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的清官主事观念

摘要    元杂剧的很多剧作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清官主事”观念，特别是在复仇相关剧目中，这一观念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观念的存在与中国历史上的“官本位”思想密切相关。在元杂剧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清官”本人还是含冤受屈的百姓，都认为“清官”身上负有主持公义的责任，也只有“清官”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关键词：元杂剧  清官

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为以等级制为政治文化核心的封建社会，普通百姓是难以得到与掌权者等同的权力的，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只能将命运和希望寄托在清明公正的官员身上，因此对清官产生了崇拜心理，形成了清官主事的复仇观念。

一  清官的由来及含义衍变

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很早就有忠奸之分和贪廉之辨。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专门的《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虽与后来“清官”和“贪官”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已表现出对以“循吏”为代表的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官员的赞赏，抑扬之情表现明显。

对于“清官”一词的出处，已难以精确考证，就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说，虞耸“在吴历清官，入晋，除河间相，王素闻耸名，厚敬礼之。”《宋书·后妃传》载“清官显宦，或由才长，一叨婚戚，感成恩假。”可见至晚在三国时便已出现“清官”一词，但此时的“清官”乃是与“浊官”相对，主要指身份高贵、政事清闲的清贵、清要之官，在含义上与现在我们所说的“清官”尚不相同。同时还有“清吏”之说，《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载：“（魏明）帝前取事视之，乃释遣出。望其衣败，曰：‘清吏也。赐之。”《南齐书·刘怀慰传》中亦有，“明帝即位，谓仆射徐孝嗣曰：‘刘怀慰若在，朝廷不忧无清吏也。”可见，“清吏”已成为清廉之吏的代称，受到朝廷的认同。

晚唐诗人李商隐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有“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亲”之句，似已与现代的“清官”含义相近，宋代苏轼的《新安道中》诗中也有“乱山深处长官清”之句，也可理解为清寒、清廉之意，但若作清闲、清闲之解亦无不可，说明这一时期的“清官”或“官清”的概念尚未完全定型。真正表示清正廉洁的“清官”之称，大约是到了金元之际才得以确立的。《金文最·类林百篇赞》中有“是以君子，务其廉平。如玉之洁，如冰之清。官运亨通下不挠，自生公明。芬芳千古，夷齐抗衡”之句，出自《清吏篇》，其意义已与今义类似。元好问在《薛明府去思口号》一诗中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此时的“清官”含义已与我们现在对“清官”这一概念的理解基本相同。而元杂剧中出现的大量的清官形象和普通百姓表现出的“清官主事”的观念，对于“清官”一词内涵的明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使得“清官”的形象和含义得以确定并被人们普遍接受，有赖于元杂剧的繁荣。

二  元杂剧中的清官主事观念

元杂剧中的清官形象，除了广为人知的包拯之外，还有张鼎、王脩然、李圭、钱可等，在这些清官身上我们看到了相对一致的性格品质，如清正廉洁、不畏权势、恤孤怜贫、聪明睿智等，体现出公正刚直、为民伸冤的坚定意志，也体现出人们对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

1  清官对自身责任的认知

元杂剧中出现的清官，往往对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有着明确的认知，虽然清楚知道自己的做法并不讨好，得罪了很多富豪权贵，但因为职责所在，仍然坚持清廉公正的为官原则，不肯与恶势力妥协。

在元雜剧塑造的诸多清官形象中，最为人熟悉和称道的当数包拯。包拯对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负有的责任是非常明确的，在《生金阁》中包拯一出场便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也不辞年纪老，岂惮路途遥？想着宰相官僚，请受了这千钟禄难虚耗，怎不的秉忠心佐圣朝。”既然身受皇恩，拿着朝廷的俸禄，自然应该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出力。他“立心清正，持操坚刚;每皇皇于国家，耻营营于财利;唯与忠孝之人交接，不共谗佞之士往还。”（《灰阑记》）当小撇古向他告状，控诉了刘衙内儿子女婿的所做所为，他态度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权豪每是俺敌头。他便似打家的强贼。俺便似看家的恶狗。他待要些钱和物，怎当的这狗儿紧追逐。只愿俺今日死，明日亡，惯的他千自在，百自由。”

