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社区传播研究

舒曼

摘要 在现代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双重困境，既无法回到农村又难以融入城市，他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问题。本文使用参与观察法、焦点小组访谈等质性研究的方法，研究了社区传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传播是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提升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但要注意消除社区传播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社区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同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已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关注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关心他们的生存处境，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当前中国和谐社会的重大议题。当前社会学、心理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多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视角来探讨城市融入问题，如彭远春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方面研究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以此来破除身份认同的心理危机：王春光以社会认同为视角，围绕身份认同等问题展开研究，探讨社会融入的标准。袁靖华从符号资本的视角来研究大众传媒的符号救济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这些探索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迪。本研究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社区传播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视角，研究社区大众传媒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具体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后来到城市务工的青年，同时也包括从小随父母在城市长大的子女到达就业年龄的青年群体。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有一部分人是离开故土从农村走出来，尽管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种种不利困境仍努力融入城市；另一部分人尽管在城市中长大，但由于父母资源的劣势，普遍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城市中生活也缺乏优势，而对农村极为陌生，对农村处于实际的割裂状态，他们基本没有返回农村的可能，却又难以融入城市，从而饱受认同危机之苦。

本文选取南昌市高新区艾湖村作为调查对象，针对居住在艾湖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展开调查。艾湖村位于南昌市高新开发区，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较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地带。具有以下基本特点：一是艾湖村处于高新开发区，是典型的都市村，即城市中的农村，廉价的屋租，使得大量新生代农民工聚集，随着社区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居民的稳定性也已明显减弱；二是艾湖村地理位置较为优越，既有本村的村民，也有大量外来人员，为本村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但同时带来环卫、治安、计划生育等诸多社会问题；三是社区居民呈现了多元化的态势，居民的职业行为、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等存在较大差异，为社区融入带来一定的困难。

在这样的一个都市村，集聚了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是否能在城市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主动地适应社会的发展，社区传播对于他们融入社会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构建自我身份的过程，是如何通过社区大众传媒而发挥作用？本文试图通过田野调查来研究这一问题。

二、社区传播与身份认同

社区是国家和社会的接口，传播与社区有着天然的联系。传播学家施拉姆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communication）与‘社区（community）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这是“社区与传播”理论的渊源，诠释了社区传播连接着居民与社会，居民由此感知社会，社区是居民社会化的一个主要场域，在这个空间里人们日复一日生产和传播一些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从而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同一社区内的人们有着更亲密的情感联系和更频繁的交往互动。而社区传播承载着社区居民信息交流、情感维系、文化认同的功能。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接触传播，为社区居民注入人际交流的活力，从而社区对居民来说具有心理和情感认同作用，培养了集体意识和归属感。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社区传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Hollander & Stappers认为社区传播是一种公共传播，总体规模较小。诸如社区有线电视、社区电台、社区报纸，甚至邻里间的街谈巷议、公告栏都包括在内，诉求的对象是有限的。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受自媒体技术的渲染，社区传播具有更大范围的开放性，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等分众传媒工具的使用，社区传播已跨越时空的限制，打破了社区传统媒体格局。

假若我们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简单的农村，“我是谁”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但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特殊身份以及他们身处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既无法向上层社会流动，又无法避免受到现代社会影响，他们身份认同将是他们重要使命。“身份”的英文翻译一是强调自我身份的“identity”，另一是强调社会意义的“status”。强调自我身份的是自我认同，强调社会意义的一种归属感，是一种社会认同。故身份认同具有“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双重含义。按照传播心理学的基本思想，任何个体都将要面对两大基本使命，首先是自我认同，一个没有构建起自我认同的人，会对生活持怀疑的态度，既不了解自己的需要，也无法确定自我定位。常因为外界各种传播信息而动摇，有时会将自我寄托在一个并不存在的客体上，这样的生命是空洞的。二是社会认同，被社会所接纳及积极融入，作社会人的基本属性就是社会接纳。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一个自我认同高的人具有较高的幸福感，自然也容易被社会所接纳。情同此理，个体的自我认同是社会认同的前提和基础，社会认同为个体认同带来情感及价值意义。

