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

2015-07-09 16:24张权生
西部学刊 2015年6期
关键词:普世价值自由真实性

张权生

摘要:叙事伦理是伦理批评与形式批评的有机融合。西方理论侧重于叙事学阐释,中国学者则侧重于伦理学阐释。当前电影艺术中关于农民工电影的叙事伦理呈现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三分格局。农民工电影的叙事伦理存在三大问题:真实性问题、普世价值问题、审美超越问题。农民工电影叙事伦理最有价值的是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文艺的自由表达依赖于创作主体奉行自由精神,更需要自由的文化环境。

关键词:叙事伦理;普世价值;审美超越;真实性;自由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叙事伦理是在叙事内容和叙事手法中体现出来的以对生命的热爱和人格的尊重为核心的人文关怀。叙事伦理包括叙事内容的道德意识和叙事方式的伦理诉求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由叙事主体的伦理立场所左右。叙事伦理是伦理批评与形式批评的有机融合。现代文艺批评的“叙事转向”与“伦理转向”促成了叙事伦理批评范式的形成。农民工电影的叙事伦理,呈现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三分格局。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文艺的自由表达依赖于创作主体奉行自由精神,更需要自由的文化环境。

伦理批评古已有之。亚里斯多德提出“卡塔西斯”,即“净化”。“Katharsis是一种净化人的道德观念的手段。Katharsis可以纯净人的心灵,提高人的道德意识。”[1]229在形式学派和现代伦理精神的双重解构中,伦理批评发生了裂变。现代文艺批评出现了“叙事转向”与“伦理转向”两股思潮,促成了叙事伦理批评渐成规模。

布斯(Wayne Booth)认为:“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是‘道德教诲的。”[2]151布斯提倡把伦理与叙事有机结合起来:“给予人类活动以形式来创作一部艺术作品时,创作的形式绝不可能与人类意义相分离,包括道德判断。”[3]441布斯主张按照一定的道德尺度来选择形式技巧,把“作者应该为谁写作”视为小说修辞的根本问题。

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强调从叙事学角度来探讨叙事与伦理的关系。在借鉴热内特叙事学的基础上,纽顿把叙事伦理分为叙述伦理、表达伦理、阐释伦理三种类型。纽顿强调叙述的地位,忽视文艺作品的道德内容,主要关注叙事过程中的伦理表现。

费伦提出了修辞叙事理论,把叙事看成修辞。他将叙事伦理放在叙事交流过程中进行研究,研究叙事形式与技巧。费伦认为叙事的伦理转向呈现六个特征:重塑作者的主体地位;刺激读者的批评创造性;提倡形式结构的伦理;区分伦理与道德;建构多重伦理系统;同时关注内容的伦理和讲述的伦理。[4]187费伦致力于多重伦理系统的建构。

与西方文论家偏重于叙事过程不同,中国的文论家偏重于伦理道德的考察。刘小枫认为:“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法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5]4刘小枫把伦理学分为理性伦理学和叙事伦理学两种,把叙事伦理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人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5]7刘小枫还阐释了叙事伦理的必要性:“如今,善恶分明的道德原则不存在了,这些原则的制定者走了。生活世界中没有了可以让人分辨事物的阳光,只有潮湿的、灰蒙蒙的雾霭。在灰蒙蒙的道德雾霭中,人们才需要小说。”[6]146

