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想起他

张映勤

时常梦见二舅，算起来，老人故去至少有十年了。梦中的他总还像活着的时候一样，慈祥和善，亲切寡言，目光深沉。

我与他的感情很深，甚至超过了父亲。原因无它，在我上大学之前的十八年里，多数时间是在他家随姥姥生活。与他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以为，他的快乐、他的苦恼我都相当了解。我们情同父子。

我的大舅，住在二舅楼后的院子里，姥姥是姥爷的续弦，大舅是前房留下的独子，与弟弟妹妹年纪相差十岁以上。虽然不是同母所生，大舅却绝对起到了大哥的表率作用，和全家人始终相处得相当和睦，备受大家庭的尊重。他十几岁就到天津做生意，开了工厂和店铺，很是风光了一段。抗战爆发，大舅把全家从山西汾阳接到天津生活，尽职尽责，方方面面竭力照顾，二舅在他的关照下十四岁就学徒做买卖，渐至成为业内的行家。新中国成立后，大舅经营的生意被查封，财产被没收，一度成了失业的闲散人员。二舅这时伸出援手，对陷入困顿的大舅一家时常接济帮助，共渡难关。

姥姥始终随亲生的长子二舅生活，主持家政。我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一直将我寄养在二舅家，全家待我像亲生的孩子一样。以至在我上中学之前，都还没有自己家的概念，以为二舅家就是我的家，我就是他们家的成员之一。

二舅个子不高，说话不多，性格有些内向。他每天上下班按部就班，说不上忙，也从不闲着。他一辈子都在染化行业工作，早年学徒做生意，有了自己的股份，1949年以后，公私合营，企业成为中型国企，他始终在单位负责供销。二舅精通业务，为人本分，在全国同行之中享有一定的声誉，业界一度有“南张北党”之称，党是他的姓，在北方的染化行业他是公认的权威。新中国成立初，国家对私营企业施行赎买政策，二舅作为资方，始终享有保留工资，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全国国企有二十多年没有上调过工资，他却始终拿着一百几十块钱，算是很高的收入。以他们家自己的条件看，夫妻二人工作，养着三个孩子，即使抚养老人，生活条件也应该算是不错的，但是一家和别人家过着大致相同的日子，他的收入有一部分用来接济兄妹。我以为，在他的心里，家的概念从来不是指自己的小家庭，而是包括兄妹在内的大家庭，他从来不计较金钱财物上的得失，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

曾经风光一时的大舅，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失业，没有经济来源，孩子又多，入不敷出，靠变卖家产勉强度日，生活异常艰难。大舅二舅两家前后楼住着，十几年里，除了平时尽力接济之外，大舅家的房租水电钱都是由二舅负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二舅家生活了十几年，姥姥主持家政，父母每个月给多少生活费，给不给，二舅、舅母从来没有问过一句，在财物上他们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从没有为金钱闹过矛盾。二舅虽然不爱说话，却在家人中有极高的权威，舅母夫唱妻随，对侄男外女善待宽厚，十分难得。我母亲和舅母同龄，姑嫂之间几十年关系密切，一辈子没红过脸，80多岁的两位老人至今还时常聚会。我自小在二舅家生活，和三个表哥表姐吃穿用度一样，从没有差别。当年每到春节，大学毕业分在外地工作的小姨小舅携带全家回来过年团聚，二舅早早地准备，吃喝穿戴、住的盖的，样样考虑周全，安排停当，不辞辛苦，不计得失。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好像是天经地义，二舅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就应该多付出，对家里的所有人，无论长幼，无论亲疏，二舅都是关怀备至，他为整个大家庭贡献得最多。

