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员精神：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张海军

摘 要 采用家长式领导行为问卷、运动价值观问卷、运动动机问卷和运动员精神问卷，对495名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进行调查，以探讨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运动员精神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1）家长式领导行为对运动员精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运动动机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2）运动价值观在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动机之间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运动价值观得分越高，这种正向关系也越强；（3）运动价值观对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员精神关系的调节作用，是部分地通过运动动机为中介而产生。

关键词 家长式领导行为，运动价值观，运动动机，运动员精神。

分类号 G804.86

1 引言

运动的价值有时不在于比赛的结果，而在于过程，在于运动员精神的展现。运动员精神是运动员关心与尊重比赛规则、裁判、工作人员、社交传统与对手，对自己运动的完全承诺，以及以较低的负面态度参与运动（ Vallerand，Briere，Blanchard，&Provencher， 1997），其本质是构建适当的运动目标和传承运动道德的态度与行为，以使运动员保持标准化的运动行为。运动员精神经由模仿和观察来学习与增强.通过社会比较而习得，其中教练扮演了关键的角色（Goldstein&Iso-Ahola，2006）。

教练领导行为是影响运动员及其团队朝向某一日标的行为过程，它会影响运动员的运动目标、志向与运动员特质，从而提高运动员精神水平（Bolter&Weiss，2013）。因此，改善教练领导行为是提高运动员的运动员精神的一个有效途径。然而.华人企业组织的领导模式具有清晰可辨的特色，与两方的领导模式截然不同。因此，近年来，有关教练领导行为的研究中，家长式领导行为受到了华人学者和实践者的关注。家长式领导行为是在一种人治的氛围下，显现父亲般的仁慈与威严，且具有道德无私的模范（樊景立，郑伯埙，2000）。在运动训练或比赛中，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凸显父亲般的仁慈与威严，是道德无私的模范，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感知到教练的仁慈与威严后，会产生对教练道德无私模范形成模仿效应，从而促进运动员对教练感恩图报而努力，由此展现运动员精神。因此，可以推论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运动员精神可能有正向的影响。

动机是一个人努力的方向、强度以及持续的时间，是个体心理的重要因素。如果运动员有较高程度的自我决定，运动员就会越尊重和关心运动比赛的规则、裁判、社会规范与对手（ Donahue，Miquelon，Valois，et a1.，2006）。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能塑造良好的激励环境，能激励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被运动竞赛所吸引，增强运动员运动自信与胜任力（ Olympiou，2006）”，促进运动动机与态度的转变（Kavussanu&Boardley，2009），提高运动动机水平，也能“正向预测运动员亲社会行为和负向预测反社会行为（Sanchez -Oliva，Leo Marcos，SanChez-Miguel， Amado Alonsoy Garcia-Calvo， 2012）”，从而促进运动员精神水平的提高。因此，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而言，教练能促进其选择优先的运动日标，促进运动动机与态度的转变（Kavussanu&Boardley，2009），提高运动员精神。由此，可以推论运动动机在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与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运动员精神之间可能具有中介作用。

运动价值观是指个体对体育活动或运动本身所持有的一种独特的信念或标准，它支配着个体对运动的原则。从运动当中可以看出运动受到价值与规范控制，表现出运动员精神（Lee，Whitehead，Ntoumanis，& Hatzigeorgiadis，2008）。教练领导行为能激发运动员的动机，并通过情感来影响运动员的态度、信仰，其中价值观具有关键的影响（Zardoshtianl，Naghsh-bandi，&Jabari，2011； Gacar， 2013）。良好的运动价值观能让运动员感受到教练能的权威、公私分明、以身作则与体恤运动员，运动员因此感受到充分的激励，因而付出更大的努力去积极参加与尊重训练与比赛，从而提高运动员精神。相反，则会增加与教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使运动员觉得运动训练和比赛的意义减弱，从而难于激励运动员投身运动比赛，运动动机水平降低，进而不利于提高运动员精神水平。由此推论，运动价值观在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与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运动动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以运动动机为中介，进而影响运动员精神，从而表现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目前，虽然教练领导行为对运动员精神的影响，以及运动价值观和运动动机在其中的作用已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然而上述四者之间的关系缺乏实证支持。国内有关运动员精神的研究，主要关注了运动员精神结构与问卷的修订（郭远兵，2013）等方面，针对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效能的探索缺乏（杨毅，2007）。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是高水平体育人才，担负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及国内外重要体育比赛任务，其运动员精神水平代表了我国运动员精神的面貌。因此，本文以高校高水平运动员为研究对象，探讨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员精神的关系，以及运动价值观和动机在其中的作用（见图1），以期从理论上丰富教练领导行为的研究，也为提升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运动员精神水平的实践提供指导。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湖南、浙江、江苏等地区12所高校的高水平运动员为样本，运动员所从事的运动项目涉及足球、篮球、网球、排球、田径、体操、健美操等。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后，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95份，有效率为82.50%。其中，性别方面，男性运动员328名，女性运动员167名；年级方面，大一51名，大二184名，大三197名，大四63名：训练年限方面，1-2年91名，3-4年242名，5-8年136名，8年以上26名；运动等级分别为健将15名，一级93名，二级279名，其他108名。

2.2 变量的测量

2.2.1 家长式领导行为

采用鄭伯壎等人（ 2003）问卷，由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和权威领导三因素构成，每因素5项目，共15项目。在本研究中，以Cronbachα信度系数作为信度测定指标，三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7，0.82和0.8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指数X2/df=2.09，GFI=0.95，TLI=0.96，CFI=0.97，RMSEA =0.05，达到所推荐的标准。