中西学者对叙事伦理各执一端。西方学者以布斯、纽顿、费伦等为代表,侧重于叙事学阐释。中国学者以刘小枫、谢有顺等为代表,侧重于伦理学阐释。但是,叙事伦理的真正价值在于叙事学与伦理学的有机融合。因此,如何克服伦理批评与形式批评相互脱节的现状、如何从学理上把价值要素与叙事因素相互融通,是叙事伦理研究的重要问题。刘郁琪指出:“既然站在文论类型及其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叙事伦理的真正意义既不是单纯的叙事学的新发展,也不是片面的伦理批评的新动向,而应是叙事批评和伦理批评的有机结合,以及它们所分别代表的形式文论与人学文论综合化的趋势;那么,中西学者都应该顺应这一趋势,自觉推进叙事学和伦理批评的有机结合,从而助推文论的综合化发展。”[7]伍茂国强调伦理与叙事的互动关系,他把叙事伦理分为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两个方面:“就文学艺术而言,叙事伦理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即故事伦理(ethics of story)和叙述伦理(ethics of narrating)。故事伦理一方面是对理性伦理内容,比如,时代的重大伦理主题的叙事呈现;另一方面作为虚构和想象的世界,文学艺术叙事也同样在探究某种伦理的可能性,我把它称为伦理乌托邦建构。而叙述伦理则指叙事过程、叙事技巧、叙事形式如何展现伦理意蕴,以及叙事中伦理意识与叙事呈现之间,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叙事人之间的伦理意识在叙事中的互动关系。所以,关键在于叙事伦理的提出,不是伦理之维和叙事之维的简单组合,而是聚焦于伦理与叙事的互动关系。”[8]这些论断,都注重把伦理内容与叙事形式融合起来进行分析。

农民工电影的叙事伦理,呈现三分格局: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

一、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

农民工电影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把农民工当作推动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肯定农民工的积极贡献,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规训农民工的思想和行为。其伦理内涵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支持农民工积极打拼,肯定农民工发家致富的梦想,为构建中国梦而奋斗。《黄山来的姑娘》、《特区打工妹》、《玻璃是透明的》、《农民工》、《天堂凹》、《所有的梦想都开花》、《梦想就在身边》等影片,把农民工的积极打拼作为时代精神进行讴歌,把农民工的梦想赋予中国梦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成为国家繁荣进步的英雄史诗。这些先进农民工的艺术形象,是国家真实形象的组成部分。其二,农民工电影提倡抓好安全生产,确保农民工的人身安全。《人命关天》、《酸枣坡》等影片,抓住经济发展与安全生产的矛盾,编织激烈紧张的戏剧冲突,批判了片面发展观。影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接受了国家意志的规训。其三,农民工电影提倡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要按照法律程序讨回工资。《回家》中的市委书记陈正名催促有关部门把拖欠的工资送给农民工。《民工律师大圣》、《吴大款包工记》,主张农民工依法讨薪。《不许抢劫》、《大寒小寒》的农民工,进行暴力讨薪,受到法律的制裁。《信义兄弟》则为包工头主动支付农民工工资提供了榜样。农民工电影站在社会和谐的立场上来考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维护了农民工权益,表现了政治参与意识。其四,金融危机袭来,沿海经济受到冲击,农民工电影鼓励农民工回乡就业。《父子返乡》、《爱上油菜花》等影片,积极响应政府关于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号召,以拉动内地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布局的合理化。其五,关注留守儿童和进城农民工子弟的学习,倡议教育好下一代,为国家建设提供人才后备军。《留守孩子》、《守护》、《春风化雨》等影片,主张为留守儿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呵护留守儿童茁壮成长。《同一片蓝天》、《欢迎你到城里来》等影片,主张平等对待进城农民工子弟,为进城农民工子弟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这体现了农民工电影强烈的忧患意识。

这些农民工电影,体现了忧国忧民精神。期盼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主创人员进行电影创作的动因。与国族伦理相适应的是宏大叙事方式。《农民工》、《天堂凹》等影片,叙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到新世纪初,农民工在城市波澜壮阔的打拼历程,成为农民工艰苦奋斗的英雄史诗。《特区打工妹》、《人命关天》等影片,塑造了农民工的群体形象。农民工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农民工》、《所有的梦想都开花》、《梦想就在身边》等影片,塑造了农民工的英雄形象。这些农民工,是改革开放造就的社会精英。他们的成功,铸就了传奇人生,成为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重要侧面。所有的叙事,都与时代发生关联。在叙事结构上,这些农民工电影主要呈现离乡—进城打拼—回乡和离乡—进城打拼—成功—市民化两种叙事结构。这两种叙事结构与不同时期的农民工政策形成呼应关系。在叙事视点上,这些农民工电影主要是以知识分子的视点来关照农民工,因而主要是以俯视的态度来考察农民工生活。一些影片的主创人员以政府代言人的姿态,借剧中人之口传达政府的意愿;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成为农民工政策的例证。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凸显了农民工发愤图强建设祖国的积极贡献,聚焦于社会问题的考究和农民工成功人士的形象塑造,因而,积聚了社会正能量,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积极效应。但是,由于过于凸显国家意志和农民工生活的光明面,把农民工主要当作群体而不是个体来描绘,对于农民工的真实生活以及个体的心灵轨迹,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遮蔽;叙事呈现了想象和代言的倾向。这些都是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带来的必然后果。

