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交融

赵崇华

摘要：王光祈，不仅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东亚乃至亚洲地区近现代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先驱。他以音乐为媒介改造国人、复兴礼乐而及复兴中华民族，以音乐著述开启国民素质教育的理想和实际举措，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志之士探寻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之路的浪潮中独树一帜。他用勤奋的笔耕，在中国近代音乐学、音乐教育史上，以其数百万字的理论著述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全民音乐教育”的第一批文化学者。

关键词：音乐艺术;王光祈;音乐教育;音乐史;近现代音乐学;贡献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

一个世纪以前，一位从中国四川成都走出来的青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动荡大转变的转型期，怀着一颗拳拳的爱国心和使命感，思考、探索国家民族的出路。他是一位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现实主义者，两种几近矛盾与对立的品质在他的血液里交融、汇流并贯穿于他的政治理想、音乐理论与社会活动之中，造就了他多领域的研究取向。他短暂而精彩的生命，宛如划破天空的流星，迅疾而美丽，留给后人无尽的追念。

王光祈，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五四”时期新思想的传播者、社会活动家，东亚乃至亚洲地区近现代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先驱，在他44年人生历程中，写下了以音乐为主、内容涉及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各方面的数百万字的著述。以其著名的社会活动和广阔的学术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研究东亚及亚洲地区的音乐学，就必须研究这位一生与中国音乐学、音乐教育紧紧相连的学者、文化名人。他人生的最后16年，撰写了大量音乐论著，内容涉及比较音乐学、音乐史学、律学、乐器学、音乐美学、音响物理学、作曲理论等，留下了洋洋三百余万字的理论著述。其毕生的理想，是以音乐唤醒民众：“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王光祈以“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的音乐研究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中国音乐学产生了值得今天我们重新审省的影响，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中国音乐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浩浩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音乐文化、音乐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资料记载，中国音乐教育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氏族社会后期，音乐教育制度开始发生①。氏族社会的音乐教育与祭祀活动紧密关联，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为乐教活动的场所;二为主持乐舞活动的典乐者（即专职乐官）。《吕氏春秋·古乐》留下了上古社会乐舞、乐教的一些记录，一批乐教专职人员和具有乐教性质的机构出现了：夔、伶伦、咸黑、质②以及大司乐③，他们既是音乐的传承者也是音乐的教育者。中国古代的乐教主要是两方面的功用：一为生命的功用;二为社会的功能。生命的功用是指“乐”带给人生的快乐。“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1]社会功能是指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古代音乐侧重的是社会功能。

礼、乐相结合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自西周起，主张以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来培养、提高人的文化素养，音乐被列为文化素养的重要部分。礼、乐也是中国儒家文教经典“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主要内容之一。“六经”的《礼》《乐》与“六艺”一脉相承，经过春秋、战国以降儒家学派的继承、弘扬，礼乐思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理念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在两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王光祈音乐教育的主要思想就是“复兴礼乐”。

中国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音乐教育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进西方的音乐文化、音乐教育开始的。1898年清末维新运动期间，光绪皇帝100多道新政诏令中包括了废八股、设新校的内容，在此背景下，新式学堂开始出现。新式学堂将音乐列入西学课程范围，开设琴科与唱歌课，西方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理念随之进入中国。到1904年全国各类新学堂总数达到8277所[2]。新式学堂的建立为近代音乐教育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以“学堂乐歌”④为标志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序幕。一批接受了欧、日近代教育思想的留学归来的学生沈心工、萧友梅、李叔同等积极在国内推行、效法西洋音乐知识和技能，开展在新型学校中唱歌的经验、方法和学习。作为西学东渐新文化重要部分，学堂乐歌的盛行，改变了“古乐雅音，失传已久”的乐教式微的状况，是中国近代新音乐、学校音乐教育产生和发展的标志。