二舅有过一段不长的辉煌时期，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刚刚搞活，乡镇企业的个体企业逐渐繁荣。他所在的国企效益出奇的好，产品紧俏，供不应求，越来越多的人有求于他。当年，他们的产品，卖给谁，谁就能挣钱。有几年时间，他经常在外面应酬，家里送礼的人门庭若市，络绎不绝，有的找不到地址，就在附近的街道上打听，千方百计想和二舅拉上关系。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社会风气还比较正，求人办事没有人送钱送卡，大多是送些烟酒、土特产品之类的东西。二舅老实本分，天生胆小，谨小慎微，唯恐给自己惹来麻烦，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利益诱惑，基本上采取拒绝回避的态度，能推的就推，能让的就让。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的秋天，唐山大地震以后，二舅家住在大学操场的临建棚里，一天晚上，一辆挂着外地牌照的汽车停在门口，两个外地模样的中年人送来了一麻袋花生米，二舅和来人争执半天，硬是让来人把东西搬回了车上。那年月，花生米是极为罕见的贵重食品，城市居民只有到春节，每人凭副食本才供应半斤花生，花生米在北方根本就见不到。一麻袋花生米，少说也有一二百斤，看着就让人眼晕，每天吃一盘，全家人能吃上小半年，送上门的东西二舅愣是让客人又搬走了。看见汽车离去，我馋涎欲滴，忍不住问：“人家诚心诚意送上门来的，退回去多不适合，留下来不就得了。”二舅淡淡地说：“你不懂，不能要，要了会很麻烦。”他的话总是很少，三言两语，不多解释。但我明白他有他的道理。“要了会很麻烦。”是收了东西事情不好办，还是怕收了礼惹麻烦，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二舅虽说不上多么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但至少是一个谨言慎行、处处小心的本分人。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心里藏得住事，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经历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早被吓成了惊弓之鸟。

1980年前后那几年，二舅的业务日见繁忙，应酬日益增多，经常在外面吃喝。大舅看出点苗头，怕弟弟出事，嘱咐他小心一点。二舅说：“现在就是这种风气，想推也推不掉，反正吃点喝点也不算什么。大哥，你放心，我肯定不往自己兜里装。只要守住这条底线，就犯不了错误。”树大招风，名高引谤，二舅手里掌握着紧缺物资的调配，有一定的权力，能给他带来一定的实惠，久而久之，肯定也就成了众矢之的，被关注的对象。果然，在他退休后不久，相关纪检部门对他组织了离任调查，但结果正像他说的，查来查去，都是些吃吃喝喝的小事，没有实质性的贪腐问题，最后不了了之，安全着陆。他在供销这条河边走了一辈子，愣是没湿鞋，没在经济上出现过问题。

我在二舅家生活十几年，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没有呵斥厌烦过一次。他对我视如己出，十几年如一日。有时我睡在床上，二舅经常会悄悄过来掖掖被角或搭盖上点东西。这些细微的动作让我想起来，至今都感到温暖。

我们小的时候都有点惧怕二舅，他沉默寡言，从不说笑，整天像个闷葫芦，说不了几句话，你不知道他想什么，高兴不高兴，喜怒哀乐不通过面目表情传达出来，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有点冷漠，其实他的内心热得烫人，他只是默默地做，不善于表达。和他生活久了，我能体会到他的内心。

记得1980年我刚上大学不到一个月，正好赶上“十一”，我们几个同学约定好利用假期夜里骑着自行车到外地旅行。晚上集合之前，我到二舅家去借打气筒。二舅听说我们夜里远途骑行，一边不停地嘱咐注意安全，一边找出一件军用帆布雨衣非让我带上。雨衣又大又重，我嫌麻烦，坚持不带。二舅侧过身，挡在门口不让我出门，非要让我拿上。他皱着眉急切地说：“听我的，没错。你带上，不光是防雨，夜里天冷，躺着坐着，雨衣隔潮还能挡寒。”我说：“远路无轻载，骑几百里的路，带件厚雨衣太累赘。”二舅马上说：“你先带着，真要是觉着用不上，你再扔了它不迟。”说着，硬是把雨衣塞到我的包里。

当夜，我们骑到凌晨三四点钟，累得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躺在公路边的沟里休息。9月底的深夜，北方的天气已见寒气，丝丝凉风打透衣服不敢入睡。我裹着厚雨衣躺在那，这才感到二舅的良苦用心。当年，军用的帆布雨衣虽说不上多么贵重，但也不是家家都有，二舅让我带着它，实在是一种特殊的关爱。

我在二舅家生活十几年，从来没有过寄人篱下的疏离感，冷落感，不是我年少无知不懂事，是二舅待我像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在他们家，我和两个表哥一个表姐享受同样的待遇。有时，因为年龄最小，还额外得到些照顾。表姐是二舅最小的独女，却丝毫得不到娇惯宠爱。1970年代初，二舅偶尔坐飞机出差，回来时经常带些飞机上赠送的小礼品，在孩子眼里，这些礼品都是极为罕见极其珍贵的。当年，我们都盼着二舅出差，他回来一定会带些当地的土特产和小礼品。尤其是飞机上送的礼品，只要是有表姐的，必定会有我的一份。现在想想看，我当年是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因为二舅始终对自己的孩子和侄子外甥一样看待，从来没有偏过心，走过板，对自己的孩子，哪怕是私下里关照，哪怕是偶尔关照，都从来没有过一次。

