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和他的世界

尤蕾

“都说人走茶凉，可路遥这杯茶二十年后仍然滚烫”，这是路遥弟弟王天笑在纪念兄长逝世20周年座谈会上的一句感慨。有人说，路遥将兄弟情看得很淡，但路遥却说，自己是个重情义之人，只是不能一一周全。在众多亲友眼中，路遥是怎样一个人？他们与他又产生过怎样的交集？路遥与身边人，注定构成了一个不平凡的世界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杂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惊蛰，雪当然再不会留存，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当这一段带有路遥陕北口音的普通话出现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开头时，路遥已经静静地躺在延安大学的文汇山上，四周有他生前最喜欢的白皮松作伴。清明节才过不久，墓前有一些干枯的黄色、白色的菊花，还有挽联挂在不远的树枝上。路遥终于长眠于他熟悉挚爱的陕北，此时，温度已近20度，黄土地上的杏花正开，桃花吐苞，温暖的春天已经来了。

脚下，远方，都是路遥的世界。

出清涧

1949年12月3日，陕北绥德专区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一个男婴降生在村民王玉宽家的窑洞里，这个小名唤作卫儿的小男孩在若干年后，成长为作家路遥。

路遥是家中长子，他的出生无疑是王玉宽重返老家后迎来的头等喜事。按照陕北的风俗，王玉宽把绾好弓箭的红布别在窑洞的门楣上，以此昭告世人，王家后继有人了。对于路遥的祖父王再朝而言，更该为自己当年的“明智”决定自豪，让二儿子玉宽带着婆姨（陕北方言，即妻子）扎根祖地。

1940年的陕甘宁边区，王再朝响应边区政府号召“走南路”开荒，举家搬迁到延川县郭家沟。此后，王再朝老汉给两个儿子王玉德和王玉宽都寻上了婆姨。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的1947年，15岁的马兰芝进了王家门，两年后，她生下了儿子路遥，在后来的十几年间，这位精明能干的二儿媳又接连生下了5个男孩和3个女孩，由于期间有婴孩夭折，最终留下了路遥兄弟姐妹七人。

陕北开始进行大规模土改后，作为外来户的王再朝始终惦记着家乡王家堡，毕竟那里是王家的根，总要有人回去守着祖宗留下的土地和窑洞，于是他决定让王玉宽夫妇回乡。

清涧，王家堡，路遥最初的童年。这里，有着黄土高原最普通的地貌，一道道沟，一道道梁，路遥家的土窑和另外四家共同坐落在一块平整的土坡上，向下一望就是一条水量不大的溪流。与路遥同年的堂弟王凤营，记得路遥的父母都比较健谈，尤其是马兰芝在家“说话算数”。

在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笔名厚夫）所著的《路遥传》中，描述了家庭给路遥带来的最初的艺术熏陶。母亲马兰芝“有一副好嗓子，会唱秧歌、唱道情，是村里有名的民歌手”。另外，本家“五叔”喜欢说“古朝”，也开启了幼年路遥对艺术的原生态认知。

对于儿时的路遥，王凤营直说那时候的娃娃“傻”，自己记不住了。“不过，后来路遥回来过几次，都是不大喜欢跟人说话。”王凤营说，路遥回来就在屋里待着，基本上也不在王家堡过夜，当天来当天就走。

事实上，路遥与清涧的交集太短，7岁那年，因为家穷，他被父亲送到延川郭家沟的大伯家“顶门”为儿。

1957年深秋，清晨，路遥被父亲从睡梦中唤醒，小路遥牵着父亲的手，沿着公路，一路向南。延川，此后成为改变路遥命运的节点。用路遥好友、作家海波的话说，路遥从过继之时起，就没有了少年，直接从童年跨入成年，与其说是命运改变，不如说是路遥开始掌控自己的命运走向。

