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雄大——浅论汉代霍去病墓石雕艺术的形式美

时振营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710000）



深沉雄大——浅论汉代霍去病墓石雕艺术的形式美

时振营（陕西艺术职业学院710000）

摘要：汉代霍去病墓石雕作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代表，有着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其作品结合采用圆雕、浮雕、线雕等传统雕琢技法，通过简略而精准地雕琢，将主题作品表现得自由、洗练而厚重，既具有浪漫主义又充满着象征主义的深刻意味。霍去病墓石雕的深沉雄大、朴素传神，以及其精湛的雕刻技艺，使之成为中国雕塑史一座上伟大辉煌的艺术丰碑。

关键词：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深沉雄大；朴素传神；霍去病墓

一

继璀璨辉煌、百家争鸣的先秦文明之后，中华大地步入短暂而雄强的大秦帝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1自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先后灭六国，结束了自春秋开始五百多年群雄割据、礼崩乐坏的分裂政局，一统中原，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方略，令后世效仿承续，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大秦帝国。与之相类，这个时代的艺术也呈现出广博精深的形式美与审美意识。而作为秦帝国雕塑艺术的代表，细腻写实的秦兵马俑，以及那些气势磅礴的“军阵”，不仅展现出法家文化对这个时代的强烈影响，同时，它更意味着中华民族在摆脱原始宗教巫术的种种传统观念之后，将理性主义的文化——心理结构与审美思想发挥并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因着这一时代文化的心理诉求日趋极致，随之而来的炎汉王朝必然趋向宽柔的浪漫主义。当然，这与它丰厚灿烂的文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必然联系。“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2

二

汉承秦制，然而，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过程中，与冷漠理性的法家文化体系不同，儒家思想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核心。仁、智、礼、义、信成为时人处世之道的准则，更是两汉艺术的表现主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是政治举措的变革，更标志着社会文化和艺术审美由先秦的理性精神侵染、融合为南北合一的糅杂状态。同时，作为南中国楚文化的后继者，其艺术形态和样式依然保持着故土本色，洋溢着热烈粗放的情愫。中华文化是由多种地域文化融汇而成，其一是以炎黄二帝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其二是以太昊氏、少昊氏为代表的东夷文化；第三者便是以伏羲氏、女娲氏为代表的楚文化。楚文化中那些充满着幻想、神话、巫术观念（图腾崇拜）、奇兽异禽，与礼乐文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似乎有所相悖。然而，在中国文化心理——结构漫长的演进史中，正是因为远古图腾歌舞，巫术礼仪的不端完善和分化，导致了“礼、乐”系统的形成。较之秦代艺术对现实感的强烈追求，汉家天下似乎更偏重欢歌踊跃、激荡鲜活的审美追求。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是一个儒家教义、原始图腾、谶纬迷信共置一处的世界，充斥着混沌而丰富的艺术想象和表现。时过境迁，当我们面对这些汉代文化艺术遗存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更能感受到其中如火烈烈的生命力。

三

在汉代诸多艺术样式中，朴素而传神的石雕艺术以其简括凝练的形态向世人诉说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厚重、气势和古拙。“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那些陵前墓上的大型石雕默然静立，承载着人们对神仙世界的迷恋以及对“永恒”虚无缥缈的追求。陵墓雕塑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想、审美样式和卓尔不凡的雕刻技术。它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中国古代厚葬之风盛行故应运而生。贯穿中国传统葬俗文化的核心便是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与表现。早在史前时代，原始文化信仰中普遍存在着“万物有灵论”，即认为天下万物皆有灵魂或自然精神。发展至两汉时期，人们对生存空间的理解发生了重要的变革，自商人重鬼、周人信天以来，出现了所谓的“天界、人间、冥界”之分，标志着继先秦文明之后的人性的进一步觉醒。人的地位堪与天比，人们不再唯唯诺诺地紧随天意，开始大胆地追求“天”的具体存在、意象和象征，即满是羽人、飞黄的仙神世界。随着这类思想逐渐根深蒂固，甚至融入风土民俗，地面陵墓石雕成为通往死后仙界不可或缺的仪卫。

陵墓地面石雕的发展随陵寝制度的完善而逐渐走向完备。“先秦只是零星出现，秦代渐有雏形，至西汉制度化，东汉最后完善并成为定制”3。在汉代陵墓地面石雕中，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文化艺术遗存当属霍去病墓石雕。霍去病是西汉武帝时期功勋卓著的武将，据称，其“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4因此，汉武帝“为冢象祁连山”，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骠骑大将军。较之秦朝或西汉同期的陵墓石雕，霍去病的纪念性独特鲜明，不同于镇墓、辟邪、升仙、乘骑、祈求等纯粹的墓葬功用，有着非常浓重的现实意味。