成年以后，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当然也当了舅舅。从二舅身上我学了许多，也尽量对自己的外甥和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但是说心里话，我只能尽力去做，让两个孩子生活条件上别无二致，现在是很难做到的。

直到考上大学，我才离开了二舅家，但有时间经常去看望姥姥。只要遇到二舅在，他总是很高兴，嘘寒问暖，叮咛嘱咐，有时临走时打开柜门把一些好吃食塞给我带上。我感觉到，步入老年的二舅始终视我如同己出，格外关爱、格外器重。他对我的好，我无以回报。

1984年，我参加了工作，清楚地记得第一年每个月只挣49元的工资。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当天，我就给姥姥、大舅、二舅买了礼物去看望他们。二舅平时偶尔喝一点酒，我决定送他几瓶酒。那时候，白酒还没有敞开供应，我骑着车转了好多家商店，终于买到了当时算是不错的习水大曲。四瓶酒放在自行车后衣架上的包里，我兴冲冲地往二舅家赶，没想到包在半路上掉了下来，里面的酒摔碎了两瓶，我身上已经没有钱再去买，只能收拾好酒味冲天的包去看二舅。

来到二舅家，我把包打开，说明原因，答应以后再想法给他补上，二舅当然没有责怪，反而很高兴，说了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碎了我也高兴，千万不要再买了。这酒就当是二舅喝了，能拿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酒喝，有这份心我就知足了。”

二舅一辈子不为自己考虑，也不为小家庭的安逸着想，而是始终心里装着亲戚朋友，无私地竭尽全力地默默奉献。这么多年，他在经济上、精力上付出了多少，没人能说得清。当年弟弟妹妹在他的帮助下费尽周折举家迁往天津，同锅共灶，不嫌麻烦;侄女一家回津后无处安身，多年借住他的房子，分文不取;家里人谁有难处，他永远是热情地伸出援手，有钱帮钱，有力出力……他从不把这些挂在嘴上，更不求回报，也不需要回报。现在想起来，我给过二舅什么回报吗？真记不清了，好像没有。等到我条件好了，有能力回报二舅时，他却撒手人寰了。

二舅的性格属于敏感多虑心思过重的人。他操的心太多，做事追求完美，有些不愉快常常闷在心里，不时发作。从中年起，他就总是失眠，每天靠服安眠药才能入睡，这也许就是导致他晚年患老年痴呆症的原因之一。70岁以后，他变得越来越糊涂，常常疑神疑鬼，胡思乱想。

二舅从年轻时起就有集邮的习惯，“文革”前收藏了一些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前苏联邮票，甚至边区邮票等等，装了好几大册。“文革”期间，集邮活动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嗜好，邮票大多成了“破四旧”的对象。谨小慎微的二舅把收集的邮票像秘笈一样收起来不敢示人，我们从未见过他的邮册。“文革”刚刚结束，一向胆小怕事的二舅便偷偷把邮票私下里卖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辛辛苦苦积攒了十几年的邮票当时只卖了50块钱。1980年代初集邮活动开始恢复，二舅毕竟还是难以割舍那方寸美图的诱惑，又重新拾起自己的爱好，这时他开始对过去卖掉老邮票的做法懊悔不已，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我那时在二舅的影响下也对集邮产生了兴趣，常和他交流此类的话题。二舅后来脑子糊涂，纠结在心的邮票折磨着他，时常念念叨叨，并向家人说是我偷了他的邮票，还有一些零散的美元。好在集邮册被他卖了的事家人都清楚，而美元是一位亲戚从美国回来后送给他留做纪念的，面值不大，总共值不了多少钱。二舅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一笑了之，所有的人也不把他的话当真，都知道他的脑子乱了。

我照常去看望他，他是老人，又是病人，况且还是与我感情深厚的人。奇怪的是，二舅见了我，像孩子一样胸前戴着围嘴儿坐在沙发上，当着我面却从来不提美元和邮票的事。我有一次故意逗他：“二舅，是你说我偷了你的美元和邮票了吗？”二舅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谁说了？我没说。”

二舅去世已经超过了十年，从他去世起，每一年的除夕夜晚上，我都会带着孩子去他家鞠躬行礼。我时常在梦中见到他，人们常说，梦是心中想，应该是这样，他虽然离开我十多年，但我还是时常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