近代音乐教育的起步与世纪之交的一批思想家的呐喊、呼吁分不开。康有为⑤、梁启超⑥、蔡元培⑦为此都做了努力。其中，蔡元培是推动近代新型音乐教育体制建立的关键性人物。作为中华民国第一届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一生的教育实践，最富建设性的成果是对美育的倡导与实施，音乐教育则是美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由蔡元培亲自制定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等法令法规，逐步确立了学校教育中音乐教育课程的地位，在民国头几年逐步推行从幼儿、小学、中学再到中等师范学校的音乐教育体系，具体规定了音乐课的学时、教学要求，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制。“美育”教育思想在教育界和专业音乐界以及行政界得到了相当的关注，使得音乐教育在中国迅速发展：各类音乐社团、音乐学校乃至音乐理论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各级各类学校编写的音乐教材也大量涌现，公开出版的音乐教材数量众多，体现了当时中国音乐教育的成果和水准;大众音乐活动、普通及专业音乐教育活动极其活跃;音乐教育家萧友梅、杨仲子、吴伯超、王光祈、黄自、应尚能、黎锦辉、吴梦非、刘质平、熊佛西、聂耳、洗星海等群星闪烁;师范院校对音乐系科的建设和专业院校对师范音乐系科的建设都达到一定的水平，专业音乐院校开始把培养音乐教育的人才放在重要的地位。

不可否认，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初具框架，深受欧洲、日本音乐教育体系的影响“远法德国，近采日本”[3]，学制、基础课程、教材及教学形式、教学管理等诸多方面主要是借鉴欧洲体系，西方传统音乐学体系和教育学体系构成了中国音乐教育的学科基础。

中国当代的音乐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政权的更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学校音乐教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音乐教育的地位、教育方针、教学大纲、教学标准等与时俱进，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音乐，如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与西方的对立，音乐领域也采取了对西方音乐的排斥，并一边倒地只接收前苏联和东欧的音乐文化。而同一时期，国外音乐教育迎来了以多元文化观为主题的快速发展的机遇⑧。1958年国际音乐教育协会召开了的“促进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音乐共同发展，并以此作为国际间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的一种手段”的ISME第三届大会，给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教育带来了大发展的契机，为国际音乐教育的多元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20世纪50年代起相对封闭的教育状况一致直延续到80年代。80年代后，中国的教育迎来了一个强调“美育”、“素质教育”为新特征的全面发展的好时机。美育被正式列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国家教育方针。国家将音乐教育视为落实美育的重要手段，设立了各级负责艺术教育的机构，统筹管理各级各类的艺术教育。尤为突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从过去未得到足够重视迈向了“强化民族音乐教育，创建中国音乐教育体制”的关键一步。音乐、音乐学、音乐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研究成果为音乐教育的多维开展提供了可支持的沃土。

从20世纪之初的全面效仿西方的音乐教育体制到80年代以后民族音乐教育的重新开启、以及21世纪前后多元的音乐教育格局的开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百余年的发展跌宕起伏。王光祈等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对民族音乐和音乐教育孜孜不倦地研究与推广，终于在半个世纪以后得到了应有的回应。

二、王光祈音乐教育的历程及其地位

探究王光祈音乐教育的历程及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地位，我们还需追寻他成长经历和受教育的背景。

