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丁布拉斯：左手狮子，右手狐狸

摘要    《哈姆莱特》在所有莎剧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一部剧中展现了两个王子：哈姆莱特和福丁布拉斯。两个王子境遇非常相似，但哈姆莱特最后被抬下舞台，而福丁布拉斯则从背景来到前台，这种安排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意味。鉴于莎士比亚同时代人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广泛接受，福丁布拉斯的塑造很可能受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的影响。马基雅维利式的王子所应具备的品质在福丁布拉斯身上有着完美的体现。福丁布拉斯的最后勝利不仅反映了剧作者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性的赞许，也反映了剧作者对时局的诊断和对即将继位的詹姆斯王子的忠告。

关键词：威廉·莎士比亚  《哈姆莱特》  福丁布拉斯  马基雅维利  政治哲学

一

在莎翁的众多剧作中，政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普罗所言，必须“把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思想家来研究。”（普罗，2007：2-3）《哈姆莱特》把两个境遇相似但作风迥异的王子放在一起，这大可以被看作是莎翁在政治哲学上的一次思想实验。该剧改编自一个古老的故事，据Shapiro研究，该剧的所有人物中，“只有福丁布拉斯，这个在外扬言要侵略（丹麦）并最后继承了（丹麦）的皇位的人，可能是莎士比亚的发明。”（Shapiro，2005：286）正是这个莎翁发明的人物在剧终从幕后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前台，不仅继承王位，还安抚了民心。莎翁费了极少的笔墨就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福氏跟哈姆莱特（以下简称哈）的境遇出奇的相似：都是王室的合法继承人，然而大权都在叔父手中，必须努力去争取继承权。福氏身上有什么特质让他取得政治角逐的最后胜利呢？如果说莎剧中“每一个人物，那怕一个小人物，都可以是一个窗口，望出去都会有一片风景”，又该怎样打开福丁布拉斯（以下简称福）这扇鲜有人打开过的窗子呢？

人们大都把福看作哈的陪衬，以映衬哈的伟大，但福并不是一个形象猥琐、卑鄙无耻、骄奢淫逸的王子。恰恰相反，他果敢坚定、张弛有度，懂得权衡利弊，相机行事。倒是哈的犹疑不决、优柔寡断、书生气十足衬托了福的干练果决。哈在政治上的天真和稚嫩，更显示了福的老练和权谋，处处表现出狮子和狐狸完美结合。可惜这一点至今无人注意。在提及福的不多的文字中，Curtis把福视为哈的“沉思的”生活的对照，即“行动的”生活的代表。当然也有人看到了他“政治上的谨慎和勇气”，但鲜有人把福和马基雅维利联系起来。难怪普罗会说，“莎士比亚政治思想的深度和重要性还远远没有在当代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理论中建立起来。”（普罗，2007：2）笔者认为，这个人物的塑造跟莎翁所受的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福正是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体现。

二

对莎翁所受的马基雅维利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在1927年发表的文章《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苦修主义》一文中，T.S.艾略特提到著名评论家刘易斯的著作《狮子和狐狸》，认为他“做了一件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他叫我们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的重要性”（杨周翰，1981：109），但同时又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是不可能不能够理解这位人物的，而Lewis的错误在于“相信莎士比亚，以及一般而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是受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的影响。”（109）艾略特本人认为莎士比亚和其他剧作家只是借用通俗的马基雅维利的观念来编写剧本，这个通俗的观念“跟意大利人罗马基督教徒马基雅维利的观念并没有相同的地方。”（109）艾略特评论的正确之处是看到了那个时代对马氏思想的理解的局限性，这当然毋庸置疑。因为至少对于马氏《论李维》中表达的共和思想当时的人们必须三缄其口。即使稍后的霍布斯也不得不在承认君权至上的前提下暗渡陈仓，表达他的政治思想。但若说莎翁对马氏的理解通俗或者浅陋，那就有失偏颇。《哈姆莱特》表现的古典政治哲学与马氏的政治哲学之间的张力是非常明显的。绝大多数评论家都没有正视《哈姆莱特》中所体现的马基雅维利精神。而《丹麦王子与马基雅维利》中收录的几篇论文虽然有所提及，但探讨的都是哈姆莱特身上体现的马基雅维利精神，只是在这本书的导言里，罗峰蜻蜓点水地提到福是马基雅维利者。笔者认为哈是柏拉图主义者，哈对德行的强调、对真相的追求、对权力的鄙夷、以及狗急跳墙式的被动反击，跟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都有着明显的差别，福才真正体现了马氏精神。笔者完全同意普罗的说法：“与其他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或者那个时代著名的马基雅维里批评家）相比，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里作品的理解更深刻、更明锐。”（普罗，2007：18）