其他清官也对朝中腐朽的诸多恶行和自身的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如《救孝子》中的王脩然就明确指出“王法条条诛滥官，为官清正万民安”，清楚知道身为清官的职责和义务，他同情理解百姓的冤苦，愿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体察和考量，在他看来，“律意虽远，人情可推。”不忍百姓含冤受屈，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格风范。

《勘头巾》和《魔合罗》里的张鼎也是一个勤勉清廉的清官，他自称“我从来甘剥削与民无私”，对于这一点，他的上司府尹也予以认同，说他“刀笔上虽则是个狠偻罗，却与百姓每水米无交”。他看重自己身上的责任，看重百姓的性命，认为“人命事关天关地，非同小可。”正因他有这样的道德信念，坚持公平断案，不能糊涂了事，才为王小二和刘玉娘洗脱了嫌疑，并抓到了真凶。

《延安府》中的廉使李圭更是清官中的典范，他认为“咱人要一生谄佞，枉负了七尺身躯。”他对自己的为官原则始终坚守，“有那等为官为吏的，陷害良民;小官职居清廉，理当正直，除奸革弊也呵！”“方信道秉正公直是大丈夫……我则待赤心报国将社稷扶，我则待要将良善举，我则待把奸恶除，我一心儿敢与民做主！”正因他知道自己身负为国效力的使命，故而一身正气，敢于以一个小小廉吏的身份公然与权势显赫的葛监军对抗，最终大获全胜，大快人心。

2  蒙冤百姓的“清官主事”信念

除了清官自身对于为官者应该具备的责任和使命有明确认知外，普通百姓一旦受到恶势力的打击和伤害，由于地位和能力都与施恶者相差悬殊，因此首先想到能为自己维持正义、实现复仇的就是“清官”，这在元杂剧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

《陈州粜米》中，张撇古因看不惯小衙内和杨金吾两人勾结仓官，假借赈灾之名中饱私囊，与之发生冲突，结果被小衙内用紫金锤打死。饶是如此，小衙内和杨金吾还不以为意，肆意叫嚣：“把你那性命则当根草，打甚么不紧！是我打你来，随你那里告我去！”种种行为，令人发指。张撇古虽只是一介平民百姓，可也知道国有国法，临终前嘱咐儿子小撇古，“则今日便登程，直到王京……拣一个清耿耿明朗朗官人每告整，和那害民的贼徒折证。”并明确告诉儿子，“若要与我陈州百姓除了这害呵，则除是包龙图那个铁面没人情。”可见在他心中，朝中官员多互相勾结，官官相护，何况这小衙内和杨金吾是朝中权臣刘衙内的儿子和女婿，又是范学士保奏过的，普通的官员根本不敢也没有能力受理此案，只有他心目中“清耿耿明朗朗”的清官包拯才能担得此任，才能为其报仇雪冤。而小撇古见到包拯时所说的一番话，也代表了老百姓的意愿，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我投至的见了爷爷，就是拨云见日，昏镜重磨，须与孩儿每做主咱。”见到了包待制，就是见到了希望和光明，就说明所有的苦难都即将过去，可说是清官主事观念的生动说明。

《冯玉兰》中的冯玉兰虽只是个十二岁的少女，但在家遭大难时也体现出清官主事的复仇观念。冯太守一家在赴任途中遇上巡江官屠世隆，因看上了冯太守的妻子，屠世隆不惜将冯太守一家尽数杀死，幸得冯玉兰假抛书匣入河中，让屠世隆以为自己也跳河而死，方才保住性命。她虽逃离噩运，但一家人命丧恶人之手，“好着我独自嚎啕，这杀人恨何日才消？怎得个清耿耿的官员斯撞着，劈头儿把冤情披告。告他将父亲杀死，兄弟亏图，娘亲来占了。”她想到的也是找个“清耿耿的官员”来告状，只有找到一个清官，才能为她作主，为她报得血海深仇。