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农民工电影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真实呈现农民工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考察农民工在权力规训中所承受的煎熬,在不公正的社会语境中形成心灵奴役的创伤,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养成的信心、意志与坚忍。进行灵魂开掘,表现人性内涵,是自由伦理个体叙事的深刻性之所在,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审美超越。

农民工电影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真实呈现农民工的生存苦难。农民工电影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还原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态。大部分农民工停滞于底层社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工电影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敢于讲真话,敢于涉禁区,不愿歌功颂德,表现了电影主创人员的自由精神和铮铮铁骨,具有深刻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

第二,反抗社会罪恶,暴露了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体制和制度原因,进行社会批判。农民工电影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展露了批判锋芒,控诉社会罪恶。农民进城打工,受到城市人的挤兑。《上车,走吧》描绘了城市人挤压农民工的漫长过程,这是社会的不和谐音。《大腕小保姆》中大腕和小保姆的冲突是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文化冲突。《谁是卧底》揭露了官商勾结,批判了“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注定》表达了反抗社会罪恶的强烈愿望。农民工电影对社会罪恶进行深刻思考和严厉讨伐,体现了主创人员关心民瘼、积极入世的态度;发挥了文艺干预现实的力量,必将在社会生活中积聚正能量。

第三,发现善,表现美,标举诚信。农民工电影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致力于发掘农民工个体的美与善;针对当今社会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标举诚信的伦理价值。《生命的承诺》中,汉族农民工杜养富舍身抢救溺水的维吾尔族儿童,用生命谱写了民族团结的壮丽篇章。《夺子》的宁志英,收养了弃婴九儿,视同己出,与当今社会亲情冷漠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三峡好人》的韩三明,寻找分隔多年的妻子。《工地上的女人》的玉兰,维护了人格尊严。《落叶归根》、《拉钩》、《一诺千金》等影片,主人公恪守诚信美德。这些农民工,是恪守道德伦理的典范,对当今社会道德沦丧的普遍现象提出了抗议。这些农民工电影,采用对比蒙太奇着力表现善与美,批判恶与丑,体现了电影编导积极建构伦理道德的强烈意愿。

第四,点燃生活的希望,表现生存的意志、毅力和原始的强力,提倡坚忍主义。《爸爸的三轮车》的李振业,在城市蹬三轮车,不计工钱的高低尽量多干活,为的是让女儿倩倩在城市读高中以考上理想的大学。女儿倩倩点燃了他生活的希望。坚忍主义成为农民工的精神脊梁,成为中国劳动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坚强的小船》的扣子,坚守理想,扬起生命的风帆,以自己的方式在船模比赛中胜出。《掘井》、《幸存日》等影片的矿工,以井下生存的经验开展自救,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志和原始强力。这些农民工电影,审视农民工个体的精神世界,构筑了农民工的精神高地。农民工及其子弟点燃了生活的希望之火,咬紧牙关,挑战自我,表现了高昂的奋斗激情和坚忍的抗争意志。这种精神力量富于阳刚之美,是攻坚克难的动力源泉,是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

第五,倡扬忏悔精神,进行灵魂救赎。农民工电影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触及人的灵魂,表现人的灵魂所经受的煎熬以至于忏悔,进行灵魂的自我救赎,因而增加了思想深度。《盲井》的宋金明向唐朝阳狠狠一击,完成了他人格的升华,表明他已经忏悔了。《良知》的矿主李大伟,在母亲的耐心开导下,进行了深刻忏悔,赔偿了所有抚恤金,并且自首。《租期》的莉莉,在疯女人身上,预见了自己的未来。于是,她决心从良,实现了自我救赎。影片描绘了这些人物曲折的心路历程,经历了心灵洗礼,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