三

《哈姆莱特》创作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有两件事对理解这部剧至关重要：一是当时存在着刘易斯所谓的“对马基雅维利的痴迷”（Lewis，1951：11），一是王位继承问题。Pogue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处死反叛的爱萨克斯（Essex）正是“对她的权力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展示”（Pogue，2006：51），女王生气时曾说自己就是“理查德二世”（51）。在很多层面上，伊丽莎白女王都可以说是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比如她为了国家而终身未婚，跟马基雅维利一样都“爱国家甚于爱自己的灵魂”（Geerken，1999：582）。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考虑祖国的整体安全时，脑海里不准有正义还是不义，仁慈还是残酷，高尚还是不誉，相反，要放下所有顾虑采取拯救国家生命和维护国家自由的措施。”（Machiaveeli，1996：301）女王身上有着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特有的“客观的现实主义”和“热情的国家主义”（Wolin，2004：182）。

可是，女王对国家的爱却给自己制造了难题。因为没有子嗣，王位继承成了当时棘手的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甚至到了当时“每个人都渴望着空气中迷漫的不确定能够消解。人们忧心忡忡。对于这个当时最敏感的直觉（指莎士比亚）来说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一切：这正是这部剧的基调。”（Rowse，1963：340）虽然伊丽莎白女王至死都没有明言让詹姆斯继位，但从她对这个表孙的谆谆教诲中可以看出她已属意于他。詹姆斯因此也就成了“那时候实际政治的主要问题”，而“正是这个历史问题，在《哈姆莱特》写作之时，最可能是莎士比亚的观众的兴趣所在。”（Winstanley，1921：89）那么，入主英格兰之前的詹姆斯一世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他跟哈姆莱特几乎相同。年龄、体型、身高、穿着、境遇、兴趣爱好、学历背景，还有性格，几乎没有两样。在性格方面，詹姆斯留给他同时代人的印象是“犹豫与拖延混合着紧急时刻的突然的热情”（76）。在研究兴趣方面，拉罗克在《莎士比亚——人间大舞台》（2000）第115页上说“詹姆斯·斯图亚特还是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时，研究古典学问之余兼攻神秘学。著有许多篇政治论文，通晓各门艺术，以智慧闻名，同时对巫术和超自然现象亦兴趣浓厚。”对于这个表孙，女王颇有微辞，认为他的“懈怠（laxness）已经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Winstanley，1921：81）詹姆斯与哈一样，也有一个不贞的母亲，伊丽莎白的表侄女苏格兰的玛丽女王，玛丽女王二婚嫁给Bothwell，而这个人跟哈的叔叔克劳迪乌一样，多次想谋害詹姆斯的性命，詹姆斯却一再放过他。对此，伊丽莎白写信告诫他“如果你不把它一端到底，许多大方之家所言的作茧自缚、养痈贻患将被你应验。”（80）马基雅维利也许就是伊丽莎白心中这许多大方之家中的一位。让女王稍稍宽慰的是，詹姆斯跟他的天主教徒母亲玛丽女王不一样，他是一个新教的神学家。伊丽莎白的平辈和儿孙辈对于她姐姐“血腥玛丽”对新教徒的迫害记忆犹新，这大概可以部分解释马基雅维利在当时英国的流行，因为实际上正如Armitage在其编写的《莎士比亚和早期现代政治思想》（2009）的前言中所说，“由于众多的宗教战争，当时欧洲人写有关政治的文章都愈来愈强调把国家的存亡作为政治生活的目标。众多的宗教战争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马基雅维利作品的成功。”

