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达明
古代做过秘书的著名文人,在他们的个人文集里,大都收录了代领导起草的文稿,说明在古代秘书奉命起草的文稿(包括公文),本人是享有著作权的。如在《左文襄公全集》里,就将张亮基和骆秉章两人在湖南任职时的奏稿,毫不客气地收进了本书的附卷。编者杨书霖为此特意写了一篇《跋》文,解释其中道理:“张、骆二公奏稿,左文襄公居幕府时拟作也。咸丰初……张大司马、骆文忠公先后抚湘,稔公才,延入幕,委以军事,奏疏书檄皆出公手,兼筹兵饷,罗致英杰,发纵指示,动协机宜,内绥土寇,外援邻省,所向有功。凡奏稿所陈,皆当时赞画,实见诸行事者。”杨书霖认为,张亮基和骆秉章主政湖南期间,所有重要奏折都是左宗棠写的,无非是以他们的名义上奏而已。
然而在古代,也有个别秘书虽为领导起草过大量文稿,却从不留底稿。唐朝的高郢,就是如此。
高郢字公楚,考取进士后荣登茂才异行科,在郭子仪和马燧幕府做过掌书记,后入朝为官担任中书舍人。高郢文名虽不为后世所知,却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冬天当上了宰相。
有人问高郢:“前辈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他回答说:“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于是“重其慎密”。(《旧唐书·高郢传》)
既然“前辈皆留制集”,高郢所谓“王言不可存私家”的回答就显然是托词,真正原因当不在此。哪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应在“重其慎密”四字中找。
高郢所服务的唐德宗是个心理极其阴暗、猜忌群臣最为厉害的主子。《新唐书·德宗本纪》说:“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