三、研究方法与实施

本研究中，针对居住在南昌艾湖村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相关材料由研究者本人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等方法获得。在分析框架上，主要采用了社会心理学及传播学的思路，遵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从社区传播的整体视野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及身份认同等现象作为统筹性的研究。

社区传播的形式及传播内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是以研究者通过访谈的对文本形式进行解读，为了使相关信息保持一定的客观性，本研究尽量避免对信息作过分解读。

四、艾湖村的社区传播环境形态

艾湖村和其它村一样，具有丰富多彩的传播媒介，比如广告栏、宣传标语、横幅、墙报等传统宣传媒介。村委会有一个小型广场，是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会定期举办跳蚤市场、歌唱比赛、趣味运动会，居民们通过参与活动能加强邻里关系。人们常在这里一起嬉闹、玩乐，主要老年人和儿童为主，聚焦于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也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用于交流沟通的社区公共空间，在社区里互动的人际传播也凸现了它的独特力量，这样的空间使得居民们共同关心社区事务，传统的人际传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村里有一个报刊亭，出售各种时尚杂志，也有当地出版的报纸，主要有《江南都市报》《江西晨报》《信息日报》等，其中《江南都市报》销量最好，阅读率也最高，是南昌人阅读的主要报纸，它以综合性都市生活类为主，主要关注民生关心民众，受得大家的普遍欢迎。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层次较高，在社区传播方面有一些显著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的主体地位的改变。艾湖村现有两家规模较大的网吧，设备较好，网速很快，网吧里经常人满为患，多为年轻人。运用新的网络技术主动获取信息，这在社区传播中占有主导地位，网吧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休闲、娱乐、获取信息、交流的公共场所。传统的社区大众传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与挑战。小规模的传播形态，以自媒体为特征的传播形态正逐渐兴起。如QQ、飞信等一对一的聊天等方式进行个人信息的传播，网络既有知识类信息传播，又有网络人际传播模式下的自我认同。

在新媒体时代，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局限于有组织有技术的传播机构，而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信息的传播者[7]。现在智能手机极为普及，几乎人手一台，已成为一种重构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传播过程不再仅仅是由传播者至接收者间单向传播，新生代农民工还通过手机与人互动，通过微信、微话与人联系，这种共同参与的互动传播形态已成为社区传播的新动向。不再是孤立、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还有信息甄别及筛选能力，甚至还有人开通微博、微信，关注娱乐、社会新闻，这是他们与社会保持联系，获得愉悦情绪，并通过淘宝、当当网等购物网站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渠道。

五、社区传播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同的构建过程

（一）社区传播对新生代农民工认同是以心理投射为基础

研究者在调查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传播媒介存在投射效应，不同的个体对同样的媒介产生不同的心理及情感反应。“投射效应”是精神分析的一个经典的概念，个体只有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才能确定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这是身份认同的基础。将自己的看法投射到他者身上，这是自我认同的一种形式，简单来说是认为自己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他人也一定会有与自己相同的特性。如有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他们认为“安全是幸福的保障，治理隐患保障安全”的标语口号对他们带有一定污损性的传播语态；也有受访者对此不置可否，认为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职责。

首先，社会认同的本质为自我认同。居住在艾湖村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可避免地受到投射效应的影响，社区媒介所投射出来的需求、欲望与满足，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得到反应，这与他们的自我认同有着极大的关联。在社区传播模式下的自我认同，其实质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即当个体有强大的内在世界，拥有自信的人格状态，即能以更积极的方式来解读相关的媒介。在问到曾刊载于《江南都市报》的一篇文章《农民工抬车救人受表彰》的看法，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自我认同高的人表示，危难时刻救人是英勇壮举，如果他们在场也会这么做；还有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受访时对“农民工”这几个字的表述认为一定的标签效应，“我们农民工怎么啦？我们做得一点都不差”，这是一种过于自尊的表现，以此来表达这种社会刻意与他们保持距离的不满。