王光祈1892年出身于四川成都，1920年从北京赴德国求学并工作，1936年1月病故于德国波恩。他28年的国内生涯里，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动荡、急剧转变的时期。近代中国，羸弱多难，社会动荡，旧王朝已分崩离析，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经历着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这段时间，是王光祈接受初小教育时期。受动荡局势的冲击，王光祈从小生活异常窘迫，度日艰难。他颇有文化素养的寡母和乡村私塾教师开启了他启蒙教育。社会底层的生活和乡村私塾老师对川人革命者的讲述，使得王光祈“转移末世之风气”[4]的思想从此萌芽，谋求国家民族前途、出路的思想就此在他的心灵扎根。1907年王光祈进入于成都第一小学堂高年级。随后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王光祈得缘于一批既有深厚儒家学问又有维新思想的良师：刘士志、刘豫波、王铭新等。名师的悉心教导，王光祈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四书五经、名家名集等中国文化经典教材，从此奠定了他一生从事多领域研究的坚实中国文化思想基础。成年后的王光祈无论是作为“五四”时期新思想的倡导者、传播者、社会活动家的王光祈，还是在德国作为音乐学的研究者和西洋音乐的传播者的王光祈，始终持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始终未脱离“礼乐治国”的思想基础。他认为：“‘礼乐是中国古代唯一最有价值的文化”，“中华民族之复兴”必须“创成代表中华民族的国乐，由‘礼乐复兴以唤醒中华民族之复兴，实现我们日夜梦想的‘少年中国！”[5]1914年，王光祈辞别故乡，北上北平，谋求“打破现状，创造新路子”的发展之路。开始了边工作边学习的北平6年的生活。这是王光祈充分展示他超前的思想、以旺盛的活力从事于社会活动的几年。在北平的6年里，王光祈积极投身当时主流知识分子探索国家民族出路的大潮，发起成立了“五四”时期的最大社团——少年中国，参加了《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晨报》等重要刊物的编辑、撰稿、创办等工作，积极倡导并创办和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留下的重彩浓墨的一页。

1920年初，王光祈获得了赴德勤工俭学的机会，以上海《申报》《时政新报》和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来到德国法兰克福。在德国，王光祈如饥似渴地学习和了解欧洲。初学德文和政治经济学，为国内报刊撰稿，筛选德国各大报纸重要新闻，翻译写成新闻稿寄回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迅速崛起，恢复社会经济、走出困境引起了王光祈深深地思考。他看到了音乐在重振民族信心中的巨大作用，深深感受到音乐在塑造国民性中蕴藏的巨大能量。一直深藏与王光祈心中的“少年中国”之梦再一次被拨动。“处世治心惟礼约……礼乐不兴，则国必亡”。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非经济，非体魄，而是国民文化的重塑，入手之点，王光祈认准了“音乐”。王光祈在《欧洲音乐进化论（自序）》所讲：从政治方面去寻求中国的进步已经无望，只有掉过头来，转向社会，“我以为要唤起中华民族的再兴只有恢复‘民族特性这一个方法。”而恢复民族特性，有非用孔子的礼乐精神——和谐主义不可。而孔子学说，完全建筑于礼乐之上⑨。从此在“音乐救国”的路上王光祈一路前行。

从20年代初赴德国工作留学两年之后，音乐研习伴随王光祈的一生。他以国学的功底，学习西洋音乐;以西洋音乐的方法论研究国乐、整理国乐，难能可贵地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写下了比较音乐学、音乐史学、律学、乐器学、音乐美学、音响物理学、作曲理论等内容的理论著述。在时隔一个世纪后音乐学理论不断成熟的今天看来，虽然有些内容难免简单或不够成熟，但是其涉猎的广度为后来研究者开拓了一片音乐理论探索的新天地。王光祈音乐的研习历程，也折射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近100年所走过的历程——从世纪之交的全面引进、效仿西方的音乐教育体制走向8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重新开启。

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者的研究视觉主要集中于王光祈的音乐学、音乐史，对他在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以及王光祈在音乐教育领域的贡献，目前所见论文并不多见⑩。客观地讲，王光祈一生虽著述等身，但关于中国音乐教育的论文、专著或教材却鲜于面世，唯一的音乐教育教材是1928年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唱歌新教材》。同时，由于他本人并未在国内直接从事音乐教育的具体实践工作，身后不免有一些质疑之声。

