脱胎漆器之外寻找更大的可能性和丰富性。

纳入学院体系的漆画

漆路漫漫，艺术家正在匍匐前进。

艺术家的审美选择意味着一种文化立场，从油画家变身为漆画家，沈克龙寻找着大漆突围的路径。沈克龙早先以油画家的角色行走江湖，在具象表达不尽兴后又转身抽象领域，再后来又着魔似的玩起了大漆，以漆为媒介表现抽象。他从漆的肌理与流动性中更兴奋地看到了中国哲学的深层次意味，对一个油画家而言，这是一次将艺术生命抵押出去的豪赌。

给他信心的是一位留德的画家苏笑柏，他是用漆画抽象画的人，作品色彩对比强烈，构图充满东方哲学的意蕴，大气磅礴，欧洲人观后击节叹赏。现在才知道，他是到福州跟沈克龙学髹漆工艺的。

南京艺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的沈克龙立志要将偶然变成必然，2007年，他用漆在麻布上同样表现出水墨的效果，“漆也可以晕散的，而且可以堆砌，这是宣纸上做不到的。漆画是中国的油画，它的历史性和民族性，使我看到了它的无限可能。将漆画拿到世界上与欧洲人对话，我们就会多几分优势和自信。”

但是漆画在整个美术范畴中还相当小众，上世纪60年代初，越南漆画到中国办展，让中国艺术家大为吃惊，由法国现代审美观念熏陶出来的越南艺术家利用大漆的特性创作出典雅美丽的摩漆画，使漆器有更大的表现空间，于是中国漆艺家开始了漆画的创作。但直到十多年前，中国美术评论的主流话语才承认漆画的地位，以前是一直将其列为工艺美术的。新中国美术六十年的“年谱”，在壁画一章中慷慨地给了十幅漆画作品，乔十光、黄维中、王和举、郑力为、蓝丽娜等老一辈漆画家总算进了庙堂。在市场上，沈克龙也亲历了漆画受到追捧的待遇，最近几年里，他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举办个人漆画展，市场反应也相当不错。

在福州一幢民居中，我找到了大汤坊——这是“七零后”漆画家汤志义的工作室。很宽畅的空间陈列着漆画和大漆家具，有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汤志义。这几天他常常被媒体包围，自从接受市政府的一份单子，为创作漆画巨作《三坊七巷》，他好几天连喝茶的时间都捞不着了。

汤志义是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漆画研究与创作中心主任，他也是从油画转向漆画的。他的作品《渔舟飘至》在全国美展上获得金奖，并与另一幅作品《香远》一起被中国美术馆收藏，2006年他也在上海办过个展。他对传统漆器的工艺非常熟悉。他将我领到两件漆屏前，一件是60年代的，一件是80年代的，后一件用了化学漆，现在开裂了。“你看看，用了化学漆就是这样，才三十年的寿命。保护基地请我修，我也感到困难重重。大漆髹饰的东西，旧了脏了没关系，手一擦光鲜如新。你再看，它不会开裂。漆器一定要用天然大漆，这是文化态度和文化立场的问题。”

中国美术学院在杭州象山有一个校区，离市区远了点，但环境与建筑都很有特色。在足球场看台下有一个天花板倾斜的空间，那是中国美院中国漆艺专业的创作实验室，这里是中国高等学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漆艺专业。

2005年对唐明修而言，是艺术生命的转折。曾经是同学的中国美院许江院长请他出山，担任公共艺术学院壁画系漆画中心主任。第一批本科学生只有二十几个，但他已经感到相当大的欣慰了。

漆艺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如何呢？唐明修表示，立志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不必被动地纳入当下的就业套路中，自己的作品过硬了，就不怕没饭吃。优秀艺术家应该靠作品生存，并立身扬名。

进入生活时尚的漆器

中国漆器的回归或再创辉煌，在进入学院的同时，也应该回归当下的生活现场。日常漆器应该重整粉墨，放低身段，欢欣鼓舞地走进千家万户，而那些纯手工、用天然大漆制作的器具，也应该重返我们的礼仪过程。