就在莎翁写作《哈姆莱特》之时，英国的形势可谓波谲云诡，叛乱的爱萨克斯被伊丽莎白监禁，他的同伙都指望着詹姆斯尽快问鼎英格兰的皇位，据Shapiro称，当时谁也不确定“詹姆斯是否会强行进入英格兰，也不知道他会如何对待这个序幕。”（Shapiro，2005：282）如果詹姆斯军事入主英格兰，加上爱萨克斯势力的死灰复燃和伦敦的叛乱，这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将是“梦魇”（283）。Shapiro认为莎翁敏锐地感到了当时处境的微妙，于是在《哈姆莱特》中“道出了生活在熟悉的过去和模糊的未来之间这令迷茫的空间中意味着什么。”（279）莎士比亚的答案当然是，要像福那样应对自如、勇于行动，而不是像哈那样无所适从、终日慨叹。难怪Winstanley说“伊丽莎白和莎士比亚这两个天才之人，都在分析着同一个人。”（Winstanley，1921：83）伊丽莎白通过书信给詹姆斯王子予教诲和劝诫，而莎士比亚则用他的拿手好“戏”来规劝他。

那么，福是怎样一个人呢？为什么说他体现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呢？

四

Lewis曾信心十足地说過：“莎士比亚戏剧的主要主题源于他的时代对马基雅维利的痴迷，或者毋宁说，莎士比亚戏剧的主要主题正是这更深的冲突的表现形式。”（Lewis，1951：11）“更深的冲突”在刘易士那里是指“两股相反的力”，即“旧的骑士罗曼斯的世界”和“新的商业和科学的世界”。哈对前者无疑是非常怀念的，他尚武、器重忠诚的朋友、鄙夷狡猾之人、对父亲的武功崇拜不已，这些都是很好的体现。他“以为自己还生活在英雄父亲的世界——可以通过武力的壮举来赢得荣誉”，但“这样行事再也不可能了。如何在新的世界里行事仍然晦暗不明，成了哈姆莱特的困惑的一部分。”（Shapiro，2005：278）最后，哈对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式的怀旧和捍卫（与Laertes的对决）不仅使自己丢了性命，而且丢掉了皇位，还几乎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和被奴役。这对于把国家看得比自己的灵魂还重的马基雅维利和伊丽莎白，还有“英格兰最伟大的梦想家”（Lewis，1951：61）莎士比亚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

福却没有这种对骑士精神的迷恋。《哈》剧一开始丹麦战云压城，发动者就是挪威王子福。事情起源于他们的父辈老哈姆莱特和老福丁布拉斯，双方曾根据法律和骑士精神订立过协定，双方打一仗，不管谁战败了，都要赔上生命和他所有的一切土地。可是小福丁布拉斯才不管什么骑士精神和协定，趁着丹麦国王新丧，“生就一副烈火也似的性格”的他就“要用武力和强迫性条件，夺回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莎士比亚，1998：270）（此篇所引文本都来自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悲剧卷）（1998））但福并没有鲁莽行事。他审时度势，“了解自己的力量不能和武装到了牙齿的丹麦人一拼高下而作冷静的打算。”（杨周翰，1981：502）在这部复仇剧中，复仇遭到哈的一再延迟，同时又被福玩于股掌之间。可以说《哈》对于复仇剧的终结意味和《堂吉诃德》对于骑士精神的终结意味一样重大。在小福那里，复仇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指导原则和目标，而成为衡量进退得失、征战媾和的众多砝码之一。

当哈装疯卖傻、整日想着报仇又时时下不了手、慨叹自己在这样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却要肩负“重整乾坤”（莎士比亚，1998：290）的重任、“不满足现在的地位”（331）时，福却韬光养晦、“擅自在国内征募壮丁，训练士卒，积极进行各种准备”（273）。福明里为父报仇，暗里却瞒天过海、培植自己的军队。他与马基雅维利一样深知军队的作用。马氏曾说，“那些能够通过充足的人手或钱财而整合起一支足够的军队并与任何入侵者打仗的人，才是能够独立统治的人。”（Machiavelli，1985：43）像哈姆莱特这样的光杆司令，即使再有勇力也是无济于事的。