其次，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与真实生活环境有落差。与简单的乡村比，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居住人口，艾湖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大多是通过相应的媒介而获得，社区媒介所营造的环境并不是真实的环境，而是一种拟态环境。这种拟态环境看似真实，其实离真实还有很大的距离。以媒介消费为例，在报纸及电视中到处充斥着iphone6上市的广告，如“先进卓著、全然一体的创新设计”、“这一切，终而成就一款至大之作”等足以让人怦然心动。而“你还在为买不起而发愁吗？可选择分期付款！”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这样的广告没有什么防御力，如果同伴有人先期购买，选择购买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增大。在调查时他们的收入时发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具备购买高端手机的能力。

再次，自我保护性投射决定了社会认同。自我保护是维持自身平衡的一种防卫性本能，为抵抗现实环境或虚拟现实环境的潜在威胁而采用的手段。艾湖村到处充斥着数字显示屏、高科技LED、数字报纸、移动电视令人目不暇接，社区传媒因为互联网而发生着改变，社区传播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更具互动性。在采访时发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商家促销等广告采用防御性不屑一顾，即使广告单塞到他们手中，他们也往往随手一丢，说“这是骗人的”。在问到他们对反腐的看法时，有两类极端的意见，一是“大快人心，中央动真格了”，另一是“还不是做做样子？贪腐这么多，为什么不判他们死刑？！”可见，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因为自身境遇的不如意，而对社会及各种传媒持有怀疑的态度，力图依靠这种内部的自我保护性力量与外部环境进行对抗，以构成自我与社会的一种相处模式。

最后，社区传播所营造出的媒介镜象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欲望。社区传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激发人们向上动力。电视购物广告、商家促销、报纸宣传、商场门口的广播以全方位的方式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媒介也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了一个通过媒介了解社会的窗口，既全方位地满足了他们的娱乐、消费等需求，同时也让他们看到自己真实的状况与现实世界的差距，并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二）社区传播以“认知一情绪”感染为渠道对新生代农民工认同感产生作用

首先，媒介认知偏差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感。研究者发现，居住在艾湖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认同感缺乏稳定性，那是因为传媒环境对他们的影响。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介所呈现的信息总是反映出制造者的意图与愿望，任何个体都会有多个“局部客我”所组成，这就不可避免产生一定的认知偏差。这种认知偏差是受镜象效应的影响，犹如单反相机通过变焦摄相，当你成为焦点，其它就成为虚幻背景；相反，当背景被聚焦时，个体就转换为背景。当社区传播的活动内容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或传媒信息所反应的内容是他们所喜欢的，就会产生强烈的自我认同感。相反，则产生强烈的排斥感。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的交流对象都是局部的，再加上他们居住地缺乏一定的稳定性，他们相对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

其次，代际及群际影响决定了认知视角，并影响着认同感。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从横向上来看，在身份上有别于城市居民；从纵向来看，是年轻的一个特殊群体。这样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具有代际及群际的差异性。在研究时发现，社区传播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传媒活动，如举办的广场舞蹈、棋牌大赛，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用于交流沟通的社区公共空间，但在采访时发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这样的社区传播活动表示没兴趣，认为“太老套”、“这是老年人的活动”。也有受访者认为社区提供的报刊杂志是“专门给城里人看的”。而在社区里的网吧，聚集了许多年轻人，他们在工作闲暇之余，跑到这里来与人交流、休闲，网吧无意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心灵放松交流分享空间”，通过这个传媒空间，新生代农民工既可以进行在线分享，也可面对面的交流，从而产生自我认同感及对社区的归属感。