“姚氏案……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5，这些石雕动物、猛兽和竖石组合，即象征着所谓的“山”。《说文》中有：“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也”。“为冢象祁连山”的组合赋予霍去病墓一种自然而为的天然气象，摆脱了传统陵园造型固有的人为模式。它由最初辟邪压胜的意义转而突现墓主人的生前环境，既营造了一个与逝者相关的人间世界，同时，也是通向神仙世界不可或缺的路径。在这里，“山”的建构既是生者对墓主人卓越功绩的纪念，充分表现出“慎终追远”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这种将自然而为的形式与原始时期的露天岩画颇为类今，都表现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审美理念。

四

霍去病墓石雕属于主题性雕塑，分为以纪念性为主的“马踏匈奴”石雕，以及作为陪衬主题石雕的其余作品。作为重要的纪念性石雕，雕匠们并没有采取传统的表现手法，即以写实性人物塑造的形式，将一位能令“匈奴震怖”的骠骑大将军展现于世人面前。反之，“马踏匈奴”以一匹形态轩昂、英姿勃发的战马作为表现主题。与骏马相关的雕塑作品贯彻着整个中国古代美术史。秦汉时期，作为主要战力之一的战马，频繁的战事令它们的多寡或优劣成为一个国家强盛或衰弱的象征。西汉初年，因昔日白登之围加之匈奴对边境屡次滋扰，初登帝位的汉武帝在与匈奴对峙的状态中由最初的求和逐渐走向强势。因此，这匹战马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日趋强盛的西汉国威和军威。它的凛然不动、从容自若然宛如指挥军阵的武将，与腹下狼狈不堪的匈奴士兵形成鲜明对比。

匈奴士兵手执弓箭，做仰面状，神情微妙，既充满了无奈的乞怜，同时，似又做着垂死挣扎。两者一静一动，象征性地表现了大获全胜的汉军以及颓然垂败的匈奴部众。雕匠们通过微妙的神态变化，将一仰一俯的胜败双方的心理状态凸显地生灵活现。在雕刻技法方面，“马踏匈奴”石雕与其他作品不同，并没有受到原石形态的拘束，而是依据所要表现的主题对其进行加工和雕刻。但是，对于整体性的强调使之与其他作品在雕刻风格上保持了“以天合天”的一致性。

“以天合天”出自《庄子•达生》，即“以主观构思的形象（人之‘天’）与自然界存在材料的原始形态（自然之‘天’）相结合”6。这一思想即我们所熟知的“既雕既琢，复归于璞”。第二类陪衬性主题石雕即采用这一表现手法，在尊重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构思、创作和加工。这与商代“俏色玉雕”的琢刻有着易曲同之妙。“卧虎”利用石料长圆形的天然形态，略加雕琢，加之石料的天然纹理，略施线刻，即成为一头体态饱满、皮毛柔软光泽的卧虎。“蟾蜍”仅在口部、鼻部、眼部略加琢刻，甚至忽略线刻，以其整块的石雕效果令这件作品看上去浑然天成，绝少人为琢刻之感，堪称奇诡。除此之外，尚有“卧马”“卧牛”等十余件手法相类的作品，均以保持石料原始形态为基准，而后因势取舍，采取大块（面）刻凿的形式，突出动物强健的体势和整体的动态感。

这种大胆夸张的表现形式，既保持了岩石天然的形态美，又富于汉代雕刻艺术言简意赅、丰富自由的意象美。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过：“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此之气魄在于它予以观者更为广博宽厚的视觉和想象空间；更在于它并未刻意地依着某一造型规律，忠实而或略显呆板地塑造物象，而是将人们心中曾经鲜活的人、物，不施脂粉地轻描淡写，同时却涌动着充满活力的生气，一如生时那般巍然挺立。

注释：

1.曹寅，彭定求等编著.《全唐诗》.中华书局出版，1999年1月第一版.

2.李泽厚.《美的历程》.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7月第一版.

3.王朝闻总主编.《中国美术史·秦汉卷》.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出版，2000年12月第一版.

4.班固编撰.《汉书·匈奴传·六十四》.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8月第一版.

5.司马迁编著.《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11月第一版.

6.王朝闻总主编.《中国美术史·秦汉卷》.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出版，2000年12月第一版.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7月第一版.

[2]王朝闻总主编.《中国美术史》.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出版，2000年12月第一版.

[3]司马迁编著.《史记》.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11月第一版.

[4]班固编撰.《汉书》.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8月第一版.