但是，纵观王光祈的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著述，在以音乐为媒介改造国人、以复兴礼乐而及复兴中华民族的目标之下，他的所有的音乐研究成果都是围绕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展开[6]。他所开拓的音乐学研究领域和其达到的水平，在20世纪20-70年代雄踞我国专业与业余音乐教育著述的前几位：他是第一位向中国人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音乐文化，传播音乐知识，并写出第一批有关西方音乐研究著述的音乐理论家;他是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音乐研究者，是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第一个把兴起于19世纪的比较音乐学介绍到中国，开辟了用西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新领域，并使得中国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民族音乐学研究和教育实践与欧洲站在了一个起跑线上;他开拓了中国音乐史的结构体系和研究方法，把中国音乐史的结构体系从此前的史学断层论（断代史研究，如萧友梅），推向了纵贯5000年文明史直到近代的细致梳理;他开拓了中国古琴研究的翻译，用五线谱代替了中国古代音谱;他把西方（主要是德国）的音乐教育理念带到了中国，倡导“礼乐复兴，以唤醒中华民族之复兴实现我们日夜梦想的‘少年中国！”他与同时代的李叔同、萧友梅、黄自、贺绿汀、青主等人一起，构成了影响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近代第一批文化音乐学者。

三、王光祈对中国音乐教育的贡献

王光祈生长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和留学德国的经历，使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带有中西融合的特色。王光祈对中国音乐教育的贡献可概括为：

（一）将欧洲音乐和音乐教育系统地介绍给国人，为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对西方音乐的介绍，王光祈在同时代人中可谓佼佼者。在研习音乐的十二三年里，他撰写了十几种音乐著述，数量之多和涉及的广度，直到70年代国内音乐界仍无人能及。我国稍后的一批音乐界的知名学者多从他的著作中受益，甚至一些日本学者也深受他的影响。1923年王光祈以一篇《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开始了研究音乐的征程，这是他踏入音乐学领域的第一篇文章。此后，通过对德国音乐文化的观察和思考，王光祈又写出了《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德国音乐教育》《欧洲音乐进化论》等著述，介绍德国音乐历史、音乐文化，分析德国音乐普及的原因，介绍德国音乐普及的程度和德国人对待音乐态度，介绍德国乐器、唱法等音乐基本常识，以及国民音乐教育层次划分和教学程序。他把一批德国音乐家如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介绍给国人，以开拓国人的视野。通过中德教育的对比，特别是音、体教育观念上存在的问题而导致的教育偏差与失误，王光祈阐明传播、倡导音乐的原因是要“由此引起国人研究音乐的雄心，以创造代表中华民族的国乐;更由‘礼乐复兴（质言之，即中国古代文化复兴，因‘礼乐是中国古代唯一最有价值的文化）以唤醒中华民族之复生，实现我们日夜梦想的‘少年中国！”[5]（p.4）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中王光祈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介绍西洋音乐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能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因为要利用西洋科学方法，所以便不能不先研究西洋音乐的进化”[7]（p.356）。其后，王光祈不断拓展视野，撰写介绍欧洲音乐历史、音乐文化、音乐基础知识的著述、论文，总共达二十五六篇[7]。

（二）他在中国率先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对中国民族音乐进行研究，开辟了中国比较音乐学领域，成为中国音乐学的奠基人。

王光祈留德之时，正是比较音乐学在德国学术界活跃的时期。在音乐之都的德国，王光祈置身于音乐氛围浓郁的柏林，便开始以学者的敏感和眼光，前瞻性地运用当时盛行的新型研究方法、全新的学术观念进行思考和研究。“研究各种民族音乐，而加以批评，系属于‘比较音乐学范围。”[8]（p.405）这是王光祈对比较音乐学的最初认识。柏林学派的几位核心人物（也是后来成为王光祈导师E.M.von霍恩博斯特尔、C.萨克斯等），对王光祈研习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决定“采取西洋科学方法，整理本族固有文化”，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了解、认识和研究中国和东方各民族音乐文化，对包括乐律、乐调、乐谱等为主的“乐制”进行研究。王光祈比较音乐学主要的两部著述《东西乐制之比较》《东方民族之音乐》是在他1927年考入柏林大学接受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指导之前完成（前一部1924年撰写，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后一部1925年撰写，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在这两篇王光祈比较音乐学成名之作里，他一方面从不同国家民族特性角度，另一方面从人类音乐的整体高度，把世界音乐划分为三大体系——中国乐系、希腊乐系、波斯亚刺伯乐系，客观分析各民族音乐之间的不同和他们的渊源联系，绘制了世界三大乐系流传图，形成了他“划分世界三大乐系”的比较学音乐思想。同时，通过对比中西律制及调式的比较研究，他评价了研究中国律制的意义：“我国音乐界虽然始终喜用十二部平均律，然在世界上将一个‘音级分律如此之多的，则只有中国一国，当次欧洲音乐界由少律趋向多律之时，我们重新研究古律，实时一种对于世界文化极有价值之举。”