再次，媒介情绪感染会影响认同感。情绪感染原来是作为一种人际互动的心理现象而存在的，史占彪等学者曾用同感、移情、共感、替代内省、共鸣、社会敏锐性等概念来表示这种心理现象。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最近在各大媒介传播的反腐新闻，最受他们欢迎，“大快人心”、“看到新的希望”；在“马航失联”的媒介报道中，他们同样很“揪心、祈福”；在对日本的态度上，他们表示“愤概”“无奈”，在这样一些媒介事件中，新生代农民工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成为大家共同的情感经验。艾湖村曾就群众路线在社区的墙报上张贴办事流程等告示并公布了投诉电话。许多新生农民工作表示，这些举措“深得民心”，在情感归属上具有共融性和一致性。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区传播成为他们精神生活中的粘合剂，有效地促进自我认同感。在一些划时代的直播事件中，媒介总是吸引了数以千万的观众，把这些现实中的事件变成大家共同的感情经验。

（三）社区传播以文化为中介对新生代农民工认同感产生影响

杜威在谈到传播文化时强调，“在社区、传播、文化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联系，那就是文化，文化承载的各种文化记忆、集体意识、价值观念及精神情感”。生活在同一社区对生活目标、精神信仰等有着共同的理解和需求。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由人际关系、社会网络、象征符号、组织传播等文化深植在意识和行为中，最终在情感和信仰上对其产生归属感。换言之，身份认同是透过媒介通过文化对其影响的必经过程。

首先，文化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社区传播充分利用其与受众空间距离和心理体验的接近性的优势，更好地吸引广大受众参与互动，为不断丰富为民服务的内容并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公益活动以加强媒介与社区居民的联系，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和谐社区的建设，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如通过电视栏目组进入社区的各种活动，直接融入社区生活，直接参与和构成当地的社区传播，激发居民参与社区传播的意愿，增强对所属社区的心理和情感认同，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对社区居民而言，社区文化传播是一种稳定、持久的维系力量，让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经历的人对大家共同居住的区域产生认同感。

其次，文化营造了宽松的氛围能有效地缓冲焦虑感。在调查中发现，艾湖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离开故乡对城市向往却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的年轻人，在精神上普遍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信息及情感上的疏离感，对文化认同产生一定的危机。社区传播所承载的多样性文化，应为他们提供一种情感上的慰藉。在对报刊电视新闻个案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他们最喜欢看有关乡村的报道，这是一种乡村回归心态，可以支撑一个异乡游子的特殊的情感。这是一种共同的情感归属。在辛苦一天，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去网吧上网，看电视、看新闻以打发寂寥的时光，他们通过网络了解世界，既能有效缓冲焦虑，同时能有效弥合心理落差。

最后，多样性的社区传播文化既满足了精神需求，同时也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调查时研究者发现。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有断层的裂痕。各种媒介信息都难以对所有的背景信息做到全方位的解读，从而造成信息不对称，在现实中以偏概全所导致的错误认知。有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报刊电视了解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但他们没有搞清楚乌克兰局势为何紧张，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二是新生代农民工拥有较强的维权意识，这是他们保护自己权益一种方式，甚至会出现过度维权现象。通过媒介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对自己及身边的世界却知之甚少，尤其是对自身缺乏了解，缺乏对自我的反思，在调查时发现他们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却对现在的处境十分困惑。

结束语

社区传播正受互联网的影响，以互动性、数字化以及个人化的特点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传统的单向性的传播特点。社区传播应考虑到这些新趋势，开始思考如何开发和运用自己的网络平台完成了一种更为个性化的传播模式。同时，社区传播应与社区活动结合在一起，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心特点，将娱乐性、文化性、群体性于一体，将社区传播与社区归属感进行有效结合。社区传播还要遵循生态化传播模式，将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相结合，将线上传播与社区传播相促进，注重分众、定向、及时和互动传播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