上世纪80年代，陈杰在福建工艺美校读漆艺专业，毕业后正值漆器厂“大逃亡”，他被安排到旅游局搞宣传，后来又干过导游。1984年辞职下海时许多朋友闹不明白：导游好啊，换换外汇赚个差价也能致富，你连这个都不会？陈杰不是不会，而是不屑。他老是对自己说：我是搞艺术的！

一开始他开了家装潢公司，还帮店家刷过店招和广告，1988年他建起了漆艺工作室，在福州的漆艺家中是领先一步的。他希望漆器回归生活，日常可以用，而不是供起来碰也不能碰。世博会期间，福州馆里的不少漆器作品都出自他的手，不少老外就盯着他的作品买。

在“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理念引导下，陈杰这些年一直开发新品种，比如家具、文具、花瓶甚至首饰。我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不少手镯，工艺是传统的，披麻披灰、炝金炝银等一点也不含糊，但器型是时尚的，女孩子一见就疯抢。还有屏风，独幅的，一件要卖到30万元，不少企业家买去放在客厅里，满堂响亮。

“很贵吗？我告诉你，做这样一件屏风，一百多道工序，耗时三年，材料费就是好几万，还不算时间成本。”陈杰说，“过去我们的漆器卖得太便宜了，你再看看日本，家里来贵客了，才会拿出祖传的漆器摆几个寿司，那是最高的礼仪。屏风？只有皇室成员、大企业家才用得起，一般家庭只能用代替品，比如化学漆、塑料胎的伪漆器，不值几个钱。”

后来陈杰觉得做小东西不过瘾，就做起了大漆家具。他根据现代居住空间所能提供的可能性，设计出三类大漆家具，客厅类的有条案、茶几、香几、罗汉床、贵妃榻等，公共空间类的有屏风、书案、花几、茶席等，文房类的有棋桌、茶桌、书案、画案、香几、书柜、博古架、收纳柜……

陈杰的大漆家具都是严格按传统工艺以榫卯结构制作的，硬木框架，花梨、酸枝、黄檀、黑檀等都是他选用的材质。面板则采用高密度椴木复合板，经过多层裱麻与披灰，保证不受气候条件影响，永不开裂、变形。

人们最喜欢陈杰的小型屏风，独幅，黑底五彩，贴了金箔，鲜明的东方风格和回味无穷的中国情调让人一见就怦然心动。陈杰喜欢蝴蝶，好几座屏风的点睛之笔就是一只展翅的蝴蝶，翅翼上的纹理清晰无比，色彩斑斓，翅膀扑闪之间，是醺醺然的春风。那是庄子的蝴蝶，是《红楼梦》里的蝴蝶，是《梁祝》里的蝴蝶，也是陈杰的蝴蝶。

有眼尖的人在陈杰的作品中看到了日本漆器的影子。这一点他倒也不讳言：“交流从来就是双向的。早在清末民初，福州有一个工艺传习所，李芝卿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所里有一位日本老师，李对日本老师很有感情，后来还去日本留学，他是建国后福州漆器传承和创新的标志性人物。日本的漆器精致啊！他们对漆器制作是非常虔诚的，漆艺家地位极高。但也有缺点，工业化生产遏止了个性张扬。”

日本的漆器之所以成为国宝而且至今还活跃在日常生活中，就因为生活化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比如最近被誉为“人间国宝”的漆艺家室濑和美在四款VERTU手机上以大漆装饰，每只售价高达2000万日元。而在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有不少漆画家将漆画当作美术的一个分支来看，故意淡化它的工艺性，这无异于主动与生活常态脱钩了。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漆文化从生活中来，应该回到生活中去。很少有一种材料能像大漆那样融入日常生活，塑造性格，并充满文化气息。它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表达思想情感的语言，只有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与我们同喜同悲，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所以漆器也罢，漆艺也罢，它们是同根豆荚，并蒂莲花，可以也必须随着季节生长、开花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