师从霍恩博斯特尔后，王光祈继续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音乐研究。在他1934年（去世前两年）所完成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中提到：“尽管本文是以我多年悉心研究的中国史料作为依据，但就其方法而言，还是受到欧洲的影响。这一点要感谢希德迈尔和霍恩博斯特尔两位先生。”明确了他的研究方法是比较音乐学。这篇博士论文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置中国戏曲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于世界的范围内，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不同的乐律、戏曲结构概念、戏曲音乐表达方式、演员表演等进行分析，与同一时期他的其他音乐著述如《中国音乐史》《中西音乐之异同》等一起，显露出王光祈在观点和深度上已经达到当时的世界比较音乐学水平，对后来民族音乐学研究，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大力倡导现代意义的民族音乐教育，与蔡元培等人一起是我国早期教育家中呼吁把美育、音乐纳入国民素质教育的第一批人。

20世纪初，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对“乐舞”的认识上还停留在“乐者，乐也”，即仅仅停留于消遣、娱乐层面上的理解。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对音乐教育也缺乏重视，视音乐教育为国民教育的边缘科目。对此，王光祈痛心疾首：“音乐的价值，在现在堕落的中国人看来，似乎已经等于零了，没有一顾的资格。……中国人数千年来，皆生活于孔子学说之下，而孔子学说又以音乐为其基础。……国固党，日日打着孔子招牌招摇，而孔子最重视之音乐，则视之为‘末技小道。欧化党，则只看见外国之国富兵强或科学发达，而对于欧洲文化之美术，到处弦歌不绝之音乐，则充耳不闻，且从而益之为‘无用之学。”[9]（p.102）在王光祈所处的时代，人们对美感尚未进行深入的探究，蔡元培最早提出了“美育”一词：“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10]在中国首倡美育，并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11]。作为蔡元培拥护者和学生的王光祈到德国之后不久就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中谈到音乐的美感：“音乐之中含有‘美感，能使人态度闲雅，神思清爽，去野入文，怡然自得，以领略有生之乐。”“习音乐乃是涵养德性之妙法，胜于读一百本‘修身教科书。”[9]（p.103）“音乐是畅舒感情的唯一利器”[7]（p.353）。稍后，他又提出了以高尚的音乐取代低俗迷信之氛围：“吾人如欲扫除中国下等游戏，代为高尚娱乐，廓清残杀阴氛，化为和平祥气;唤起将死民族，与其活泼生机;促醒相仇世界，归于大同幸福;舍音乐其莫由。”焕发民族之生机与活力，涵养德性，砥砺品德，“转移末世风气”非音乐莫属，这就是音乐的重要价值。王光祈把音乐所蕴涵的节奏美、旋律美、结构美与审美者的人生价值紧密联系起来，倡导美育中的音乐意义，反复强调音乐的“谐和”对与社会、民族、人类的重要性，强调“谐和”的美学含义：“大凡学过音乐的人，都知道谐和harmonie这个字的重要。音乐之所以能够使人心旷神怡，就是因为其中音乐谐和的缘故。音乐自身既含有谐和作用，于是听乐的人，也立时受到他的影响，与他互相谐和起来。”[7]（p.353）这是音乐独有的美感，它并不抽象，当人享受、体验时，也就是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交融之时，思想受到启发、情操获得陶冶。