延川朋友圈

在路遥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会忆起当年父子俩去延川途中，经过青涧城，父亲用一毛钱给路遥买了一碗油茶，他头也没抬就喝光了。路遥知道不是父亲不想喝，而是口袋连一分钱也掏不出来了。提及此，路遥伸手擦了下眼泪。

与病中感伤的路遥不同，年仅7岁，遭受着生活磨砺又极度渴求上学的路遥显得格外倔强。成名后，路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时提到，“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父亲走了，“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

“路遥一直都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他到延川就是为了能够上学，这一点在以后他对人生之路的设计上表现得很明显。”作为从小学就与路遥交好的好友海波，从认识路遥开始，就对路遥的执着与倔强印象深刻。

初到郭家沟的日子并不好过，路遥因操着一口“清涧口音”遭到一群男孩的嘲弄，然而他的委屈并没有得到大伯大妈的安慰，反而会遭到责骂。实际上，大伯大妈的做法是任何一家“外来户”都会采取的常规动作，为了避免被排斥在外，他们习惯了逆来顺受，唯有小心谨慎才能站住脚跟。渐渐地，路遥不再求助，开始自己捍卫尊严，一次“砍柴事件”竟让他用拳头获得了别人的尊重甚至臣服。海波在《我所认识的路遥》一书中写道，年龄比他大的孩子都成了他的朋友，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成了他的“部下”，比他小的孩子都成了他的崇拜者或者追随者。

比路遥小三岁的海波笑言，与路遥三十年的友谊之中，他自己也是路遥的“小弟”。海波几次三番因工作问题有求于路遥，从路遥的态度上基本就能判断事情办成与否，“只要一见他冲我骂骂咧咧，这事办得八九不离十，如果他又给我端茶倒水又笑脸相赔，估计这事没戏”。

在城关小学上学的时候，路遥最受不了城乡学生在文化享受上的差距。当时延川县城的电影放映站上放电影，一毛钱一张票，吃饭尚且难保证的路遥根本掏不出一分钱。他无法接受自己被阻隔在“流行文化”之外的尴尬，于是就想办法多看书多读报，把延川县城惟一的一个新华书店和一个阅览室当成了“精神食堂”，在这里，他看到了广阔的世界，并把这个外面的世界讲给同学听。很快，路遥再也不用为一张电影票发愁，不用再遭遇翻墙偷看电影被“揪”出去的窘境，他又一次成为同学眼中的“英雄”，请路遥看电影的人太多了。

直到1968年秋，路遥结束了延川中学生活和一场青春的狂奔，也是这一年，他结识了对他一生至关重要的挚友曹谷溪。公允地说，路遥之所以能够成为作家路遥，曹谷溪无疑充当了慧眼识才的伯乐。

如今年过七旬但依然精神矍铄的曹谷溪谈起与路遥的相识，肯定地说他们俩是从“敌人”成为朋友的。在“文革”初期，“红四野”把时任贾家坪公社团委书记的曹谷溪抓到延川县监狱，而“红四野”的“军长”正是延川中学初三毕业生王卫国（路遥本名）。那时的曹谷溪与路遥并不相识。

听闻路遥拜自己为师学习写作，这位老大哥表现出了宽容与大度，干戈化为玉帛。1970年，曹谷溪已经成为通讯组副组长，他用了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名额将路遥抽调到通讯组办小报，搞创作。几乎每一次下乡采访曹谷溪都带上路遥，《我老汉走着就想跑》这首诗在最先发表在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后来将其推荐发表在1971年8月13日的《延安通讯》上，这是路遥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

同样在这一次采访路途中，路遥和曹谷溪在黄河畔拍下一张两人的合影，两个青年人开心大笑。曹谷溪告诉记者，这是路遥生前最喜欢的照片，在路遥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这张照片一直放在病榻前，陪他走完了最后的72天。