《灰阑记》中的张海棠、《窦娥冤》中的窦娥、《魔合罗》中的刘玉娘等，都是受人陷害蒙冤受屈的，可是她们都不肯与之私和，宁愿见官。《十探子》中，因葛彪踏杀了刘荣祖的老妻和儿媳，刘荣祖悲愤之下要往京城找儿子“去那大大的衙门里告他去。”等到儿子也被庞衙内关押起来，他再也无计可寻，只得在长街上哀号：“冤屈也！可谁人与我作主也？”待得与廉使李圭相遇，受其帮助前往宰相处告状，他知道终于有清官可以为自己做主了：“今日老漢见你个清耿耿忒正直无私曲宰相官人，与俺这离着乡、背着井、忍着寒、受着冷、苦恹恹、穷滴滴、无挨倚的百姓做主。”可见，对于老百姓来说，清官就意味着正义和公理，只有清官为自己做主，才能保证自己不受冤屈，才能为自己讨还一个公道。

三  清官主事的多元途径

想当好一个“清官”，替老百姓解忧分愁，若只是靠清正廉洁、秉公执法是难以成功的，这只是当好一个“清官”的前提条件。要真正成为一个“清官”，还需要有具体细致的办事能力，并善于运用聪明智慧来解决问题。

就这一点来说，包拯的表现是最为突出的。《蝴蝶梦》中，王家兄弟因为父亲被葛彪无故打死，跑去向葛彪寻仇，也将其打死。包拯问明了案情的详细情况，又了解到王母的仁厚心肠，为其深深打动，但打死了葛彪也是事实，按照法令，“打杀人是要偿命的”，他们也必然要被处以刑罚。在这种情况下，若包拯是一个只知按章办案的“清官”，王家兄弟必然有一人要被处死，可包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一招“偷梁换柱”、“暗渡陈仓”，以偷马贼赵顽驴的尸首假做王氏兄弟，成功将其解救。

包拯的智慧在《鲁斋郎》中表现得犹为淋漓尽致。鲁斋郎强抢人妻，肆意妄为、嚣张跋扈，可他有皇帝给他撑腰，包拯于是将他的名字改成“鱼齐即”上奏朝廷，皇帝见恶行昭彰，批准处死，到这时包拯又将名字改回“鲁斋郎”，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为百姓主持公义的为官理想。

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如《陈州粜米》中，面对范待制的举荐，包拯先是假意推脱，只待刘衙内前来劝他时再欣然接受，让刘衙内后悔不迭，惊惧交加;前去办案时又微服私访，了解案情。《生金阁》中，包拯假意邀请庞衙内前来聚会，席间再故意炫耀自己的宝物，引其取出生金阁，人证物证确凿后才将其一举拿下，为郭成雪冤报仇。《灰阑记》中，见马员外大妻与张海棠争子不下，想出将孩子置于圈中，谁将孩子拉出便将孩子断与谁的办法，以此来判断谁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除了包拯，张鼎、王脩然等也都是富有经验和善于断案的清官。在他们看来，律法并不是处处管用的，他们奉行的原则是“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可见，真正的“清官”离百姓的生活并不遥远，他们一方面秉公执法、清正廉明，另一方面又温和可爱，睿智机警，只有这样的“清官”才能真正为百姓做主，才能真正使负冤衔屈的百姓得到公正的待遇。

综上所述，元杂剧中表现出明显的“清官主事”观念，无论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清官本身，都对这一观念有着深刻的认知，其实也正表现出元杂剧作家对这一理念的认同，更是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真实反映。

参考文献：

[1] 臧懋循：《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

[2]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

（李晓一，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