福不仅利用为父报仇的借口培养军队，而且为了不撕破与叔父的关系，他对叔父也表现得无比顺从不敢稍违。当他叔父知道他要用兵丹麦后，马上传令将其逮捕。但福并没有意气用事反抗叔父。而是接受叔父一番申斥并立誓决不兴兵侵犯丹麦。结果他叔父一高兴，不仅同意他招兵买马，而且给予经济上的支持。读到这里，读者肯定会佩服小福狮子般的敏锐和狐狸般的狡猾。他对形势了如指掌，目光长远，知道叔父时日不多，现在正是厉兵秣马、韬光养晦、潜龙勿用之时。接下来，福为了小试牛刀，将战火转移到波兰。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按马氏的说法，“一个明智的君主，一有机会就必须培养某种敌对势力，这样他一旦把它消灭他的伟大就凸显出来了。”（85）再者，亲征可以使君主与军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和马氏一样深知“他人的军队常常不是背你而去就是打压你或者把你套牢”（56）。

哈对福的战争行为是无法理解的。在他看来，“为了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竟浪掷两千条活生生的性命和两万块金圆！这完全是因为国家太富足升平了，宴安的积毒蕴蓄于内……到了溃烂的程度”（莎士比亚，1998：346）。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通过战争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他的思路还停留在已是明日黄花的骑士精神上，在他眼里这两万个人只是“为了博取一个空虚的名声”，“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荣誉遭到危险的时候，即使为了一根稻杆之微，也要慷慨力争。”（347）他不知道，即使在和平时期，一个明智的王子也要勤勉图治，“绝不要无所事事，而是勤奋地投资于军队，以便在危难时能利用他们，和平时能制服他们。”（Machiavelli，1985：60）而福似乎深谙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不仅知道如何去获得一个国家的治权，还知道当一个君主新获一个国家，应该表现得“无比仁慈，无比忠诚，无比诚实，无比人道，无比虔敬”（70），而且还“应该表现得像一个道德的热爱者，给有德行的人以认可，他必须尊敬那些在某方面很杰出的人”（91），以稳住自己的统治。小福最后把哈当作英雄，用军乐和战地的仪式向他致敬，正是赢得民心的好方法。

五

就这样，两个境遇相似的王子，最后却遭遇迥然不同的下场。马基雅维利的话振聋发聩又不无道理：“一个人要想在如此众多不善之人中为善是无论如何要被毁灭的……所以君主如果想自保，就必须学会为恶，学会在需要的时候为恶。”（61）因为人们不难发现，“有些君主非常杰出，精神无比崇高，然而却失去帝国或者被阴谋杀他的臣民所杀。”（75）哈姆莱特就是写照。

上面两位王子的比较有更深的理论意义。两位王子的差别不仅仅在道德、宗教等等上面，因为莎翁并没有浪费太多笔墨来描述福是怎样一个人。但观众不难看出，福对什么是政治的什么是非政治的有一种明确的区分。在哈那里，政治（或权力）与亲情，政治与道德、与私仇、荣誉、思想，甚至与贞洁、与对生命的看法都是密不可分的。而福却能轻易将为父报仇、与叔父的关系玩弄在手、若烹小鲜，还能区分敌我形势，夺权以后也知道怎样稳定大局。这种区分正是马基雅维利的新科学的精髓所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代表着与中世纪的思维模式（比如说骑士精神，政教合一等）的一种决裂。所以沃林把他的政治哲学称为“‘纯粹的政治理论中的第一次伟大实验”（178）。在这种新的科学中，道德属于政治的信条，而不属于政治科学，宗教的虔诚也是可以伪装和利用的。而秩序和权力这些严格的政治术语成为理论的焦点。

上面对《哈姆莱特》的解讀显示了该剧在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莎翁通过两个王子的对比，不仅对当时的时局开出了自己药方，同时也势必引发人们对政治和伦理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亘古而常新的哲学课题的思考。莎士比亚“生在一个旧的宗教被新的宗教所代替，所有人都紧张地预感到伊丽莎白任期和都铎王朝的结束”（Shapiro，2005：279）的时代，这个时代面临的最紧迫的理论问题就是英国清教革命后，未来的政治体制的模式和走向问题。创作于这个新旧交替的节骨眼上的《哈姆莱特》，不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有重要的政治修辞学意义。英国有着伟大的政治哲学传统，莎士比亚在这一传统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地位，重读《哈姆莱特》也许可以给出部分答案。

参考文献：

[1] 杨周翰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刘小枫、陈少明编，杜佳译：《普罗 哈利王子、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里的批评——〈亨利五世〉新解》，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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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instanley，Lilian.Hamlet and the Scottish Succession[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1.

[10] Wolin，Sheldon.Politics and Vision：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缪羽龙，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外国哲学2011级在读博士生，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