通过音乐，把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统一起来，使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成为人们感情接受和自觉恪守的行为。对此，王光祈以德国为例：“现在德国虽遭战败，内则经济困难，外则强邻压迫，然德国人士仍无不兴趣浓厚，向上进取，无时或息，决不似中国人之稍遇挫折，便生意索然，这便是德国国民学校注重兴趣教育的结果。”[5]（p.9）这也是美育、音乐为核心的素质教育的重要之处。王光祈、蔡元培等一批仁人志士能够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把国民的素质教育提高到关系国家的兴衰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来倡导，实为难能可贵。从谭嗣同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民主共和，从鲁迅弃医从文到王光祈音乐救国，无不留下一批又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提高国民素质而做出的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提高国民素质，这已经成为那一代有志之士的共识。

（四）理论上阐述音乐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提出了普及国民音乐教育的紧迫性及其具体措施。

我国古代的教育体系中，先秦以前对“乐教”非常重视。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乐相济”的思想，倡导以“六艺”教授学生，是对音乐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最好诠释。然而，先秦以后，随着“礼崩乐坏”，墨子定义音乐为享乐——“乐者，乐也”，道家也信奉音乐的形而上的意义——“大音希声”（老子）、“至乐无乐”（庄子），音乐逐渐被淡出了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王光祈研究音乐，首先肯定音乐的社会价值，肯定音乐艺术是“人类生活、首先、感情之表现”[8]（p.405）。他在著述中不断强调音乐艺术的教育与社会作用。从德国“国民非有音乐不能生活”[5]（p.8）的音乐文化在塑造国家民族性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到中国“礼乐之邦”和礼乐的复兴。此时王光祈所说的“礼”“乐”，显然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吾中华民族之精神，系于礼乐”[12]（p.525）。他认为音乐可以“兴邦”“立国”：“欲使中国人能自觉其为中华民族，则宜以音乐为前导，何则？盖中华民族者，系以音乐立国之民族也。”[9]（p.105）他希望用孔子的礼乐精神——和谐主义，创造充满和谐精神和民族性的“国乐”，“凡有了‘国乐的民族，是永远不会亡的”[7]（p.378），通过“国乐”重塑民族文化进而达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的。在《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一文中，王光祈从“声学”的角度，阐述音乐——这门时间艺术对人的智力发展所具有的奇特作用，这是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这即是音乐的教育功能;而大凡音乐落后的民族，则是“不聪不明”之不文明民族，“礼乐不兴”为亡国之兆，盖此为音乐之社会功能。由此可见，音乐于国于民的重要意义，普及我国音乐教育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候了。

对中国音乐教育落后状况及其原因，王光祈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在吾国通常称呼富有智慧之人为‘聪明，亦无非以其人之听觉、视觉特较常人为聪为明而已。”也即人的智力与人的感知觉有关，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一个不聪不明的民族”，“不聪”的原因是缺乏教育首先是音乐教育，“德国人的耳朵好，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于他们努力所训练出来的。……反之，中国人的耳朵坏，亦不是天生的”，“只是未受音乐教育而已”，“大凡一个民族之衰，先从耳朵衰起……反之，一个民族之兴，亦先从耳朵兴起。”改变“不聪的民族”的现状，需要系统的音乐教育。如何进行系统的音乐教育呢？他提出了普及音乐教育的方法：身体力行著书立说，介绍音学、乐学的基本知识给国人。为此，王光祈专门著《音学》一书，从物理学、声学、生物学、解剖学、心理学等角度，详细分析了音乐所产生的机制和功用，介绍音色、音阶、母音等音乐学、韵律学、生理学等基础知识，以积极的姿态“竭力提倡音乐教育”[13]（p.465）。希图通过音乐，唤起“民族自觉之心”，实现“少年中国”的理想，“如唐朝时代，中国声威播于四方，而音乐文化亦大放异彩。……故吾辈不欲创造‘少年中国则已，如其欲之，则当先自‘耳朵创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王光祈能以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置音乐于“整个时代背景”、“整个人生”中，研究音乐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重视音乐的教育、社会功能，虽然尚存在形而上的夸大社会作用的理论局限，但此探索精神仍然是难能可贵的。