“林彪事件”后，具有极强政治敏感性的路遥为了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一个叫“王维国”的人摆脱名字相近的联系，正式更名为“王路遥”。期间，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感召下集结了一批年轻人，除路遥外，还有陶正和闻频。

在当时引起全国震动的当数《延安山花》诗集的出版以及以《山花》定名的文学报纸的创刊。以“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名义编就的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被陕西人民出版社看中，更名为《延安山花》出版。自第一版发行之后，经过多次印刷，累计发行28.8万册。曹谷溪说，路遥因为是诗集作者中惟一一个农民身份，被《陕西日报》在《“山花”是怎样开的？——诗集<延安山花>诞生记》的调查报道中点名表扬，路遥一下子成了延川名人。

1972年9月的一天，曹谷溪和路遥花了一个通宵，创办了第一期《山花》小报，《山花》的作者群包括白军民、闻频、陶正、路遥等，也吸引了梅绍静、和谷等人。最初路遥创作较多的文学体裁是诗歌，《塞上柳》、《车过南京桥》等均发表在《山花》上。

路遥与曹谷溪的友谊从亦师亦友到互师互友，后者见证了才华横溢的路遥，也见证了嗜书如命的路遥，更见证了调皮捣蛋的路遥。无论路遥生前身后，曹谷溪在他的生命路途甚至延长线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曹谷溪爱书，藏书也多，这个“秘密”被路遥发现后，便时常去借书。但路遥有个“坏毛病”，看完书随手一放，常常丢书。曹谷溪劝过几次，但路遥依旧如故。

农历大年初一，在陕北民俗中是不能串门的日子，路遥也不管不顾，除夕在郭家沟吃一顿年夜饭，第二天骑一辆自行车带着未婚妻林达直奔曹谷溪家（贾家坪公社刘家沟）。“我母亲做得一手好饭，路遥最喜欢她做的陕北家常菜，他带着林达从大年初一一直住到上班，每天就是在我家里睡到自然醒、看书、吃饭、聊天。”曹谷溪回忆道。

与路遥相知相交的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说他“调皮”，海波说，在学校里路遥给每一个同学都起绰号、编顺口溜，每一个绰号还特别贴合这个人的性格，常常引得大家大笑。“有一次，我和路遥编排曹谷溪就被抓个了现形。”海波说道。彼时，盛夏的晌午，路遥和海波去看望曹谷溪，故友相见分外高兴，曹谷溪马上顶着大日头上街买西瓜，而路遥和海波则惬意地躺在地上“拉话”（陕北方言，意为聊天）。他俩你一句我一句编“笑话”，讽刺农村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而把各家的猪赶到一块儿冒充养猪场，编到兴头上，把曹谷溪编成了负责采访的记者，一跤跌进猪圈里……正说得高兴，他俩突然听到“咚”一声，原来曹谷溪早就听进了耳朵里，气得把大西瓜狠狠摔在桌子上。“胆小”的海波马上站起来给曹谷溪赔不是，路遥则梗着脖子辩解“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曹谷溪一听，把西瓜推到他俩面前，说：“吃西瓜！吃完继续日踏我，狗儿子喂成狼儿子了。”

实际上，路遥在延川的朋友很多，都是倾心相交，而且他在命运的关键节点上，也总有贵人相助。在延川县军事管制小组成立，开展彻查武斗中刑事犯罪案件后，整个延川气氛都很紧张，路遥也成为被怀疑对象，但在32个在场证人力证路遥清白的情况下，他得以解脱。

爱情，爱情

曾与路遥共事过的，如今是延安培植学校校长的曹伯植说，路遥喜欢缠着他唱陕北民歌，甚至还把他唱过的一首民歌放在了根据路遥原著《人生》改编的电影之中，但是路遥自己只听却很少唱。“路遥特别喜欢唱前苏联歌曲，这跟他喜欢与北京知青交往有关系。”曹伯植推测道。

