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后上塘书》之后

2015-07-03 03:51孙惠芬
鸭绿江 2015年7期
关键词:立功村长老婆

2003年,我走进一座村庄,一座小得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那里的房屋、草垛、院墙、猪圈都很熟悉,像我的老家,那里的人们,一经见面热情洋溢,像我的亲戚邻居……那个村庄,是我笔下的村庄,叫上塘,那些人们,是我笔下的人们,叫刘立功、徐兰、鞠文采,他们虽然出自虚构,却是我一直以来的想念,大约还在童年,我就与他们厮守、相伴,到我长大,成为一个写作者,他们从记忆涌出,在我的小说《上塘书》里生老病死打发日子。小说里的日子不管过得好与不好,总要结束,就像剧场里的戏剧,可戏剧结束了,人物卸妆离去,小说结束了,那里的人物却卸不了妆,他们不但卸不了妆,还一直尾随你,成为你的影子,某一天,他们突然现身,你竟惊出一身冷汗。

那是2009年春天,从故乡返回大连的途中,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非要我在县城停留一下,介绍我认识一个人。朋友是热爱文学的生意人,他对文学保有热情的方式除了有限的阅读,就是不断地请文人吃饭,不断地让你认识一个人。而十有八九,他领来的人你不感兴趣。那天中午,他领来的人是一个开矿的老板,他刚刚遭遇一场灾难,妻子在家里被害。朋友让我认识,显然不是为了提供写作资源,我们刚刚坐下来,他就指着朋友说,你看看他,死了老婆就活不起了,都混到企业家、人大代表了,还这么个熊样!你说至于嘛!今儿个没有外人,咱有什么说什么,这老哥在外面早就有相好了,老婆死了等于给她让位儿,可你看他,还不理人家了,还动不动就去老婆坟地,一坐就是半天,你说至于嘛!你是作家,你好好开导开导他……

那次饭局只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一方面,我知道摊上这种事,开导根本没用,你不是当事者,你无法体会当事者的感受;再说,他一直低头抽烟不肯说话,你即使想开导,也无从下嘴。当然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那天中午,闷闷地看着那张汗津津的国字脸,我的汗也淌了出来。我深深记得,那是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室内的气温也不过十度左右,可我确实出了汗,因为我发现我认识他,我不但认识他,还知道他叫刘立功,曾经是歇马山庄村长,他当年一夜之间辞掉职务,进城发展,是发现当小学教师的老婆徐兰跟鞠文采私通,赌一口气;我还知道,他出身卑微,为了改变后代基因,挖空心思追到大户人家女子,却像一只蚂蚁追到一只蚕豆,不知该怎么办……

《上塘书》的写作已经五年了,五年过去,还能在一个场合与那里的人物相遇,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奇迹是灵感的种子,它降至眼前让我兴奋,竟至于出了汗,可绝不意味是种子就一定能够发芽,它需要土壤,需要阳光雨露和空气。我是说,离开朋友餐桌,本以为回到家里用不上一年就能写成,可两年都过去了,才写下不到两万字。我似乎只认识他们的过去而并不认识他们的现在,我似乎也能想象他们的现在,他们大都离开了上塘,他们的人生激荡在上塘外面的远方,他们的生命连接着乡村城市化的变革,他们被改变身份的欲望唤醒使尽浑身解数,直至面目全非……可是,我的困难在于,我能够在理性层面推理他们的现实遭遇,却给不了他们遭遇现实的物质外壳,具体说,我不知道刘立功每天住在哪里,他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写《上塘书》时,他还生活在封闭的上塘,我的想象可以凭借记忆,现在,他从上塘出来了,经历十几年二十几年摸爬滚打,他跟家,跟背后的家族、土地,跟身份赋予他的一切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触摸不到……虚构的文学需要一个坚实可信的物质外壳,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可我却看不到我笔下人物吃喝拉撒生活起居的真实场域,他们就像空中飞人,飞速旋转让你眩惑,让你心跳,你却觉得和他不在同一世界……

《上塘书》里的人物睁开了眼睛,活了起来,我却无法让他走到现实的地面,无法把他感召到同一世界。眼睁睁看着他们拥堵于笔端,痛苦的我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走出家门,返回乡村现场。

