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地区东汉多枝灯类型分析

顾平+何志国

摘要：河南地区东汉多枝灯有A、B、C三个类型，A型特征是灯座为高圈足豆，其上是细长柄豆上下组合的多枝灯，根据灯盘层数由多到少的变化趋势，可分三式。B型特征是多层高圈足豆上下叠合的多枝灯，根据灯枝的长短再细分为Ba和Bb两个亚型，Ba以多枝灯层数由少到多的变化趋势，分为四式;Bb以灯座由低矮向修长演变趋势，分为四式。C型小圈足，高柄，浅盘。该地区多枝灯造型特征是，灯盘数量和灯座贴塑内容丰富，形成了这一地区多枝灯丰富多彩、繁缛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设计艺术;中国传统工艺;河南地区;东汉多枝灯;设计风格;类型

中图分类号：J50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一些论文对汉代灯具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部分涉及多枝灯。2007年，姜佰国把京津冀地区汉代灯具分为两型，A型为豆形灯，B型为多枝灯，再将多枝灯分为两个亚型：Ba由灯座、盘分体组合而成;Bb托盘、灯座为一体，两个亚型各分二式。[1]同年，蒋晓红以灯杆粗细之别将多枝灯分为二式。[2]2009年，王强根据灯形状变化将多枝灯分为四种类型[3]。同年，李秀芹专就陶多枝灯进行研究，将其分为两式：Ⅰ式为树形灯，结构简单;Ⅱ式多枝、多盏，结构繁缛[4]。2011年，李雯雯专就河南地区多枝灯进行研究，她根据多枝灯托盘的有无、灯盏侧枝的繁简，以及底座造型的变化，将河南地区多枝灯分为三式五型[5]。同年，李侃将多枝灯分为三型：A型树形多枝，B型层盘多枝，C型多层多枝[6]。2012年，麻赛萍根据灯座、灯柱、灯盘的装饰分为三型：A型树形，造型简单;B型灯柱上托大盘，C型灯座呈喇叭状，表面塑山峦、人物、走兽和飞鸟[7]。此外，一些研究汉画像的文章也提到了汉代灯具[8]。

上述研究不同程度涉及河南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多枝灯，有利于加深我们的认识。但是，这些论文没有找到标准器型，多枝灯的类型划分缺乏依据，也没有梳理出多枝灯丰富的类型，以及它们自身的演变规律和特征。究其原因是缺乏正确的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应用，至多是在主观基础上的一般分类。采用纪年和年代准确墓葬出土多枝灯的检验，就会发现这些多枝灯分类自相矛盾，而且年代错乱，缺乏时空变化。

研究河南地区东汉多枝灯的正确方法是：首先，根据多枝灯的主要结构差异划分类型和式别，以表现多枝灯的时空变化;其次，以纪年墓或者年代准确的墓葬出土的多枝灯作为年代标尺，检验类型和式别划分是否可靠;最后，通过考古分期，找出东汉多枝灯的演变规律和特征。

东汉多枝灯虽然造型复杂，但其主要结构是豆形灯，只是由于豆形灯形态和组合方式的差异，才导致造型丰富多彩。河南地区出土东汉多枝灯的地方有，济源桐花沟、承留，洛阳烧沟、涧西七里河，灵宝张湾、陕县刘家渠、密县后士郭和林州市等地，从考古报告分析，这些地区多枝灯年代大多为东汉晚期，多枝灯虽然形态复杂，但是数量不多，时代比较集中，给考古类型分析带来困难。不过，从广义上的中原地区，即黄河中下游地区来看，河南周边的陕西、山东、山西和京津冀地区，出土了大量东汉多枝灯，基于上述地区在秦汉时期的政治统一、有利于文化交流和同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区域这一基本事实，可以认定，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汉多枝灯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因此，本文把它们放在一起划分类型，进行分析，从而勾勒出河南地区东汉两百多年间多枝灯的发展轨迹和特点。

一、河南地区东汉多枝灯的类型

以河南地区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东汉多枝灯主要结构是豆形灯上下重叠而成，根据豆形灯主要形态差异，可分为A、B、C三型：A型的主要特点是，多层豆形灯上下重叠而成，下层是喇叭形高圈足豆，上层是较长的细柄豆;B型的主要特点是，多层高圈足豆形灯上下重叠而成，下层是喇叭形高圈足豆;C型，单层，小圈足，高柄，浅盘。