路遥喜欢与北京知青结交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文革”期间，共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路遥所在的延川县接收了两千多名，他们全部来自海淀区，大部分出身于清华附中这样的名校，高干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非常多。路遥后来的妻子林达就是如此。也是得益于林达，路遥融入北京知青的圈子更为深入。

这些知青眼界广阔，知识丰富，在相对闭塞的老区人眼里，他们无疑就是精英。北京知青带来的这股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着黄土地的传统文化，对于渴望跳出农门的人来说，无疑打开了一扇了解大城市的窗。路遥更是“野心勃勃”，他曾经对好友说过自己的爱人就在这群北京知青里。

果然，路遥恋爱了，女友就是一位美丽聪明的北京知青。

当年，路遥与这位林姓女知青的恋爱也算轰轰烈烈，1970年，他甚至把去铜川市“二号信箱”（保密工厂）当工人的指标毅然让给了恋人，还用每个月18元的补贴给女友购置了新褥子。但最终，这段爱情却以林姓女知青的一封“绝交信”结束。路遥失恋了。

“后来那个女知青后悔了，托我给路遥带信，但那个时候路遥已经跟林达好上了，怎么可能还和她破镜重圆？”曹谷溪说，那次失恋和政治上的双重打击对路遥影响很大，后来他开始一心转到文学创作上来。

海波屡次提及路遥对命运掌控的执着。有一次，失恋的路遥对海波说，还是得找个北京知青，“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一个人做成点事就得设计自己，先得确定目标。目标一设定，就要集中精力去努力。”

虽然话听上去路遥在自己设定的婚姻里有些功利，但了解路遥和林达爱情的曹谷溪却说，在他们两人的婚姻中，爱情才是主要成分，只是恰好林达有这个经济能力。

林达当时也在曹谷溪的通讯组，她的文笔很好，以“程远”的笔名在《山花》第四期发表过散文《在灿烂的阳光下》。在工作中，路遥与林达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时间渐长，路遥与林达互生情愫。

林达的同学邢仪在《那个陕北青年——路遥》一文中描写林达陷入恋爱后的细节，在从县宣传队回到生产队后，林达隔三差五就会接到一封厚厚的信，“她趴在从北京带来的大木箱上羞涩地看信，然后幸福地写回信”，林达突然变得那么爱笑。对于热恋中的两个人，邢仪记得路遥对林达的“指示”言听计从。

曹伯植在撰写路遥传的“说书”剧本里特意提到，曹谷溪为路遥和林达的恋爱“行方便”的往事。当时，路遥与曹谷溪同住一孔窑洞，林达则住在集体宿舍，曹谷溪特意腾出自己洗相片的暗房，给这对恋人提供单独在一起的空间。

路遥的一切渐渐好了起来，小有名气，有了未婚妻，1973年，大学也在向他招手。那时，全国高校恢复招生，这批大学生有个共同的历史称谓“工农兵大学生”。路遥的目标很明确——上大学，他依次报了三个志愿，即北京大学哲学系、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文化课考试中，路遥的“语政”成绩为83分，可见路遥在文科方面的悟性。延川县文教局更是力荐路遥，但是曾经的“历史问题”又一次成为绊脚石，虽然已有“初中以下的既往不咎”政策，但高校招生老师却慎之又慎，结果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县里越是举荐，学校越是疑心：认为县里是要甩掉路遥这个“包袱”。

后来，县里向延安大学推荐。时任县委书记申昜说：“我亲自去延大做工作。”他的堂弟申沛昌当时就是延安大学中文系负责招生工作的老师。申昜明确告诉申沛昌，路遥在政治上没有问题。而且，申沛昌曾在与《山花》编创人员座谈会上与路遥有过一面之缘。经过一番波折和几番努力，路遥终于成为延安大学中文系七三级的一员。

申昜在送路遥上大学的两年后，1975年，亲自拍板推荐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清华大学。