那是整整两年的时光,我把自己放逐乡村,放逐乡野,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去采访那个餐桌上认识的企业家,因为朋友告诉我,他和那个相好的结婚生了儿子,早就不再痛苦,这结局让我失望。两年时光,我不光结识了从底层打拼出来的各色人等,还在法院的审判厅,信访办的接待室,乡村大地的沟沟岔岔,探到了许许多多来自于那里的生命消息,采访倾听了许许多多来自于那里的人生故事,有段时间,我还随心理学朋友参与了对农村自杀一族们的调查,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生死十日谈》。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如果不是神经网络里有了一个当代乡村更大更宏阔的图景,如果不是内心被当下乡村深刻的变革冲击,我写不了《生死十日谈》,同样,没有《生死十日谈》的写作,刘立功们依然无法行动。因为在这次自杀调查中,我遇到这样一个人:他立志改变乡村,二十几岁就当上村长,可20世纪90年代,他经不住外面诱惑,和刘立功一样,一夜之间辞掉村长到外面打拼,然而赚了上亿资产,家从乡村迁到县城迁至大城市,到有一天,国家鼓励有钱大户承包土地搞现代农业,他居然又回到乡村,重新竞上村长,可因为土地太吃钱了,因为当了村长,进入了复杂的官场,因为老婆绝不跟他下乡,常年两地分居,还因为他后来爱上为他打工的民工妻子,陷入混乱的伦理关系,不堪重压卧轨自杀……《上塘书》里的刘立功和自杀者在这一维度相遇,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奋斗出来的企业家,到了2010年这个历史时期,他们有可能重返乡村承包土地,有可能重新竞选村长,这一现实对我可是太重要了!它不仅照亮我一直以来寻找的乡村人精神还乡这一主题,还将刘立功往返与城乡之间的物质外壳呈现眼前——他在上塘,又不在上塘,他渴望还乡,却无法还乡,灵魂在上塘与上塘外面漂泊,生活场域广阔而虚妄……关键在于,因为有了对更广阔社会背景的了解,我能在刘立功的生活空间之外,看到人心在变革中的动荡与失控,看到失控灵魂的不安和惊恐,惊恐灵魂对安详安宁的渴求,我还看到那些深陷灾难的人们的内心挣扎,以及在挣扎中灵魂的救赎——挣扎、救赎,刘立功迅速站立并行动起来,他的老婆突然被害,他需要报案,需要接受调查,需要向儿女亲人报丧,需要面对前来哭丧的所有亲人,需要思考把老婆葬到城里还是乡下——在这之前,他如鱼得水如日中天,他不需要思考跟死亡有关的归宿问题;在此之前,他是农民企业家、人大代表,是人们眼中的成功者,可突然之间,警车的汽笛响在家门口,他由成功者变成受害者家属,他被从正常人生轨道拉了下来,他的人生不得不倒立在黑暗中……在这倒立的黑暗时光,他是否思考过家的意义,财富的意义,是否看到创造财富留下的斑斑血迹,以及像血迹一样除不掉的原罪?

刘立功开始了行动,我的笔终于不再艰涩,跟着他,我走近他身后的家族,走进他遭遇灾难之后的黑暗瞬间,走进不曾料想的绝望和痛苦,尤其当他已经遇害的老婆不甘沉默,其灵魂在死后的十几天里四处游荡,我的笔不得不在灵魂的沼泽里深深下陷……吞噬我的,是乡村人对自我身份的迷失和寻找,是他们在寻找中心灵的孤独、脆弱和恐惧,是为摆脱孤独、脆弱和恐惧而呈现出的心灵真相……

反响

在这里,孙惠芬一改《上塘书》叙事语言的舒缓有致、隐忍、犹疑和从容,她写得尖锐锋利,敢于挑战读者感官甚至不避冒犯。她嘈嘈切切,急管繁弦,将故事讲述得任情任性、风波动荡,始终充满内在的紧张和悬念,使小说一直处于烈火烹油的焦灼中,人物的感情亦是历经沉重现实压抑后爆发的不疯魔不成活。或许是对现实的认识令她不得不用此凌厉文风,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表达她的思想与情感,或许一旦进入那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人物便遵循着生活的强大逻辑,脱缰而去,自成一套节奏与语言。

——评论家 王颖

在《后上塘书》中,孙惠芬让死者徐兰的亡灵有机地参与到了叙事中,这不仅仅是为着调度叙事的节奏或增加文学意味,也不仅仅是为着弥补限知叙事的局限或者增加小说的魔幻色彩;最主要的,孙惠芬是要借此让脱离了肉身和凡尘的徐兰能自由行走于城乡之间,能游刃有余地窥探到一个个生者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更能借机重新理性审视自我拷问自我。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乔世华

孙慧芬的《后上塘书》,由刘杰夫的叙述、冤魂的悲鸣和四封来信这三个视觉的交替转换,经由亦虚亦实\亦明亦暗的杂拌式叙事,不仅揭示出乡村变异带来的巨大震荡,而且揭悉出人们精神状态的悸动与不安,以及身与心都处于悬空与漂移状态的困境与窘境。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白烨

熟悉孙慧芬的读者会感觉到,《上塘书》的出版到《后上塘书》的发表,上塘村长了十岁,作家则精进了十年。故土的人与事,曾是布满乡情的扇面,容得下条块状相连的温暖和忧愁;现在,扇子被收束起来,成为一把贯通感和穿透力极为充沛的长剑,从少儿时期的歇马山庄出鞘,直指成熟起来的上塘村的心病。

——评论家 郭梅

孙惠芬,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出版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伤痛故土》《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长篇散文《街与道的宗教》,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谈》等。曾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二、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被译介海外。现居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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