图1

A型多枝灯，基本造型是多层豆形灯上下重叠而成，下层为喇叭形高圈足豆，上层为较长的细柄豆;灯枝一端插于灯柄或灯盘口沿，另一端安置灯盏，是名副其实的多枝灯。该型为泥质陶，多枝灯表面白地涂朱，墨绘图案，雕塑丰富，灯座铺满贴塑，各层灯盏也为鸟形雕塑，灯枝上有骑龙羽人。依照灯盘层数由多到少的变化趋势，可分为三式：

A型Ⅰ式（M10：36-40），河南济源桐花沟10号墓出土（图1）。泥质陶，通高110厘米。分上、中、下三层，下层是灯座，中层和上层为较长的细柄豆组成灯盘。灯座呈喇叭形高圈足形状，表面上中下贴塑三组人物和动物28个，人物高髻，赤裸上身，动物有野猪、奔兔、奔鹿、山羊、猎犬、独角兽、猴子、狮子等，人物和动物皆绘黑、白、紫、朱等颜色。中层和上层有四枝鸟形灯盏和羽人驾龙饰件，共有灯13盏。林州汉墓出土多枝灯也属此式①。

A型Ⅱ式（169：2），西安潘家庄169号汉墓出土（图2）。泥质红陶，通高82.8厘米。分上、下两层，下层是灯座，灯座是喇叭形高圈足形状，上层为较长的细柄豆。灯座表面贴塑山峦，其间有人物、走兽和飞鸟，上层有九个鸟形灯盏和四个骑龙羽人[9]。

A型Ⅲ式，河南洛阳润西七里河汉墓出土（图3）。泥质陶，通高85厘米。灯表面白地涂朱，再墨绘连弧纹。分上、下两层，下层是灯座，灯座是喇叭形高圈足形状，上层为较长的细柄豆。灯座表面贴塑山峦，其间有人物、走兽和飞鸟。上层灯盘口沿和细柄两层各插四枝灯，灯枝为横S龙形，龙背上骑羽人。所有灯盏为圆形，外沿有叶形屏风（顶部鸟形灯除外）。加上顶部鸟形灯，共计13盏灯。洛阳烧沟汉墓出土铁多枝灯与本式结构相同（图4），灯枝为横S形，也为13盏灯，但没有复杂的雕塑，造型大致可以归入本式。

图2图3

图4

B型多枝灯数量多，造型最为复杂，根据灯枝长短差别，再细分两个亚型：Ba灯枝较长，Bb灯枝较短。

Ba型灯枝较长，灯座表面贴塑山峦，其中有丰富人物、动物雕塑，有的还有故事情节。灯形饱满，皆为圆形，灯枝细长，灯枝、灯盘简朴，间有龙首装饰。以多枝灯层数由少到多的变化趋势，可分四式：

Ba型Ⅰ式（M1： 14），陕西扶风官务汉墓出土（图5）。通高105厘米，泥质黑陶和红陶，灯表面绘黑、白弦纹和网格纹。四层高圈足豆形灯上下重叠而成，下层是喇叭形高圈足灯座，灯座表面贴塑三层人物和动物故事，有乐舞、骑马、驾车、龙等题材。灯座以上三层灯盘各插四灯枝，灯枝为抽象的鸟形，两侧插翅，背驮圆形灯盏，共计12盏灯[10]。

Ba型Ⅱ式，天津武清鲜于磺墓汉墓出土（图6）。通高96厘米，陶质施白衣，四层高圈足豆形灯上下重叠而成，下层是喇叭形高圈足灯座，其表面以凸棱分为三层贴塑：上层一人抚几而坐，其右侧一人侧立;中层塑人物骑马，左右成对而列;下层贴塑劳作人物，或持袋，或舂米。灯座以上两层灯盘口沿各有对称六个穿孔，分隔间插龙首饰物和曲枝灯盏[11]。