（五）身体力行践行音乐教育——亲自编写了《小学唱歌新教材》。

身在国外的王光祈，依然与国内音乐界息息相连，非常关心国内的音乐教育事业，与国内一些积极投身音乐教育的实干家保持着联系，以了解国内音乐教育动向，探讨学校音乐的发展。他在与山东音乐教育家李华萱的通信中非常关注自己为中华书局编的四册《初级小学音乐用书》的使用情况，询问李：教学用书是否受欢迎？学生是否爱唱？与西谱相比如何？[14]（p.478）等等。王光祈所作的《少年中国歌》由李华萱印成单行本，用作湖北省立一中及湖北省师范学校的音乐教材。王光祈对歌词认真校对，从德国写信给李华萱，对其中的错别字一一纠正。如：改“‘都此不平”为“‘睹此不平”;“‘登昆仑”为“‘上昆仑”，等等。

1928年3月，《中华教育界》十七卷第三期登载了王光祈《小学唱歌新教材》的部分歌曲，这是王光祈短暂一生中不多的音乐创作作品。在编者按中，编辑介绍：“小学唱歌教材，新鲜合用者少。兹本局请王光祈先生编有《新鲜唱歌》一巨则，不日印行特录一部分在本志发表，一睹为快。”此教材编辑的九首歌曲均系王光祈从幼儿生理、心理特点和学习能力为出发点，融知识、趣味、学语等为一体而编写的儿童歌曲。每首歌曲虽音调简单、歌词寥寥几句，却词曲生动、朗朗上口。其中《燕子》《冬天冬天》《谁愿知道》《兵士》《跳舞》是王光祈译词配歌，译自德国民歌;《黄河》《家书》《田家四季歌》《种豆》为王光祈自创。王光祈对借用西洋乐谱填以中国诗歌的“学堂乐歌”填词不甚赞同，而是“我主张：‘介绍西洋乐谱，应该同时介绍谱中原诗”，“因为西洋诗歌乐谱的内容是与它的诗歌意义相应的，假如我们另作中国诗歌以实之，结果往往弄得‘风马牛不相及，反之，我们若将谱中原诗译出，同时输入，那么即或我们的译诗尽管作得不好，但是那篇著名乐谱，你总是应该听听的。”因此，他译词配歌的五首，言词贴切日常生活，惟妙惟肖、通俗易懂、节率抑扬、生动风趣，适合儿童的心理、行为特征。如《燕子》：“燕子尾巴，好像叉叉，一年要搬两回家……”。自创四首歌曲在选题、作词、谱曲等方面非常考究，以对儿童进行民族意识的教育为主旨。如《黄河》，选题自中华民族母亲河与中华民族脊梁的长城，内容生动、趣味横生：“黄河之水真正黄，好像豌豆汤，自称北方王，谁敢和他比长短。长城停留不服气，偏要试一试，由西杭到东，从此黄河有兄弟。”韵律和谐，节奏明快，口语诗化。

《小学唱歌新教材》是王光祈“宜竭力提倡音乐教育”最好佐证。现今所保存的王光祈音乐教材唯此一本。尽管在时隔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读来，难免有过于通俗简单和过于形象化之嫌。然而作为一个五四时期曾经叱咤风云的文化名人，能躬身为垂髫儿童（低龄儿童）写作，足见其就为中国音乐教育践行的真诚与决心。通过国民文化——美育——音乐素质的提高和音乐教育的普及，来“唤起将死民族，与其活泼生机”，实现民族的复兴，乃王光祈竭尽十几年的心血研究音乐、音乐学的目的。

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挽救灾难深重的国家，曾先后进行过多角度、多层面的努力与尝试：实业救国、医学救国、文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而王光祈则是以脚踏实地的音乐研究实践，在通往他的理想之国——“少年中国”之路上辛勤耕耘，实现理想与现实的交融。值得欣慰的是，王光祈毕其一生所致力的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教育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以后终于向她的先驱们绽开了微笑。（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根据传说时代的文献记载：《春秋》《三传》《三海经》，并结合考古材料所进行的互证。