第六,坚守人的本真状态,反对翻身忘本。翻身忘本自古以来就受到批判。《黑色钱包》的包工头孙德胜,一旦发达之后,便忘记自己出身的根本,以至于周正民果断终止与他的合作关系,并且忠告他“做人不能忘本”。而影片中的周正民,坚守人的本真状态:诚信经营、心念旧恩、为人仗义、善待农民工。影片以对比蒙太奇手法表达了伦理倾向。《寻人启事》的张曼丽,以父亲是农村人为耻辱,天伦尽失。这些农民工电影严厉批判了翻身忘本的卑劣行径,提出了“我是谁”的哲学式问题。

农民工电影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命感觉,给予农民工个体以爱和温暖;深入农民工的人性层面,审视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心路历程,部分实现了审美超越。农民工电影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是农民工电影中思想最自由、艺术最纯净、表述农民工生存状态最真实的一部分。

农民工电影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呈现苦难叙事模式;多采用平视的叙事视点;多采用长镜头的拍摄方式,冷静地观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淡化了创作主体的主观渗透;多用非职业演员;多使用自然光效。这些农民工电影,多为小投资的文艺片,不追求投资回报率,能够保持独立精神;不营造视觉冲击力,不拍摄大场面,不讲述曲折离奇的故事。这些农民工电影的主创人员志在还原农民工真实的生存状态,把农民工真实的生存状态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媒体话语的遮蔽中解脱出来,从商业逻辑中挣脱出来。

三、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

农民工电影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意味着农民工在电影中成为消费对象,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态被消费主义所改写。在这种叙事伦理支配下,电影主创人员的注意力转向了投资回报,转向了娱乐大众,再也不能正视农民工底层生存的真实状态。

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逐步培育了电影叙事的消费伦理。然而,当前繁荣的中国电影存在不少隐忧。第一,过度娱乐化、同质化,片面追求票房效应,导致电影文化苍白,价值观缺失,审美品位严重退化。第二,过分媚俗,忽视引导观众提高审美品位,对于观众的非理性电影消费倾向未能进行有效抑制。电影要适应观众的欣赏趣味;但也要注意适度提高观众的欣赏品位,以健康的电影作品培育观众健康的审美趣味。第三,中国电影产业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电影类型不成熟。第四,缺乏特色化、差异化电影院线,致使电影生态不健全。第五,电影产业链不完善,难以创意制胜。电影产业链上游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创意,下游的主要缺陷是衍生产品开发缺乏力度。第六,海外市场开发一筹莫展,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传播未成声势。中国电影“走出去”任重而道远。第七,电影批评落后于产业发展现状,还未形成与类型电影、电影产业协调发展的科学评价标准和体系,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失去了科学指导的能力。总之,中国电影产业要实现结构调整与升级换代,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中国要想从电影大国变成电影强国,就必须实现多个平衡与统一:“产业发展与文化自觉、文化表达的平衡与统一;类型生态的平衡与统一;‘大时代与‘小时代的平衡与统一;……电影产业内部结构及其利益的平衡与统一;本土市场与海外市场的平衡与统一;个人表达与观众接受的平衡与统一;电影产业与电影事业的平衡与统一;电影批评及其话语体系与产业化实际的平衡与统一;电影创作与电影制作的平衡与统一;电影宣传、营销与口碑的平衡与统一。”[9]

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的问题,是农民工电影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所处的大背景。农民工电影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是农民工电影受到市场规训的必然后果,导致农民工电影个人化表达的退隐和产业话语的兴盛。