图5

图6图7

Ba型Ⅲ式（M1： 40），河南济源承留汉墓出土（图7）。通高142厘米，泥质灰陶，通体施白衣，涂以朱砂，五层高圈足豆形灯上下重叠而成，下层是喇叭形高圈足灯座，自下而上一至四层间距较大，第五层间距较小。其表面以三周凸棱分为四层贴塑：上层贴塑六人，有的倒立，有的拉弓，二人捧物;第二层塑飞奔的虎、獾、兔;第三层塑飞奔的羊、狐、兔;下层塑狼、猪、獾、鸡。自下而上一至三层灯盘口沿共插24盏灯，第四层灯柄插四盏灯，加上顶灯，共计29盏灯。

Ba型Ⅳ式（M2： 108），河南密县后士郭汉墓出土（图8）。通高117厘米，泥质灰陶，通体施白衣、涂朱，六层高圈足豆形灯上下重叠而成，下层是喇叭形高圈足灯座，以上各层间距较小。灯座表面贴塑山峦，其中有动物11个，可识别的有龙、猴、蝎。自下而上，第一、二、三五层灯盘口沿间隔安置四个圆形灯盘和龙首。第四层灯盘口沿间隔安置三个圆形灯盘和龙首，加上顶灯，共插20盏灯。

图8图9

Bb型灯枝较短，灯座及各层灯柄较高，因而灯形修长。灯枝较短，插于灯盘口沿，灯座四周贴塑较少（Ⅲ式例外）。以灯座由低矮向修长演变趋势，可分四式：

图10图11

Bb型Ⅰ式，西安私人收藏（图9）。三层高圈足豆形灯上下重叠而成，下层是喇叭形圈足灯座，底座灯盘直径较大，口沿插四个较小的鸟形灯盘;中层灯盘直径较小，口沿兽首之上插四个较小的鸟形灯盘，顶灯为鸟形，共计9盏[12]。

图12图13

Bb型Ⅱ式（M1037：38），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图10）。通高83厘米，绿釉陶，三层高圈足豆形灯上下重叠而成，下层是喇叭形圈足灯座，较高，底座和中层灯盘口沿插四个较小的圆形灯盏，灯盏外侧附柿蒂形饰件，顶层为鸟形圆雕，背驮灯盏，共计9盏。

Bb型Ⅲ式（M3： 2），河南灵宝张湾汉墓出土（图11）。通高111厘米，绿釉陶，四层高圈足豆形灯上下重叠而成，下层为喇叭形高圈足灯座，以上各层间距较大。灯座表面贴塑山峦，其中有骑马、驾车、奔兽和孔雀。自下而上，一至二层灯盘口沿共插8盏灯，第三层灯盘口沿插五盏灯，加上顶灯，共计14盏。

Bb型Ⅳ式，北京平谷杜莘庄汉墓出土（图12），四层高圈足豆形灯上下重叠而成，下层喇叭形高圈足灯座甚为突出，并有三层三角形镂空，一至三层灯盘口沿共插由人持12盏圆形小灯，加上顶灯，共计13盏[13]。

C型多枝灯，一件，陕县刘家渠汉墓（M8： 42）（图13），橙黄陶，小圈足，高柄，浅盘，灯盘口沿间隔安置三个圆形灯盘和飞龙。

二、多枝灯年代、分期特点及其演变

（一）A型年代

出土A型多枝灯的年代可以从相关纪年墓葬、钱币年代特征加以分析。

济源桐花沟M10：36-40发掘简报的年代定为东汉早期晚段至东汉中期早段。M10：36-40灯座圈足、上层豆柄细直、修长，灯枝呈直角旳建筑斗栱形，与江苏邗江甘泉多枝灯相似。后者同墓出土“山阳邸铜雁足鐙建武廿八年（52年）造比廿”铭文，“山阳邸”可能为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荆的山阳王府，刘荆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自杀而死，邗江为山阳王辖地，可见该墓为东汉早期[14]。因此，济源桐花沟M10：36-40多枝灯的年代也应为东汉早期。

西安潘家庄M169发掘简报的年代定为东汉中期早晚段至东汉晚期早段。墓中出土3枚东汉五铢钱出现减重现象，可定为东汉中期。东汉纪年墓葬出土剪轮或磨郭五铢钱，印证了这类钱币出现于东汉中晚期。河南襄城画像石墓“永建七年”（实则阳嘉元年，即132年）[15]，四川宝兴县夹金山东汉砖室墓，出土剪轮五铢17枚，该墓墓砖有“永建五年（130年）造”铭文[16]。