在延安大学读书期间，申沛昌记得，路遥把大把时间都花在读书上，同时他的政治判断也相当敏锐。无论是路遥在“批林批孔”还是他在福建所感受到的国家面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的判断上，都让申沛昌印象深刻，路遥已经具备了同龄人不具备的政治敏锐度。在生活上，路遥大部分生活费都来自于未婚妻林达的支持。曹谷溪回忆称，当时林达每个月的工资是38.5元，除了留下自己必要的伙食费和其他必须开销之外，剩下的钱全部支援给路遥。“林达也很有才气，为了路遥，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曹谷溪补充道，后来在路遥去世后，一些人对林达颇有微词，曹谷溪并不赞同，他认为林达作为一个妻子，是非常合格的。

1978年元月25日，在延川，路遥和林达举行了婚礼，海波说当时县里很多人都参加了那场简朴但大场面的婚礼，他也作为来宾发了言。林达的同学邢仪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林达穿了深紫红色棉袄罩衫，路遥穿件略显宽大的蓝布制服，有些土气，但精神焕发。

1979年11月，女儿路远出生了，她是路遥三十而立之年最好的礼物，也是路遥与林达爱情修成的正果，名字分别从父母的笔名中取了一个字。经年后，路远改名为路茗茗。

两个世界

陕西的文学土壤，深厚，肥沃，路遥最喜欢的还是柳青和他的《创业史》，甚至路遥将该书细读过七遍，也曾为柳青未能最终完成这部巨著而叹息。对于身故二十余年的路遥而言，曹谷溪则说，路遥仅有的42岁生命非常短暂，但单从整个文学创作上看，他是个完整的作家。

路遥用他的世界给世人留下了另一个平凡的世界，一段完整的人生。

在路遥庞大的家族中，他是惟一一个在省城西安，“公门”内的后生。作为长子，他似乎该责无旁贷地担起为弟弟妹妹操心谋事的重任。在众多弟妹中，最成器的是三弟王天乐，高中毕业，在农村做了一年民办教师便外出谋事。因为路遥7岁便被过继到了大伯家，而且与三弟年龄差距较大，他与这个弟弟总共也就见过两三次面，话也没说过几句。后来，王天乐给路遥写了封长信，作为大哥，见到最有思想的弟弟身处窘境，路遥哭了，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帮助王天乐。此时的王天乐，正在延安揽工背石头。

路遥因事回延安，他开始四处寻找王天乐，终于在一处工地找到蓬头垢面落魄至极的三弟。这是兄弟俩第一次倾心长谈，三天三夜没睡觉，在路遥住的宾馆里，两人一共住了15天，这应该是兄弟俩最亲密的时光了。

给王天乐谋事，路遥自然又求助于他称为“文学活动家”的曹谷溪，几次三番写信希望能够帮助王天乐招工到煤矿，能脱离“农门”。当时的背景是，大型煤矿很少在农村招工，即便招，王天乐的户口也是在属于榆林的清涧县而没有在延安地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借助实权人物，路遥把目标锁定在时任延安县委书记张史杰身上。经过曹谷溪和张史杰等人的努力，最终王天乐被招到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当采煤工人。此后，路遥又先后把王天乐调至《延安报》和《陕西日报》做记者。

王天乐的经历给了路遥创作中篇小说《人生》提供了灵感。在《路遥传》中，作者梁向阳写道，路遥因弟弟的命运而触动，由此而深入思考中国广大农民的出路问题。以至于把主人公置于“城乡交叉地带”着力表现他们作为奋斗者的命运的写法一直贯穿到《平凡的世界》写作当中。

在生活中，海波最看不惯路遥的一点——惯孩子。“他对女儿到了溺爱的地步，有一个阶段我还在延安，他给我写信要捎带的东西都是小孩的食物，后来装修房子也按照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的要求。”海波说的这一点，也是其他朋友对路遥的评价，作为一个父亲，他爱女如痴。在海波面前，路遥为此辩解的理由是，自己受遍了苦，不能让孩子再受苦。