类型化成为一些农民工电影的自觉选择,尤其以喜剧为典型。影片《我叫刘跃进》、《欠我十万零五千》、《跳出去》、《爱上油菜花》等都采用喜剧形式,用喜剧冲淡了农民工底层生活的悲情与无奈,用编导的主观想象为农民工实现底层生活的突围。所采用的喜剧形式,一般不是“含泪的微笑”,很难引起观众深层的思考;主要是无厘头喜剧,以后现代的影像拼贴、类型嫁接、风格杂糅、戏仿经典鼓捣笑闹气氛,以编织浪漫故事。《高兴》中,刘高兴乘坐自制的飞机飞跃西安上空,笑闹气氛消弭了拾荒者生活的辛酸。虚假的浪漫想象成为影片的弊病。影片《老五的奥斯卡》,是一部向大师致敬的后现代喜剧,以虚假想象代替现实关照,在价值观上是十分低俗的。

农民工电影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的另一表现是身体叙事。身体成为消费伦理叙事重要的话语资源。身体话语的兴盛,实际上是市场对个人的压抑。身体变成公共欲望的载体,成为景观社会的表意策略。身体成为消费符号,尤其是女明星的身体被“凝视”,激发了观众的观赏快感和欲望想象。使用明星来表演农民工,是农民工电影产业化的策略之一。《苹果》使用明星范冰冰、佟大为扮演农民工,裸体出镜以吸引观众的眼球。强奸与通奸故事的价值观受到了批判。

农民工电影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在叙事视点上通常采取全知全能视点,是为了合乎大众观赏的需要。在叙事模式上,这些农民工电影一般采用类型化的叙事模式,以符合商业需要。在叙事中,这些农民工电影淡化了人文关怀,体现了电影主创人员的产业诉求。

四、农民工电影叙事伦理的问题

从叙事伦理角度剖析农民工电影,笔者发现农民工电影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真实性问题。相比较而言,自由伦理个体叙事的农民工形象,保真度比较高,真实地展现了农民工的外在生活和内在心理。国族伦理宏大叙事的农民工形象,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从而遮蔽了农民工的辛酸与苦难。消费伦理大众叙事的农民工形象,受到市场力量的规训,利用农民工作为景观社会中的影像奇观,以实现票房最大化的愿望。对农民工生活的简化,对农民工的想象与代言,是粉饰太平。总之,苦难的彰显到退隐,从现实主义蜕变为伪浪漫主义,是农民工电影发展的基本轨迹。

第二,普世价值问题。普世价值不仅适应于西方社会,也适用于中国社会,是全人类的共同需求。相比较而言,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能够倡扬普世价值:批判社会的体制机制缺漏,揭露社会问题,呼吁公平正义,为农民工争取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捍卫农民工的尊严,寄寓了社会良知;发掘农民工身上的传统美德,讴歌诚信、善良、仁慈、自律等,弘扬了普世价值观。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强调农民工个人对国族的认同,无私奉献,遵纪守法,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服务。在宏大叙事中,农民工个体的自由、人权、尊严、生存权、发展权等成为国家繁荣富强话语下的阴影,受到一定程度的忽略。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以消费主义来裁剪普世价值,农民工成为消费符号,淡化了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诉求。因此,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和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忽视了普世价值。

第三,审美超越问题。审美超越,要求艺术作品从单一维度深入到多维度,表现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广度;要进行人文关怀,具有人性刻画的深度,追问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进行人文关怀,思考现代性进程中农民工的心理裂变,展开现代性反思,部分实现了审美超越。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和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在这个方面乏善可陈。

总之,综合比较农民工电影的三种叙事伦理,笔者发现最有价值的是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体现了叙事者的自由精神。艺术自由的前提是创作主体必须奉行自由精神,这依赖于整个社会自由的文化环境。整个社会自由文化环境的形成,不仅仅是艺术或学术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Wayne C. Booth. The Company We Keep: A Ethics of Fi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California,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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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詹姆斯·费伦.“伦理转向”与修辞叙事伦理[J].唐伟胜译.叙事(中国

版),2010(2).

[5]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刘郁琪.“叙事学新发展”还是“伦理批评新道路”——叙事伦理的提出及其

理论价值[J].江汉论坛,2009(7).

[8]伍茂国.伦理转向语境中的叙事伦理[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9]饶曙光.提升电影品质,优化电影生态[N].中国电影报,201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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