洛阳七里河墓陶器组合、造型特征以及东汉五铢钱特征与洛阳烧沟东汉晚期墓的同类物相似，发掘简报的年代定为东汉晚期是正确的。

因此，这三座墓葬的年代早晚关系是：济源桐花沟M10→西安潘家庄M169→洛阳七里河汉墓。与此相应，A型多枝灯的年代早晚关系：AⅠ→AⅡ→AⅢ。

以上三座东汉墓以及出土的三式多枝灯年代早晚关系是一致的，没有可逆现象，说明这三式多枝灯划分是正确的。

（二）B型年代

1.Ba型年代

陕西扶风官务汉墓，发掘报告定为新莽后期，理由是发掘者声称未出土东汉五铢钱[10]（p.17-29）。但是，其中一枚五铢钱（编号12）具有东汉中期的特征：“‘五字交笔甚弯曲，交笔内收后与上下平划作左右平行的垂直线相接;‘铢字‘金旁之字头，常见等腰的较大三角形;其下之四点虽承前仍为四小长方形，但此四小长方形比前增长;‘朱旁字头已定式为皆圆折，上下折较前宽大，且出现朱旁长于金旁及朱旁上折两竖笔微外撇之书式。”[17]可见，发掘简报的年代偏早，该墓年代应为东汉中期偏早。

天津武清鲜于磺墓，墓主鲜于磺曾任雁门郡守，死于延光四年（125年），该墓为东汉中期[11]（p.351-366）。

河南济源承留墓出土五铢钱五字较弯曲，朱字金旁较明显，朱字头圆折，具有东汉中期偏晚特点，另外，还出土一枚剪轮五铢钱。《后汉书·刘陶传》记载，汉桓帝时期（147-166年），“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18]。“货轻钱薄”就是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五铢钱剪轮等现象。因此，济源承留墓定为东汉中期偏晚是正确的。

河南密县后士郭墓定为东汉晚期，发掘简报分析该墓年代不晚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大致不误。

综上，这几座墓的年代顺序是：扶风官务汉墓→武清鲜于磺墓→济源承留墓→密县后士郭墓。与此相应，Ba型多枝灯的年代早晚关系是：BaⅠ→BaⅡ→BaⅢ→BaⅣ

以上四座东汉墓以及出土的四式多枝灯年代早晚顺序一致，没有可逆或者矛盾现象，说明这四式多枝灯划分正确。

2.Bb型年代

BbⅠ是西安私人收藏，出土墓葬不明。出土BbⅡ、BbⅢ、BbⅣ的陕县刘家渠M1037：38、灵宝张湾和北京平谷杜辛庄M5均为东汉晚期，给检验这划分的四式早晚关系是否合理带来困难，只能借助同一类型Ba总结的年代特点加以分析。Ba型各式演变规律是：早期多枝灯层数少，晚期层数多;早期造型简单、朴实，晚期造型复杂，雕塑丰富。因此，在Bb型中，BbⅠ最早，约当东汉中期， BbⅢ比BbⅡ多一层，灯座有雕塑，应当比BbⅡ要晚。由此，Bb型多枝灯的年代早晚关系是：BbⅠ→BbⅡ→BbⅢ→BbⅣ。