②《吕氏春秋·古乐》记载的“黄帝命伶伦作为律”，“帝尧立，乃命质为乐”。

③“大司乐”，周朝的音乐机构，掌握着音乐教育和执行礼乐的职能，它的培养对象主要是王室和贵族的子弟，也有一些是从民间选拔出来的优秀音乐人才。“大司乐”也是机构最高官职官名，统管乐制、各种典礼、贵族的音乐教育、乐工的训练和管理等等，又名“大司成”。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载，这个机构的官员和乐师有固定名额，多至1463人，各有专门职司。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④学堂乐歌：指的是清末民初我国在新式学校中所开设的音乐课以及课堂中所教唱的歌曲。学堂乐歌多釆用“依声填词”的手法，多是选用欧美或者日本通俗歌曲的曲调，配上反映当时我国社会新思想的歌词而成。学堂乐歌构成了一种区别于我国传统歌曲的新式样，成为当时学校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新风尚。

⑤康有为曾在《大同书》（1891年完成）“就提出了在幼儿院及各级学校中开展音乐教育的意见，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最早的提倡者。”伍雍谊主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⑥梁启超则认为“盖欲改造国民的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科”。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⑦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发展有着最大贡献的要数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

⑧多元文化观：指由一种政治上的认识引发的对少数民族群体的认识，意思是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文化都应受到尊重，并得以发展。就音乐而言，指的是尊重各民族的音乐，重视世界音乐的教育。

⑨王光祈的这个观点在他多篇著述里都反复谈起，如：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第二卷（音乐卷），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525页;东西乐制之比较，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第三卷（音乐卷），2009年版，第103页;欧洲音乐进化论，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第一卷（音乐卷），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353页，等。

⑩四川音乐学院胡阳吉、包德树持相同观点。

据《中国近代音乐目录》《中国音乐年检》数据统计。胡阳吉在《王光祈与音乐教育》一文中也谈到这一点。《黄钟流韵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西洋音乐史纲要》《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西洋歌剧指南》《西洋名曲解说》《西洋制谱学提要》等。

西洋音乐著述约15部，涉及西洋音乐发展状况、音乐科学、研究方法、音乐理论等。

田中正平（1862-1945，日本音乐学家，早期留学德国波恩大学），下总皖一（1889-1962，日本作曲家、教育家，1932年留学柏林音乐大学，曾师从亨德密特）。

王光祈在与李华萱的通信中提及的这本书，是否即为后一年（1928年）在中华书局所属《中华教育界》编辑的《小学唱歌》，尚有待材料支撑。据初步分析，二书应为一书。《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五则》，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第三卷，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478页。

何福琼《王光祈儿歌九首》一文，提出四首自创歌曲中《种豆》一首“究竟属编曲或选译尚难确定”的疑问。《黄钟流韵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参考文献：

[1]张觉.荀子译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4.

[2]戴定澄.音乐教育展望——研究科学展望丛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4.

[3]康有为.请开学校折[A]//陈学梅.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109.

[4]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A]//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报告（第三期）[R].1919.17.

[5]王光祈.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序言）[A]//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下）[C].成都：巴蜀书社，2009.

[6]包德树.王光祈在音乐学领域的开拓精神[A]//四川音乐学院高等研究所、成都市温江区文化广播电视局编.昆仑巨声——“2009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成都：巴蜀书社，2010.

[7]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A]//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第一卷·音乐卷）[C].成都：巴蜀书社，2009.

[8]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A]//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第三卷）[C].成都：巴蜀书社，2009.

[9]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A]//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第三卷）[C].成都：巴蜀书社，2009.

[10]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王光祈.德国人之音乐[A]//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第二卷）[C].成都：巴蜀书社，2009.

[13]王光祈.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A]//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第三卷）[C].成都：巴蜀书社，2009.

[14]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五则[A]//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第三卷）[C].成都：巴蜀书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