路遥把自己的苦也写进了小说之中，《在苦难的日子里》就被看做是带有路遥自传色彩的作品。虽然路遥提过，《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是从王天乐的原型中脱胎而来，但是其中也插入了自己的经历和心理活动。海波告诉记者，他们在延川中学时，农家子弟的日子过得相当苦。路遥是“上灶生”，需要向学校伙房缴粮缴菜钱，每顿饭分为甲乙丙三等，甲菜有菜有肉，乙菜和甲菜一样就是没有肉，丙菜几乎是清水煮菜。主食也正如孙少平在学校吃到的那样，分为白面馍、黄面馍、黑面馍，被学生们戏称为“欧洲、亚洲和非洲”。和孙少平一样，路遥主要吃黑面馍，甚至有时候连丙菜也吃不起，要靠关系好的同学你拼我凑。

对于同样上过学，而且高中毕业的弟弟王天乐而言，恐怕贫穷带给他的学生时光也比路遥那时好不了多少。王天乐曾经在黑暗的矿井里奋斗，这一经历也为他帮助路遥在煤矿体验生活和写作提供了现实条件。在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他在陈家山煤矿进行创作，就是在铜川矿务局当了4年矿工的弟弟一手安排的。此后，王天乐在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几年中，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和“后勤部长”。

路遥也会深深陷入他自己营造的“世界”，有一次，他给王天乐打电话，哭了，对方吓了一跳，结果路遥只一句：“田晓霞死了。”而田晓霞是路遥钟爱的女性形象，伴随着情节发展，他必须让田晓霞在《平凡的世界》中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对于《人生》中的巧珍，路遥也让她心爱的恋人高加林移情别恋。在很多文学评论家看来，路遥文学世界中的女性与他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女人是相互映射的。

对此，曹谷溪说，路遥是非常喜欢女孩子的。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也能感知这一点。巧珍是传统的中国女性，隐忍，忍辱负重，极具牺牲精神。田晓霞则是具有现代女性的特征，有点北京知青的影子。曹伯植告诉记者，在路遥年轻时，就有一位当地姑娘爱着路遥，就像巧珍对高加林那样，“地里的活都有我去干，你什么也不要管”。和高加林一样，路遥没有接受。而田晓霞活泼、灵气、大方似乎有着路遥初恋恋人和妻子林达的特点。

六年，路遥带着他的《平凡的世界》终于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给路遥带来了极大声誉。文学的世界建立起了王国，而现实的婚姻世界却面临坍塌。不过在海波回忆起来，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和朝九晚五的林达确实总在时间上错位。海波去路遥家，林达忙完了家务，已经带着孩子去上学了，路遥还躺在书房里的一张单人床上，经常是连被窝都没出。

路遥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1992年8月，他特意回了趟延安，抱病为出版《路遥文集》而奔走筹款。曹谷溪起初不赞成一个作家在四十岁的黄金年龄就出文集，而是应该再等等，不过在路遥过世后，曹谷溪感慨万千，幸亏路遥的坚持，否则这又将是一件憾事。11月17日，路遥走完了短暂的一生，因为肝硬化腹水在西安辞世。

但是肝硬化就像幽灵一样，尾随着路遥的家人，他的弟弟王卫军、王天乐都因肝病病逝，那个最后守在路遥病榻前的弟弟王天笑也患上了同样的病。对于兄弟亲情，有人说路遥看得很淡，但是，海波展示的一封路遥的信件，并将它印在《我所认识的路遥》封皮上：“在本质上说，我是个重情义的人，但由于我自己幻想多，具体的生活并不细……我爱所有的亲朋，但我自己的事太多，不能一一周全。上帝可以作证，我没有说谎。”

（《小康》记者张志对此文亦有贡献，本文参考厚夫《路遥传》，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