2.2.2 运动价值观

采用Lee等人（2008）青少年运动价值观问卷，由运动道德（5项目）、运动胜任力（4项曰）和运动地位（4项目）三因素构成，共13项目。在本研究中，三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8， 0.79和0.8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数X2/df=2.12，GFI=0.96，TLI=0.97，CFI=0.98， RM-SEA =0.05，达到所推荐的标准。

2.2.3 运动动机

采用Pelletier等人（2013）运动动机问卷，由内在调节、整合调节、认同调节、内摄调节、外在调节和无动机调节六因素构成，每因素3项目，共18项目。在本研究中，六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79，0.90，0.88，0.84，0.82和0.7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指数x2/df=1.73.GFi=0.96，TLI=0.97，CFI=0.98，RMS EA=0.04，达到所推荐的标准。

2.2.4 运动员精神

采用Stornes和Bru （2002）多维运动员精神取向问卷，由完全承诺、尊重规则和裁判、尊重社会规范、尊重和关心对手、消极趋向和工具性攻击六因素构成，每因素5项目，共30项目。在本研究中，六维度α系数分别为0.91，0.80，0.85，0.78，0.88和0.8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指数X2/df=2.33，TLI=0.90，CFI=0.93，CFI=0.93，RMSEA =0.05，拟合指数达到所推荐的标准。

此外，运动员性别、年龄、训练年龄等人口统计变量对运动员精神产生显著影响（ Knortz，2009）。因此，本研究将运动员性别、年级、运动等级与训练年龄等作为控制变量。

2.3 统计与分析方法

在本研究中，所有问卷采用利克特7点问卷，从l（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采用SPSS16.0和Amos 5.0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主要变量相关分析

由表1可知，除运动员性别与运动员年龄、运动动机、运动员精神，以及运动员年龄与运动等级、运动价值观、运动动机、运动员精神外，人口统计变量、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运动员运动价值观、运动动机与运动员精神两两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p<0.05，p<0.01）。

3.2 运动动机在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员精神之

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表2表明，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家长式领导行为对运动动机与运动员精神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6和0.40 （p<0.01），说明家长式领导行为对运动动机与运动员精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根据Baron和Kenny （1986） “中介作用”思路来分析运动动机的中介作用。

表2进一步表明，同时加入自变量（家长式领导行为）和中介变量（运动动机）后，家长式领导行为对运动员精神影响的回归系数变小，但依然显著（第一步未加入中介变量运动动机：p=0.40，p<0.01；第三步加入中介变量后：p=0.29，p<0.01），说明运动动机在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员精神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3.3 运动价值观在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员精神

之间的调节作用

根据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检验（2006）提出了检验“有中介的调节变量”程序来探讨运动价值观的作用，而且为消除变量间共线性的影响，对家长式领导行为和运动价值观做中心化处理，再相乘得到交互作用项。由表3可知，模型二在排除控制变量（运动员性别、年级、运动等级与训练年限）、自变量（家长式领导行为）和调节变量（运动价值观）的影响后，家长式领导行为和运动价值观的交互作用项对运动动机仍具有额外解释力（β=-0.15，p<0.01），表明运动价值观是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动机之间的调节变量。模型五进一步显示，加入中介（运动动机）变量后，中介变量对运动员精神的B系数为0.26（p<0.01），交互作用项β系数为-0.09 （p<0.05），这表明运动价值观对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员精神关系的调节作用，是部分地通过运动动机产生的。

4 分析与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运动动机和运动员精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领导行为是运动动机与运动员精神的有效预测因素（ Stornes&Bru，2002； Knortz，2009；Bolter&Weiss，2013）”等观点一致。这是由于家长式领导行为能照顾、体谅运动员的运动员，展现运动技能专精的技术，恩威并施来影响运动员，运动员透过潜移默化的效果，提高运动动机与运动员精神的表现。回归分析进一步显示，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在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运动动机与运动员精神产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这是由于家长式领导行为显现教练父亲般的仁慈与威严，且具有道德无私的模范，这种仁慈与威严以及道德模范会增强运动员与运动有关的认知和动机，运动员通过自我知觉认同，内化教练的运动期望、运动价值、运动信念，以及运动目标，表现出尊重比赛规则、裁判与工作人员等，从而影响运动员精神。因此，高校应激励教练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塑造其领导行为，成为运动员的榜样，从而最大程度地提升运动员的运动动机水平，促进运动员精神水平的提高。

研究结果表明，运动价值观在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与运动员精神之间具有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部分地通过运动动机为中介而产生。这与“运动动机水平和类型会直接影响运动员的表现及行为.而教练的期望、信念除了会透过教练行为间接影响运动员的表现及行为外，也会影响运动员对教练行为的知觉、解释及评估（Horn，2002）”等观点相一致。根据Bandura （1986）社会学习理论，个体所展现的行为和表现，是经由社会化的观察学习与模仿而来，尤其是榜样的作用。具有良好运动价值观的运动员能感知到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体现出来的对自身运动训练、道德发展等方面的全面关怀与付出，运动员会产生一种被激励的工作动力，也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发现适合自身的运动方法，更积极投身于运动训练，从而展现出高水平运动动机，提高自身运动员精神表现。此外，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如果具有良好运动价值观的运动员认为目前教练领导行为能满足他们运动的需要，且教练越激励运动员，运动动机的水平也越高。同时，基于互惠原则，运动员也会选择提高运动员精神水平等来作为对教练的回报。因此，为了提升运动员精神水平，高校应形成良好的运动气氛，塑造教练领导效能，以此提升高水平运动员运动价值观和运动动机水平。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l）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运动员精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运动员运动动机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2）运动价值观在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与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运动动机之间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运动价值观得分越高，这种正向关系也越强； （3）运动价值观对教练家长式领导行为与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运动员精神的调节作用，是部分地通过运动员运动动机为中介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