（三）C型年代

该型只有一件，陕县刘家渠M8： 42，年代为东汉晚期。

（四）东汉多枝灯分期

以河南地区为代表的东汉多枝灯可分东汉早期、中期和晚期三期：

东汉早期是多枝灯的初始期。只有AⅠ，多枝灯类型单一。

东汉中期是多枝灯的发展期。A、B两型皆有，有AⅡ、BaⅠ、BaⅡ、BaⅢ、BbⅠ，多枝灯类型丰富，尤以Ba最多，在东汉中期早、中、晚三段皆有。

东汉晚期是多枝灯的成熟期。有AⅢ、BaⅣ、BbⅡ、BbⅢ、BbⅣ、C型。多枝灯类型丰富，尤以Bb最多，在东汉晚期早、中、晚三段皆有， Ba减少。

各类型和式别在东汉早、中、晚三期的分布详见表2。

（五）各期特点及其演变

A型有以下演变特点：

其一，灯盘在东汉早期（AⅠ）为三层，中期（AⅡ）和晚期（AⅢ）减少为两层。但枝灯层数呈3→2→3变化，即河南济源的AⅠ和AⅢ枝灯层数丰富，西安的AⅡ则较少，这既可能是地域特色，也可能是时代差异。其二，灯枝形状早期（AⅠ）、中期（AⅡ）为直角形状，颇似建筑斗栱，多枝灯表现出结构清晰;晚期呈横S形，多枝灯表现得层次丰富，起伏多变。其三，东汉早期（AⅠ）、中期（AⅡ）灯枝分别直接插于灯盘口沿和灯柄之上的圆孔中，灯盏为鸟形;晚期（AⅢ）灯枝一部分直接插于灯盘口沿中，灯柄之上增加两圈凸棱，凸棱纵向有四孔，用以插灯枝，如此这般造型，增加了灯枝的层数和数量，使得多枝灯的结构变得丰富多彩。灯盏由鸟形变为圆盘形，灯盏口沿增加了树叶形屏风。有人认为，树叶形屏风具有挡风功能[7]（p.74-75）。

B型的Ba、Bb分别有以下演变特点：

Ba的演变特点是：其一，多枝灯各层数量呈现逐渐增加趋势，由东汉中期早段（BaⅠ）四层，到东汉中期晚段（BaⅢ），变成五层，到东汉晚期（BaⅣ）变成六层。其二，底座灯柄由东汉中期早段（BaⅠ）的细长逐渐演变为东汉晚期（BaⅣ）的粗短，即灯座由高柄豆演变为高圈足豆，从而增强了灯座的稳定性。其三，灯座表面积呈现减少趋势，东汉中期早段（BaⅠ）表面积大，其上贴塑内容丰富，到东汉晚期（BaⅣ），贴塑内容明显减少。其四，灯座以上各层灯柄呈现由粗短演变为细长趋势，以减少各层灯的体积，减轻重量，增加多枝灯的空间，从而避免因灯层增加而导致的多枝灯头重脚轻、稳定性差的问题。

Bb的演变特点是：其一，灯盘由三层向四层转变，即东汉中期（BbⅠ）、东汉晚期早段（BbⅡ）为三层，东汉晚期中段（BbⅢ）和东汉晚期晚段（BbⅣ）为四层。其二，灯座由低矮向修长变化。即东汉中期（BbⅠ）灯座呈喇叭状低矮圈足，到东汉晚期晚段（BbⅣ）变成修长的高圈足。

三、结语

河南地区东汉多枝灯有A、B、C三个类型，A型的主要特征是灯座是高圈足豆，其上是细长柄豆上下组合的多枝灯，可分三式。B型较为丰富，其主要特征是多层高圈足豆上下叠合的多枝灯，根据灯枝的长短再细分为Ba和Bb两个亚型，再依照这两个亚型的发展趋势各分四式。C型造型简单，小圈足，高柄，浅盘，灯盘只安置三枝灯。

在河南地区东汉多枝灯中，A型出现最早，年代为东汉早期，B型出现稍晚，为东汉中期，A、B两个类型中，Ba、Bb分别在东汉中期、晚期最为流行。B型较早出现在东汉中期的陕西地区。

河南地区东汉多枝灯的造型特征是，灯盘和灯盏数量丰富，例如，密县后士郭多枝灯（BaⅣ）层数最多，可达六层，济源承留（BaⅢ）灯盏数量最多，共计29盏。A型灯座贴塑丰富，有的灯枝呈龙形（如AⅠ），有的灯枝上面有羽人（如AⅢ）。丰富的灯盘和灯盏，与形态多样的人物、动物贴塑和雕塑形成对照，形成了这一地区多枝灯丰富多彩、繁缛的艺术风格，为其他地区多枝灯所不及。

相比之下，陕西地区东汉多枝灯造型和风格与河南更接近一些。山东地区多枝灯之上出现博山炉的现象[19]，则不见于河南地区。与河南地区相比，京津冀地区的东汉多枝灯造型显得更为朴实一些。（责任编辑：徐智本）

①河南地区出土东汉多枝灯资料出处见本文表一，以下不再注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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